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的作者究竟是谁？
《淮南子》的作者，历来被认为是淮南王刘安，《要略》是全书的序言，说“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论”，“刘氏之书”即刘安的着作，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后来刘安还献书给汉武帝，当时的人并未提出任何的质疑。因此，《淮南子》的作者本来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但随着近代以来着作权意识的增强，认为真正执笔的才是作者，人们开始尝试探讨，认为《淮南子》是刘安的门客集体编撰的看法占据了上风。那么这些门客有哪些人呢？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用《淮南要略》说：“养士数千，高才者八人：苏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晋昌，号曰八公。”东汉的高诱明确指出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这八个人中，史书有记载的是左吴、毛被和雷被三人，但都没有提到编写《淮南子》的事情，因此《淮南子》的具体撰写和任务分工，也就难以弄清楚了。现在习惯上认为《淮南子》的作者是刘安及其宾客。现代的观念注重实际的着作权人，但在古代却不是这样，将《淮南子》的作者说成是刘安，这是古代着书的通例。秦汉时门客是主人的依附，主人得志时就为之效力，失意时则作鸟兽散，《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武安侯田蚡受到宠幸，“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因此座主和门客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主人提供食禄，门客贡献文字，只是一场温情脉脉的交易。刘安是诸侯王，他利用淮南王的尊崇地位和丰富的物质财富，接纳宾客、蓄养士人，这是战国末期直到西汉初年的通行做法。
战国时期，士人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这主要得益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学在私门。在孔子之前，一切学问都在王官，孔子开创了私人授学的先例，建立了民间学问传授的传统。二是士的地位提升。随着学问的下移，普通人也能通过读书成为“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聪慧者，能够凭借才华为诸侯国任用，张仪做了秦朝宰相，苏秦佩六国相印，他们能左右诸侯国的命运，“所在国重，所在国除”，士人地位的提升和价值的日益重要，使他们发出了“士贵耳，王者不贵”的口号。三是兼并战争中各国竞相笼络人才。战国末期，涌现出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他们是诸侯国王室贵族，对当时的政局影响甚大。
秦国虽然没有权力独大、影响政局的公子，却有宰相吕不韦。吕不韦是战国后期的大商贾，在赵国邯郸遇到落魄的秦公子子楚，认为“奇货可居”，因此深相结交，并为之出谋划策，又将自己的美人献给子楚，据说当时美人已有身孕，因此传说嬴政其实是吕不韦的儿子。吕不韦通过讨好没有子嗣的华阳夫人，使子楚取得了嗣君的位置。子楚当权后是为秦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三年后庄襄王去世，嬴政即位，尊吕不韦为“仲父”。这一次的政治投机，使他成为天下商人身份转型最成功的案例。
汉“讲经图”画像砖
（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吕不韦仿照“战国四公子”，结交宾客，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并让门人编撰了一部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的着作，包括了古往今来天地万物的道理，故称《吕氏春秋》，是当时天下即将大一统的写照。吕不韦很重视这本书，具有非凡的自信，将之刊布咸阳城门，上面悬挂一千金的赏金，若有人能增删一字，即赏以千金，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实际上，这是一次成功的营销，迅速地扩大了该书的影响力。
西安东郊韩森冢（传秦庄襄王陵）旧影
（［法］谢阁兰摄于1914年）
吕不韦招揽门客着书而成《吕氏春秋》，首开风气，后来刘安组织门客编《淮南子》，即是仿照吕不韦的故事，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也都属于这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