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守业之路的引领者·刘敬叔孙通列传》鉴赏

导语：

《刘敬叔孙通列传》位于《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三十九篇，所记汉朝建国初期两位文臣的事迹。由其表面的叙述方式看，似乎更接近以事为统一类。所以明朝的唐顺之浏览了此篇，便说：“此等传似不为本人，但为汉叙事耳。”(《精选批点史记》卷五)但若只是为叙汉朝史事，何以不完全归入《高祖本纪》，却要另立刘敬、叔孙通二人的名目，来专门写一篇传记呢?以理学名家的唐顺之似乎没有想过。而如果我们细绎本传的文字，尤其注意一下叔孙通传记的前半部分，还颇费笔墨地叙写了主人公在秦末及楚汉相争之际东奔西颠的辛苦经历，就可以了解，司马迁在这篇列传里真正关注的，还是人，而不单是事。

选文：

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①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②。娄敬脱挽^③辂，衣^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⑤。”虞将军欲与之鲜^⑥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⑦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已而^⑧问娄敬，娄敬说曰：“陛下都^⑨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且夫秦地被^⑩山带⁽¹¹⁾河，四塞以为固，卒⁽¹²⁾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¹³⁾也。因秦之故，资⁽¹⁴⁾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¹⁵⁾秦之故地，此亦扼⁽¹⁵⁾天下之亢⁽¹⁷⁾而拊⁽¹⁸⁾其背也。”

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¹⁹⁾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²⁰⁾，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于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拜⁽²¹⁾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汉七年，韩王信反⁽²²⁾，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²³⁾匈奴。匈奴匿⁽²⁴⁾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²⁵⁾畜。使者十辈⁽²⁶⁾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²⁷⁾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²⁸⁾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²⁹⁾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 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³⁰⁾吾军。”械系⁽³¹⁾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³²⁾，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³³⁾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³⁴⁾，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³⁵⁾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³⁶⁾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³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³⁸⁾，安⁽³⁹⁾敢有反者! 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⁴⁰⁾捕论⁽⁴¹⁾，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⁴²⁾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⁴³⁾言。诸言盗者皆罢⁽⁴⁴⁾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⁴⁵⁾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⁴⁶⁾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⁴⁷⁾不脱于虎口!”……及⁽⁴⁸⁾项梁之⁽⁴⁹⁾薛，叔孙通从⁽⁵⁰⁾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⁵¹⁾长沙，叔孙通留事⁽⁵²⁾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⁵³⁾从汉。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⁵⁴⁾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⁵⁵⁾之。叔孙通……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⁵⁶⁾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⁵⁷⁾文者也。……臣愿颇⁽⁵⁸⁾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⁵⁹⁾知，度⁽⁶⁰⁾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⁶¹⁾，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⁶²⁾真鄙⁽⁶³⁾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⁶⁴⁾，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⁶⁵⁾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⁶⁶⁾，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⁶⁷⁾，诸侯群臣皆朝十月。……竟朝置酒，无敢讙⁽⁶⁸⁾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⁶⁹⁾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

太史公曰：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 夫高祖起微细⁽⁷⁰⁾，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⁷¹⁾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⁷²⁾邪!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⁷³⁾，道固委蛇⁽⁷⁴⁾”，盖谓是乎?

〔注释〕 ①戍：守卫。②焉：那里。③挽：拉牵。④衣：穿上。⑤便事：国家当前应做之事。⑥鲜：鲜亮的。⑦易：更改。⑧已而：不久。⑨都：建都。⑩被：覆盖。(11)带：环绕。(12)卒：通“猝”，突然。(13)具：具备。(14)资：凭借，利用。(15)案：巡视。(16)扼：抓住。(17)亢：要害。(18)拊：拍击。(19)疑：犹豫。(20)便：方便。(21)拜：授予官职。(22)反：背叛。(23)使：出使。(24)匿：隐藏。(25)羸：瘦弱。(26)辈：通“倍”。(27)矜：夸耀。(28)逾：越过。(29)业：已经。(30)沮：(使)颓丧。(31)系：缚。(32)征：征召。(33)起：起事。(34)将：兴兵聚众。(35)作：(脸色)改变。(36)铄：熔化。(37)具：完备。(38)辐辏：人心集中。(39)安：如何。(40)今：马上。(41)论：定罪。(42)案：依照。(43)宜：适合。(44)罢：免罪。(45)反：同“返”。(46)谀：奉承。(47)几：几乎。(48)及：等到。(49)之：到。(50)从：跟随。(51)徙：迁移。(52)事：辅佐。(53)竟：最终。(54)憎：厌恶。(55)患：担忧。(56)起：制定。(57)节：礼节。(58)颇：略微。(59)易：容易。(60)度：考虑。(61)起：治愈。(62)若：你们。(63)鄙：迂腐。(64)西：向西行。(65)习：练习。(66)肄：操练。(67)成：完成。(68)讙：喧哗。(69)拜：封官。(70)微细：低贱。(71)尽：达到极致。(72)专：独断专行。(73)诎：通“曲”。(74)委蛇：同“逶迤”。

鉴赏：

山东汉子刘敬本名娄敬，其在汉代最具历史意义的事功，一是劝还在临时首都洛阳举棋不定的最高领袖刘邦迁都长安，一是通过白登之围让刘邦认识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洞见。而前者尤其为人称道。因为他以讲历史故事的方式，让汉高祖明白，周之所以能在洛阳定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国家已经完全稳定、进入和平年代之后才成就的事业。相比之下，草创期的汉朝并不具备与周代盛世相比附的实力，因此都城的选择，还是应该看重地缘因素，最好迁都秦故都一带的关中。由于分析透彻，加上高祖的军师、留侯张良的支持，所以尽管一帮来自山东六国的臣僚竭力反对，汉高祖最后还是选择了迁都长安。娄敬也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进言，而被刘邦赐姓刘氏，从此更名为刘敬。

与敢说敢当的刘敬相比，本传的另一位主人公叔孙通，则要复杂许多。

司马迁介绍叔孙通，首先讲的，是叔孙氏的一件往事——当面阿谀奉承秦二世。而叔孙氏之所以要面谀当朝皇帝，乃因他发现，当时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但秦二世为了一己的颜面，不愿承认在其治下有人敢于反叛。所以叔孙通就顺着二世的心思，送去一摞“明主在上”之类的高帽子，睁眼说瞎话，称陈胜辈不过是一群小盗贼小打小闹，让郡县守尉“捕论”也就是捕捉论罪就行了，根本不必担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叔孙通为了使自己赶紧“脱于虎口”，而大幅度地淡化这次起义的严重程度，无意中倒为反秦势力的迅速扩大规模帮了一个大忙，结果自然是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叔孙通一生最重要的业绩，是在刘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率领一帮儒生，设计了一套新的适合汉代君臣的朝会仪礼制度。正是这套新的礼制，既约束了在新生的汉朝廷里任职而尚不知规矩的众大臣，又让汉高祖切实地体验了作为万人之上的帝王的尊贵。

为了实施其制作新仪礼的目标，叔孙氏先把仪礼重新界定为“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就是按照时代和人的感情的变化，来节制人们言行的一种方式。然后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这方案的关键，不是其中古代礼仪与秦代礼仪的比重多寡与逻辑联系，而是那个“杂”字。即“杂就”，合适就好。

今天我们读叔孙通制礼这一段，感到最意味深长的，是其中的“鲁两生”故事。当叔孙通为选拔合适的制礼工作人员，专程前往孔孟的故乡——鲁国旧地时，有两位当地儒生断然拒绝应征，当面痛斥他前后换了将近十位主子，都是靠当面奉承主子而得富贵，并指出目前匆忙改制礼乐，既无现实条件，也不合古制。这“鲁两生”显然是想要以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对风头正健的叔孙通以严重的羞辱，并把他从正统的儒生系统中清除出去。不想叔孙通早就与时俱进，反过来嘲笑两位鲁生真是“鄙儒”。而更有意思的是，汉代以后的传统文学中，颇有以“鲁两生”为题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中一部分，承叔孙通当年之意，贬斥两鲁生不识时务;而另一部分，则反叔孙通之说而行，赞颂两鲁生的不失气节。现实的情形，则是到传统中国社会后期，叔孙通和两鲁生，已经成为秉持两种针锋相对人生态度的知识分子的象征，前者不惜以否定旧我的方式与时俱进，后者则坚持不与世俗潮流相起伏，在与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的交织纠缠中，两者各不相让，互相轻视，至今犹然。

司马迁对于个人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是十分看重的。所以他在本篇最后的“太史公曰”里，首先引了《慎子》的话：“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以此表达任何历史性事件的出现都会有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个体智慧的参与这一颇易被人忽略的事实。

不过同样传写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司马迁对待刘敬与叔孙通，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刘敬的事功，尤其是建议定都关中，在司马迁看来，无疑是“建万世之安”;而叔孙通的“与时变化”，也就是迎合潮流，审度时务，在司马迁看去，其个人的业绩自然辉煌——最后成了汉代儒学的一代宗师，但取得这一业绩的方式，似乎难免有点让人觉得不堪。但他最后用了《老子》里的“大直若诎，道固委蛇”八个字，为叔孙通的行为化解了一点内在的紧张与道德压力。老子的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最正直刚强的人，做事总好像是胆小屈服的，而实际上万物之道，本来就是那么曲曲折折的。不过说实话，司马迁引此语，到底是在赞赏叔孙通，还是借题发挥，为自己的忍辱著述张本，那是谁也说不清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