《史记·王朝历史的兴衰循环·殷本纪》鉴赏

导语：

《殷本纪》乃司马迁依据《尚书》、《诗经》等材料而撰写的一部以有商之先公先王为纲目的简明商代史。“殷”是周后之人对有商的称呼，商人则自名为“商”，这在殷墟卜辞中有大量的证据。直至春秋时期，作为商之苗裔的宋国，在其《玄鸟》、《长发》、《殷武》等庙堂诗作中，依旧保留“商”之称谓。今之学界，则往往将盘庚迁殷至帝辛灭国的那段历史时期，称之为“殷”或“殷商”，“殷”也就成了晚商的代称。

商部族起源甚古，其发祥地目前尚有争议，但以东方说最为流行。该部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大体是在今河南、山东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商族的始祖为契，大致与虞舜、夏禹同时，据说是其母简狄外出洗浴之时误食燕子卵而怀孕分娩的，故生来便负有神圣之天命，即《诗经·商颂》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玄鸟》)、“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长发》)。大约到了公元前17、16世纪之际，商部族经过十四代的经营，逐渐强盛，在其首领商汤的率领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并最终取代有夏，建都于亳，而成汤也就成了商王朝的开国之君。

商族甚好迁徙，古称“荡析离居”、“不常厥邑”(《尚书·盘庚》)。以成汤为界，有“前八后五”之说，曾先后在今河南郑州、偃师、安阳洹水之北等地建立王都。大概在公元前14世纪末或13世纪初，商王盘庚又将都城迁至今安阳小屯一带，史称“盘庚迁殷”。自是以降，直至商纣灭国，前后二百五十多年间，“更不徙都”，算是彻底安顿了下来，并创造出璀璨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

有商一代，凡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历时近六百年(《左传·宣公三年》)，其中成汤建国、盘庚迁殷、武丁中兴与商纣灭国，乃商代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司马迁作《殷本纪》，便是紧抓这些关键点而展开的。而成汤立国与商纣覆灭又可谓是重中之重，也是太史公浓墨重彩重点勾画之处，成汤与商纣，均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今人赏析《殷本纪》，亦不妨自此入手。

选文：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①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②，五品不训^③，汝为司徒而敬敷^④五教，五教在^⑤宽^⑥。”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⑦于百姓，百姓以平^⑧。

契卒，子昭明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自契至汤八迁^⑨。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⑩。”伊尹曰：“明⁽¹¹⁾哉! 言能听，道乃进。君⁽¹²⁾国子⁽¹³⁾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¹⁴⁾命，予大罚殛⁽¹⁵⁾之，无有攸⁽¹⁶⁾赦。”

……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¹⁷⁾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¹⁸⁾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¹⁹⁾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王之事。汤举⁽²⁰⁾任⁽²¹⁾以国政。伊尹去⁽²²⁾汤适⁽²³⁾夏。既丑⁽²⁴⁾有夏，复归于亳。

……

汤出，见野张⁽²⁵⁾网四面，祝⁽²⁶⁾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²⁷⁾之矣!”乃去⁽²⁸⁾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²⁹⁾矣，及⁽³⁰⁾禽兽。”

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³¹⁾伐桀。汤曰：“格⁽³²⁾女⁽³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³⁴⁾台⁽³⁵⁾小子⁽³⁶⁾敢行举⁽³⁷⁾乱，有夏多罪，予维⁽³⁸⁾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³⁹⁾。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⁴⁰⁾我众，舍我啬事⁽⁴¹⁾而割⁽⁴²⁾政。’女其曰：‘有罪，其柰⁽⁴³⁾何?’夏王率止⁽⁴⁴⁾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 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⁴⁵⁾，今朕必往。尔尚⁽⁴⁶⁾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⁴⁷⁾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⁴⁸⁾僇⁽⁴⁹⁾女，无有攸⁽⁵⁰⁾赦。”以告令师，作《汤誓》。于是汤曰“吾甚⁽⁵¹⁾武”，号曰武王。

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⁵²⁾。于是诸侯毕⁽⁵³⁾服，汤乃践⁽⁵⁴⁾天子位，平定海内。

……

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帝纣资⁽⁵⁵⁾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⁵⁶⁾猛兽;知⁽⁵⁷⁾足以距⁽⁵⁸⁾谏，言足以饰⁽⁵⁹⁾非;矜⁽⁶⁰⁾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⁶¹⁾己之下。好酒淫乐，嬖⁽⁶²⁾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⁶³⁾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⁶⁴⁾收狗马奇物，充仞⁽⁶⁵⁾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⁶⁶⁾于鬼神。大冣⁽⁶⁷⁾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⁶⁸⁾肉为林，使男女倮⁽⁶⁹⁾，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百姓怨望⁽⁷⁰⁾而诸侯有畔⁽⁷¹⁾者，于是纣乃重刑辟⁽⁷²⁾，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⁷³⁾淫，纣怒，杀之，而醢⁽⁷⁴⁾九侯。鄂侯争⁽⁷⁵⁾之强，辨⁽⁷⁶⁾之疾，并脯⁽⁷⁷⁾鄂侯。西伯昌闻之，窃⁽⁷⁸⁾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⁷⁹⁾。

西伯归，乃阴⁽⁸⁰⁾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⁸¹⁾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⁸²⁾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⁸³⁾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⁸⁴⁾知天性，不迪⁽⁸⁵⁾率⁽⁸⁶⁾典。今我民罔⁽⁸⁷⁾不欲丧，曰‘天曷⁽⁸⁸⁾不降威，大命胡⁽⁸⁹⁾不至’? 今王其柰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⁹⁰⁾。”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⁹¹⁾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⁹²⁾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⁹³⁾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大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⁹⁴⁾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⁹⁵⁾。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

……

〔注释〕 ①佐：帮助。②亲：和睦。③训：通“顺”，和顺。④敷：施行。⑤在：决定于。⑥宽：宽容。⑦著：显露。⑧平：生活安定。⑨迁：迁移。⑩不：同“否”。(11)明：圣明。(12)君：统治。(13)子：爱护。(14)敬：严肃对待。(15)殛：诛杀。(16)攸：所。(17)奸：通“干”，求见。(18)滋味：烹饪。(19)反：同“返”。(20)举：选拔。(21)任：委任。(22)去：离开。(23)适：到。(24)丑：认为丑恶。(25)张：设置。(26)祝：祝祷。(27)尽：全部(捕获)。(28)去：撤去。(29)至：极致。(30)及：涉及。(31)遂：顺势。(32)格：来。(33)女：同“汝”。(34)匪：通“非”。(35)台：我。(36)小子：自谦之称。(37)举：发动。(38)维：因为。(39)正：通“征”，征伐。(40)恤：怜惜。(41)啬事：“啬”通“穑”。泛指农事。(42)割：通“害”，损害。(43)柰：同“奈”。(44)止：阻止。(45)兹：此。(46)尚：希望。(47)理：通“赉”，赏赐。(48)帑：没为奴隶。(49)僇：通“戮”，处死。(50)攸：所。(51)甚：非常。(52)报：报告。(53)毕：全都。(54)践：登上。(55)资：禀赋。(56)格：击打。(57)知：同“智”。(58)距：通“拒”，拒绝。(59)饰：掩饰。(60)矜：夸耀。(61)出：超过。(62)嬖：溺爱。(63)实：充实。(64)益：增加。(65)充仞：充斥。(66)慢：怠慢。(67)冣：同“聚”。(68)县：通“悬”。(69)倮：通“裸”。(70)望：埋怨。(71)畔：通“叛”。(72)辟：法。(73)憙：同“喜”。(74)醢(hǎi)：把人剁成肉酱。(75)争：争辩。(76)辨：通“辩”，辩解。(77)脯：把人制成肉干。(78)窃：暗地里。(79)疏：疏远。(80)阴：秘密地。(81)咎：追究过错。(82)讫：终止。(83)相：帮助。(84)虞：忧虑。(85)迪：实践。(86)率：遵循。(87)罔：没有。(88)曷：何。(89)胡：为什么。(90)争：通“诤”，规劝。(91)详：通“佯”，假装。(92)距：通“拒”，抵抗。(93)衣：穿上。(94)表：表彰。(95)说：通“悦”，高兴。

鉴赏：

历史的演变，国家的兴衰，是社会内在合力的具体表征。但不可否认的是，处于权力中心的历史关键人物，其个人力量也不容忽视，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具有较大的影响。旧时代的史家，通常将民心向背问题视为政治成败得失之关键，“得民心者得天下”，也就成了一句妇孺皆知的政治箴言。而民心依附与否，则要看当政者是否德才兼备，能否身体力行。所以，“家天下”体制下的君王，其个人的道德言行便成了旧史家关注与热议的焦点。《殷本纪》中所体现的史观，大体不离于斯。这是时代局限所致，今人不必苛求。

从为政的角度讲，《殷本纪》中的成汤，无疑是成功的典范，其人有德有才有谋略，且能把握时势，堪称完美。具体说来，共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德治国，体恤民情。与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不同，成汤体恤民情，提出“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的主张，即把民情视为国家治理与否的镜子。成汤征讨夏桀的主要理由是有夏多罪。他所讲的罪，便是“夏王率止众力”，“有众率怠不和”，民怨鼎沸。成汤在灭夏之后，作有《汤诰》一篇，其主旨就是告诫统治阶层，要勤力于百姓之事，须“有功于民”，不可“作乱百姓”。可见，成汤始终将民放在为政的首位。所以，成汤才能够“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管子·轻重甲篇》)，完成定天下的大业。而这一以民情为核心的“成汤之德”，也就成了后世不断强调与颂扬的一个亮点。

第二，知人善用，任贤使能。借用伊尹的话就是“为善者皆在王官”，而伊尹与仲虺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汤死后，此二人对稳定商王朝之政局，居功至伟。尤其是伊尹，负顾命之责，辅佐幼主，安定天下，最终得入王朝祀典，享受王室的隆重祭祀，其事迹则为后世所传颂。

第三，讲求谋略，善于把握时机。成汤灭夏，事实上是一个以弱胜强的典范。在这个过程中，讲求谋略，把握时机成了成汤手中的一把利器。夏自孔甲始，便已是“夏德日衰”，当时的友国开始陆续叛夏，到了夏桀之时，这种趋势愈发严重。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夏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未曾改变。而成汤为了取代有夏的共主位置，恩威并施。他利用田猎，让其他众邦国体察到自己已是“德及禽兽”，是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附的君主，以达到兵不血刃而瓦解有夏同盟力量的目的。而对于夏的死党如葛伯之类，则借机各个击破，最终扭转夏商之间的实力对比。此外，成汤还善于利用民众情绪与宗教力量。夏桀暴虐成性，民怨鼎沸，发出“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的绝望之声，成汤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这种情绪，从而一举击破夏王朝。在征讨之前，成汤又利用民智未开而求神设教，借助上帝的力量，号称自己是代天行伐，并非犯上作乱，其言辞甚有蛊惑性。

《殷本纪》中，与成汤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商纣。以今日之眼光看，商纣身死国灭，成为天下之笑谈，实乃咎由自取，大势所趋，而商周之间国力的消长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殷商中晚期，有商的国力在逐步衰退，《国语·周语下》记载：“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祖甲)乱之，七世而陨。”也就是说，经过武丁中兴之后，有商之国势已是江河日下。尤其是帝乙、帝辛时期，商人把军事上的用力方向从西北移至东南，几乎是倾其全力以对付东方夷族之叛乱，无暇西顾，只能用羁縻的手段笼络周族，这在殷墟卜辞及传世文献中均有大量的记载。而对东夷穷兵黩武的结果是：国内国力耗尽，民心涣散，即所谓“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在国际舞台上则是众多友邦纷纷脱离“天下共主”——商的控制，转而与蒸蒸日上的周族联盟，致使地处西北一隅的“小邦周”于文王时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之强国，具备了入主中原取代有商的实力，为武王于牧野一举克商积攒了足够的力量。后人总结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甚是在理。

此外，自商晚期以来，有商的贵族阶层，好事鬼神，钟鸣鼎食，极其奢华之能事，消耗在青铜礼器与祭祀上的资费不知其数，对王朝国力之损耗恐怕也是无法估量的。而且，更为要命的是，殷人好饮成风，《尚书·微子》记微子尝有“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的议论，而周人甚至把贵族酗酒看作是殷商灭亡的主因，如大盂鼎铭文记康王之言曰：“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殷之所以丧师灭国，是因为边地的诸侯与王朝百官均酗酒成性。再如，周初《尚书·酒诰》之主旨，也是讲要以殷人好酒为戒，与大盂鼎铭文同。此外，从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看，殷商大小墓葬中的随葬品，以酒器觚爵组合为核心，亦充分证实殷人好饮成性。《殷本纪》说商纣“好酒淫乐”、“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其实就是当时贵族奢靡生活的一个缩影。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商纣的个人品行确实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国策上的种种失误，亦与此有关。商纣其人史称孔武有力，天资聪颖，但骄横自大，自视过高。太史公说他“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甚为深刻。他不顾时势，急于集权，对王族贵胄排挤迫害，废商容，“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论语·微子》)，种种行径，使人寒心。而对崇侯虎、费仲、恶来等异族谗佞之臣，则委以重任，任其胡作非为。周武王在《尚书·牧誓》斥之曰：“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殆不诬也。商纣为人，甚为暴虐，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而观其心，为炮格之刑以威慑民众，如此种种，令人发指。而且，商纣还好声色犬马，周人正是巧妙利用他的这一弱点，贿赂以美女、奇物与良马，达到营救文王西归的目的。不可思议的是，此后商纣还赏赐给文王弓矢斧钺，予其代天子征伐的权力，最终导致西面的耆国为周人所灭，失去了可靠的屏障。这恐怕是商纣政治策略上的最大失误之一。而当社稷岌岌可危之时，商纣又将国家与自身的命运完全寄托于虚无缥缈的上天，竟然还在讲“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以拒谏而饰非。此与其祖上成汤“言能听，道乃进”的谦逊美德相比，有着霄壤之别。说商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恐怕是言过其实了。或许可以这样总结，商纣是一个智商较高而情商极低的怪胎，他与善于韬光养晦、捕捉时机的文、武二王的政治博弈，必然将以失败告终，有商亡于此人之手，实乃天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