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杂家思想的双璧》精解

2.杂家思想的双璧

“杂家”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韩长孺列传》,说“(韩长孺)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杂”本来是“聚”的意思,“杂家”即指汇集诸家,但又不是简单的汇集总钞,而是有一定的思想统摄,因此杂家与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具有对等的地位。

杂家明确为学派之称,始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后汉书·张衡传》说“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九流之中,杂家居一。那什么是杂家学派?我们且来看看几部经典的目录书定义。《汉书·艺文志》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隋书·经籍志》说:“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四库全书总目》说:“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说:“夫杂者会也,盖先以道德为标的,既定纲纪品式,乃博采九流,网罗百氏,纳于检格之中,实能综合方术之长,以成道术,非徒以钞内群言为务者也。”所谓“杂家”,就是以道家为统摄,集儒、墨、名、法诸家思想所长,汇合诸家、融为一体的学说。

杂家能否成为专门的学派,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认为杂家是独立的学说,如徐刚《论先秦诸子的分派问题》说:“杂家的杂,不是杂乱的混合,而是折中调和的意思,虽然来源于不同思想的学者,却可以熔铸成一种独立的学说。”另一种意见是不同意杂家为独立学说,查太爻《诸子研究》“杂之义为集,为合,为聚,为会,故班氏言杂家兼儒墨,合名法。而杂家书之最着者如《吕氏春秋》及《淮南子》内外篇,又皆门下食客所合作,是大抵杂家之学系众手杂纂而成于一人,即集合诸家而不偏于一说,家以杂名,义盖在此。然杂之为训,亦有驳杂不纯之义,古人着书,必抱一定之宗旨,贯彻初终,而后是成一家之言,若杂则非家,家则不杂,岂有驳杂不纯之学而可以名家行乎?”根本上在于怎样理解杂家学者对既往思想和材料的加工。王锦民《古学经子》说:“杂家对先秦学术的总结,自《吕氏春秋》为一总结,《淮南子》又一总结,经此总结,诸子学中比较重要的思想,尽被吸收到杂家一部着作中,诸子各家由此失去别家分传的价值。”

吕不韦像

《吕氏春秋》是最早的杂家着作。根据钱穆的考证,《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七年。当时秦国独盛,六国孱弱,大一统的形势日渐明朗。政治上的趋于统一对学术提出了新的需要,融合诸家学说的杂家之学应运而生,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经历了秦末大乱,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战争中胜出,又大肆诛除功臣,稳定了统治。文景之时,统治者大力提倡休养生息,黄老思想因此占据统治地位。《淮南子》成书于景帝之世,面对着走向盛世的汉帝国,因此采撷百家之长而融合成一大杂家之书。

战国秦宫殿遗址出土瓦当拓片

(王世昌:《陕西古代砖瓦图典》,三秦出版社,2004年)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既是杂家学派代表作,又俱属于黄老道家之作。《吕氏春秋》的中心思想,胡适《读〈吕氏春秋〉》说“在《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几篇里发挥的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可以叫做贵生重己主义”,贵生重己是黄老思想的重要内容;《淮南子》的《原道训》,通篇发挥老子之道,《俶真训》是关于得道的真人,《道应训》简直是《老子》的注解。

关于黄老与杂家的关系,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黄老就是杂家,有的说杂家乃黄老学说之集大成者,有的说杂家即黄老属于新道家,这些属于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如章太炎《国学讲演录》说:“杂家集他人之长,以为己有,《吕览》是已;此在后代,即《群书治要》之比,再扩充之,则《图书集成》亦是也。”傅斯年《所谓“杂家”》进一步说:“《吕氏》《淮南》两书,自身都没有什么内含价值,然因其为‘类书’,保存了不少的早年材料,所以现在至可贵。犹之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自身都是无价值的,其价值在其保存材料。”即认为杂家不过是抄袭诸家而成书,没有独立的思想和价值。

将黄老与杂家等同的观点,应该起源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描述。《论六家要旨》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汉书·艺文志》载:“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无所归心。”但是有学者指出:“杂家着作虽多含黄老之说,且因较为晚出而所论转精,但杂家究以‘杂’为特点,与黄老之道家仍有本质不同。故论黄老必须取资于杂家,但绝不可径以杂家为黄老。”(高新华:《战国至汉初的黄老思想研究》,北京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他的主要依据是:

一是《史记》《汉书》未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归为黄老或道家,尤其司马迁生当汉初,了解黄老之学的盛况,如果是典型着作,不能不加以揭示。司马迁和班固熟悉两书,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提及《吕氏春秋》称“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列传》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着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因此有学者认为杂是“集”的意思,“杂家的‘杂’是集合、聚集之意,而不是‘杂乱’”。(马庆洲:《淮南子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二是杂家中有不合黄老之义的内容。黄老思想是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的,融汇诸家而为我所用,而杂家更多起到的是汇聚作用,在思想方面并不具体系。比如对阴阳四时的处理,黄老思想家的代表《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顺应四时或因循天地自然,与礼义等级、刑名法术融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如《经法·四度》载:“日月星辰之期,四时之度,[动静]之立(位),内外之处,天之稽也。高下不敝(蔽)其刑(形),美亚(恶)不匿其清(情),地之稽也。君臣不失其立(位),士不失其处,任能毋过其所长,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十大经·姓争》载:“夫天地之道,寒涅(热)燥湿,不能并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居则有法,动作循名,其事若易成。”《管子·内业》载:“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而《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和《淮南子》的《时则训》,多与《礼记·月令》相似,体现的是阴阳家的“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的特点,这正是黄老学说所极力批判的。因此在思想上,“《吕氏春秋》《淮南子》对阴阳家的理论是整体吸纳,并非取其长而弃其短”。而在思维方式上,黄老学说是“因阴阳之大顺”,提倡顺应自然规律,而杂家认为阴阳影响人的行为,自然规律因人事而变,有“天人感应”的意旨。如《吕氏春秋·应同篇》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见祥乎下民”,《淮南子·天文训》的“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等。总之黄老思想吸收了各家的长处而又注意抛弃其短处,因而能将各家思想熔铸一炉,成为自身的有机组成成分;而杂家虽也集合众家,但或者未能避其短,或有熔而未化,因此呈现出一定的驳杂性特征。

三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在思想呈现上的复杂性导致其归属莫衷一是。如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仅仅体现的是黄老思想,学者很容易根据具体的论述,寻找到前后一致、一以贯之的思想,但实际上,学者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思想聚讼纷纭,不主一家显而易见。关于《淮南子》,高诱《叙》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其义也着,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认为《淮南子》是以老学正宗自居的,王叔岷《〈淮南子〉与〈庄子〉》则认为《淮南子》更近于庄子,虽则明引《庄子》处仅见于《道应训》,但暗用及发明庄义之处极多,竟达220余条。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也认为《淮南子》有强烈批判现实的倾向,强调“耳目聪明、五脏安宁、气志闲静、精神内守等属于个人的自由和超越”,也多出自老庄。如此《淮南子》与老、庄关系密切,而老庄一派与黄老一派判然有别,说《淮南子》是黄老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难以成立。关于《吕氏春秋》,葛兆光指出“思想框架的基本依据是战国时代一直被反复思索的‘天道’‘世道’和‘人道’之间的同源同构互感关系,这依据其实来自此前甚为流行的黄老之学”,已显示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思想的差别。至于高诱主道家说,四库馆臣主儒家说,卢文弨主墨家说,陈奇猷以十二纪的结构归为阴阳家说,更是言人人殊,这都是由书的驳杂性质决定的。

先秦各家虽然互相辩论,如庄子和惠子的濠上之辩,孟子对陈相的穷追不舍,但各家的思想从来不是壁垒分明、非此即彼的,儒家孔子曾问学老子,《论语》也吸收《老子》的思想,名家可追至墨子的“三表法”,法家取道家“南面之术”,荀子言虚静则同于老庄,但每一家之所以成立,正在于它们有突出的主张,如儒家主张仁义、墨家主张兼爱非攻、法家强调法术势等。稷下学派的杂家特征也是如此,如《管子》综合百家,重心却在道家和法家。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体现了百家之学的大争鸣与小争鸣,《吕氏春秋》的时代,国家尚未统一,思想自由迸发,掀起了一次大争鸣的热潮。自秦王朝被推翻后,汉初出现了学术流派小争鸣的热闹场面,董仲舒对汉武帝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董仲舒与司马谈同时,所提及的情况也是司马谈亲历的。《淮南子》一书的杂家特色,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状况。面临新的统一局面,不同的学派都力图从自己的立场论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司马谈的六家分类,就是对当时正在争鸣的百家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