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一代女主的政治博弈·吕太后本纪》鉴赏
选文:
吕太后者,高祖微①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②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③,常从上之④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⑤见上,益疏⑥。如意立为赵王后,几⑦代太子者数⑧矣,赖大臣争⑨之,及留侯策⑩,太子得毋废。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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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使者三反(11),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12)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征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13)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14)。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15)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酖饮(16)之。犂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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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惠)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17)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18)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强计。太后说(19),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为帝,谒(20)高庙。元年,号令一出太后。
太后称制(21),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22)曰‘非刘氏而王(23),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24)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喋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25)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26)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王陵无以应之。十一月,太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王陵遂病免(27)归。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28)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乃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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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30)为有身(31),取美人子名(32)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闻而患(33)之,恐其为乱,乃幽(34)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太后曰:“凡有天下治为万民命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惛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35)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顿首言:“皇太后为天下齐民(36)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群臣顿首奉诏。”帝废位,太后幽杀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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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37)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吕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38)。”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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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微:卑贱。②类:相似。③幸:受宠。④之:到。⑤希:同“稀”。⑥疏:疏远。⑦几:几乎。⑧数:多次。⑨争:劝阻。⑩策:谋划。(11)反:通“返”。(12)窃:私下。(13)挟:携带。(14)间:空隙。(15)蚤:通“早”。(16)饮:使喝下。(17)泣:眼泪。(18)拜:封官。(19)说:通“悦”。(20)谒:拜谒。(21)称制:代行皇权。(22)盟:盟誓。(23)王:称王。(24)让:责备。(25)从:通“纵”。(26)全:保全。(27)免:辞职。(28)故:原本。(29)渐:做铺垫。(30)详:通“佯”,假装。(31)身:身孕。(32)名:占有。(33)患:担忧。(34)幽:幽禁。(35)属:通“嘱”托付。(36)齐民:平民。(37)军:统领。(38)制:控制。
鉴赏:
吕后(前241—前180),名雉,字娥姁。汉高祖的开国皇后,史称高后。《史记》于《高祖本纪》后置《吕太后本纪》,而以惠帝朝事附入(《汉书》高后、惠帝分《纪》)。《史记》、《汉书》为吕后立《纪》,后世议论纷纭(如刘勰、黄东发即反对为“女帝”立《纪》)。盖惠帝君道不行,政出吕后;二少帝年幼,吕后临朝称制,立《纪》只是纪实,“本纪者记其政之自出”乃《史记》之义例。故郑樵《通志》说:“若吕后之《纪》不立,则八年正朔所系何朝,”又说,“不察实义,徒事虚言,史家之大患也。”
《吕太后本纪》的第一段文字所记述的是吕戚之争。直至今日讲述这段历史的,大都由于同情戚姬最后的悲惨遭遇,而忽略了吕戚之争的实际与性质,这里太史公只用了126个字即已昭示了的是:事端启于戚姬,吕后起初只是应对地卫嫡,即被动地进行了一场卫护嫡子刘盈(惠帝)储位的保卫战。此后,依靠张良、叔孙通等开国功臣的辅助才度过惠帝储位及她自己后位的危机。
汉朝是有制度的。废立太子须通过大臣朝议,毕竟不是吕、戚两个女人之间的私人斗争。在这场废立的博弈中,功臣大臣们相继谏争,反对废立。他们认为“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所以要维护推翻暴秦而建立起来的正常的国家政治秩序。他们肯定“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不会行暴秦之道;也认同吕后是与刘邦“攻苦食啖”共同打天下的开国皇后,所以多谏争。而戚姬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以色受幸的宠妃。所以汾阴侯、中尉周昌入奏撞见刘邦拥抱戚姬,直言刘邦是“桀纣之主”。
吕后懂得卫嫡护储须依靠大臣们的鼎助。但大臣们的谏争并没有使刘邦真正打消废立的念想,吕后恐慌了,不知所措,经人提醒,即差次兄建成侯吕释之强请杜门辟谷疗病中的留侯张良出助,张良遂为之谋划。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扶病亲征英布,张良趁机请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自己则被刘邦委命行太子少傅事。次年,刘邦东征归,病更厉害,愈欲易太子。张良谏,可刘邦这次打定了主意不从谏。太子太傅叔孙通抚剑将自杀,以“颈血污地”死谏,刘邦不得已,佯许之,内心还是想换太子。退朝燕宴,刘盈在侍。随从太子的四人皆须眉皓白的年过八十的老人,刘邦经问得知是他多年访求不得的高士“商山四皓”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这才看清了太子受到天下拥护的形势,无奈地放弃了“废嫡而立少”的打算。“四皓”卫嫡,用的就是张良之计。太史公称刘邦终不能易太子,靠的就是留侯所招的“四皓”。故惠帝在四皓原隐居地立“四皓”碑与祠。制度挡住了皇帝的个人意志,皇权扭转不了天下大势。吕后依靠功侯大臣,功侯大臣依靠制度,依靠人多势众,依靠强谏、死谏、巧谏,终于取得了卫嫡护储的成功。
照理,惠帝即位,吕后位尊皇太后,完全可以高抬贵手,以德报怨,以使宫廷祥和。可惜,难解的深怨、狭隘的心胸和复仇心切,扭曲了吕后的心灵,将已成为过去的卫嫡之争过度延伸、无端拉长,衍成了个人泄私愤的残酷斗争和恶毒迫害。太史公具象地触目惊心地白描了宫廷斗争的残酷性: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十二月,吕后用尽心计,伺惠帝晨出,鸩杀赵王如意;又斩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灌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手段之残忍恶毒,连惠帝亦实在惨不忍睹,使人对吕后言“此非人所为”,以致掩盖了她推行惠帝除秦苛法、宽仁治国的惠民德政,留下了千古恶名。
《史记》以后至今,无论传统史学,还是近现代史学,吕后都是被否定的历史负面人物,其主要根据之一,也就是被谴责得最多的,是残虐戚姬。吕、戚之争有其复杂性,吕后名位既正,卫嫡自有其正当性,此所以能取得大臣们的支持;戚姬恃宠而有非分之想,摇动国本,不能不说亦是自招其祸。吕后错在卫嫡成功后还要过度而极端地继续宫闱迫害,且手段残忍、暴力、血腥,以致扩大化至“杀隐幽友”。
残虐戚姬确实是后宫残杀的典型事件,按现代政治和法律的观点,犯的是酷刑罪、一级谋杀罪,理该受到历史的谴责。可以说司马迁如此不惜笔墨、铺陈揭露,实际就是严厉的道德谴责,也是中国传统史学严如斧钺的历史谴责。它给出的启示有三:一,由实录惠帝所言“此非人所为”透出其所持的“人性史观”,这正是《史记》对吕后暴行揭露的道德底蕴与依据;二,表现了《史记》的一个史学通则,即对待政治人物罪恶过失的历史揭露与历史谴责“宜细不宜粗”,否则不成其为揭露与谴责,会走向历史遗忘与历史掩盖,那就不可能发挥《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拨乱反正”的“春秋道义”与历史镜鉴作用;三,宫廷人物的后宫表现与朝廷表现、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的私德与公德一同进入(“同入”)历史褒贬评价系统。道德存在乃人的基本存在。政治人物的罪恶过失本质上是其德行有亏的表现。德在私人领域的表现谓之私德,在公共领域的表现谓之公德。宫廷与皇室内部事务,大体相当于或较多“齐家”范围的私德空间,朝廷及国家政府“治国平天下”的公共事务则属公德表现范围。中国传统史学与传统政治的评价系统有着高度的相应性与一致性。这个“同入”原则背后的历史与政治意识是重视道德形象与道德建设,而私德于此有其相关性与重要性,如用今天的观点来诠释,消极的说法即是,政治人物由于其拥有公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身份,即使是私德有亏同样会影响公权力的公信度,甚至演化为公共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人物无隐私,皆当置于公评之下。史学评价亦公评之一。至于后宫人物的不当表现亦有可能影响朝廷政治,戚姬恃宠以图废立即是一例。一切政治人物的私德有亏皆在惩治贬黜之列与史学评议之中,帝王亦不能免。吕后残虐戚姬及“杀隐幽友”等暴行严格限制在宫廷与皇室内部,这就有较大成分的内部事务性与私德性。但不管怎么说,私德不应是评判政治人物的主要依据,政治人物的历史地位应主要以其公共领域的表现而定。对吕后的认识与评价,还必须看到其实际执政十五年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