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疑点的忽略和谋反的增饰

刘安谋反的史实，最重要的依据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汉书·淮南王传》的记载也比较详细，但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对比后发现班固基本是因袭司马迁。当然《汉书》在汉武帝之前的部分，以《史记》为写作基础，这是史书编撰的通例；而《汉书》秉持正统的儒家观念，文辞典雅精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远较《史记》流行。因此说班固的因袭进一步坐实了刘安的罪名，毕竟同是汉家天下，班固没有为刘安翻案的动机和愿望。但对比《史记》和《汉书》的淮南王传记，我们仍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重新思考刘安谋反的真相。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说“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汉书·淮南王传》说“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则伍被之名已被移除。其后《史记》中一段伍被参与谋议劝淮南王勿反的记录也被《汉书》一概删削，另一则谏书置于《汉书·伍被传》，实际上作为淮南王谋反案的主要供词方伍被的作用被削弱。伍被是刘安谋反的参与者和证人，对他的弱化实际上抽掉了刘安案的根基，后来的史学家没有追究这个细节，但这是值得仔细考量的细节。葛洪《神仙传》说“雷被诬告安谋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与登仙，即日升天”，葛洪误将伍被当作雷被，作为道教人物，赞赏刘安引接道术之士，因此很是同情刘安的遭遇，称他不是被诛杀，而是放弃世间纷争，升天成仙了。

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校区汉墓壁画中的羽人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5期）

东汉开始，学者逐渐将刘安谋反与神仙黄白之术联系起来。最早反映这种关系的是王充的《论衡》，其中《道虚》说：

案淮南王刘安，孝武皇帝之时也。父长以罪迁蜀严道，至雍道死。安嗣为王，恨父徙死，怀反逆之心，招会术人，欲为大事。伍被之属，充满殿堂，作道术之书，发奇怪之文，合景乱首，《八公之传》，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状。道终不成，效验不立，乃与伍被谋为反事，事觉自杀。或言诛死。诛死自杀，同一实也。世见其书，深冥奇怪；又观《八公之传》，似若有效，则传称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实也。

《论衡·书解》引“儒者言”称“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王充说刘安招揽术士，作道术之书，目的是以奇术在叛乱中取胜，这是新的说法。究其原因，王充为了强调道术导致祸害，强行将刘安迷信道术和叛乱灭族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因果关系。东汉末年的应劭在《风俗通义》中也进一步证成此说，《正失》载“俗说：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鸿宝》《苑秘》、枕中之书，铸成黄白，白日飞天”。这俗说已不符合史书记载，刘安善于养士，所招致的虽有“方伎怪迂之人”，但主要是“天下俊杰之士”，这里却突出方术之士，显然有故意偷换概念的嫌疑。应劭补充道：

《汉书》：“淮南王安，天资辨博，善为文辞，孝武以诸父属，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黄白之事，财殚力屈，无能成获，乃谋叛逆，剋皇帝玺，丞相、将军、大夫已下印，汉使符节、法冠。赵王彭祖、列侯让等议曰：‘安废法，行邪僻，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背叛宗庙。《春秋》无将，将而必诛。安罪重于将，反形已定，图书印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丞相弘、廷尉汤以闻。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安自杀，太子诸所与谋皆诛，夷国除为九江郡。亲伏白刃，与众弃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养士，或颇漏亡，耻其如此，因饰诈说，后人吠声，遂传形耳。

应劭认为刘安沉湎于修道和炼丹之事，导致财尽力穷，故而谋为反逆，将谋反的动机归于经济的拮据，却是前此没有提过的，属于应劭的创造，反映了谋反传闻不断增饰的痕迹。

扬州广陵王墓漆画中的云气异兽

刘安的谋反还与江淮的风俗相关，这个观点最早由班固提出，他说“其群臣宾客，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迁死感激安”，突出了江淮地域风气对群臣谋反的作用。东晋伏滔（公元317？-396年）善于发现地域、风俗对人物的影响，他与习凿齿《论青楚人物》备列青州才德之士，其在《正淮论》中第一次从地域、风俗的角度讨论了刘安的谋反情况。

伏滔认为包括刘安在内的淮南诸王多有谋反野心，与此地地理、风俗有关。《正淮论》上篇首先回顾历史说：“淮南者，三代扬州之分也。当春秋时，吴、楚、陈、蔡之舆地，战国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县，是为九江。刘项之际，号曰东楚。爰自战国至于晋之中兴，六百有余年，保淮南者九姓，称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祸溢于世，而终莫戒焉。其天时欤？地势欤？人事欤？何丧乱之若是也！试商较而论之。”六百多年，九姓为主，十一人谋叛，从而引出淮地的地理情况：“夫悬象着明，而休徵表于列宿；山河衿带，而地险彰于丘陵；治乱推移，而兴亡见于人事。由此而观，则兼也必矣。昔妖星出于东南而弱楚以亡，飞孛横于天汉而刘安诛绝，近则火星晨见而王凌首谋，长彗宵映而母丘袭乱。斯则表乎天时也。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薮泽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此则系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然而仁义之化不渐，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屡多亡国也。”按照伏滔的说法，淮地有交通之便利，物产富饶，而风俗尚力，人多彪悍，崇尚诈伪，习于战争，因此仁义不行，刑法无用，人思为乱，故多亡国。

伏滔评价两任淮南王刘长和刘安父子道“刘长支庶，奄王大国，承丧乱之余，御新化之俗，无德而宠，欲极祸发。王安内怀先父之憾，外眩奸臣之说，招引宾客，沉溺数术，藉二世之资，恃戈甲之盛，屈强江淮之上，西向而图宗国，言未绝口，身嗣俱灭”，认为淮南王刘长的疆域和宠幸不是出于功劳和德行，来源既不正，失去也迅速，而刘安既不满父亲的命运、又被奸臣术士所蛊惑，妄图凭借经济实力和军队强盛来谋求做皇帝，导致了亡国覆家的结局；又说“二王遘逆，宠之之过也”，认为刘长、刘安的谋反，在于文、景、武帝宠之太过，因此总结道“本其所因，考其成迹，皆宠盛祸淫，福过灾生，而制之不渐，积之有由也”，认为宠幸并非好事，积微成着便成了灾祸的来源。

伏滔是晋人，身处革代之后，评价会更加客观，对于刘长和刘安的谋反，他说“长、安之谋，虽兵未交于山东，祸未遍于天下，而驰说之士与阖境之人，幽囚诛放者，亦已众矣”，认为虽然没有具体的行动，但是他们得罪的人也多，伏滔虽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也隐含着谋反是被人诬陷的意味。

但伏滔过于强调地域的民风影响，却没有注意到刘安的仁义政策及对百姓的爱护，地理决定论的视野虽然新颖，但也失之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