鰕䱇游潢潦，不知江海流。 燕雀戏藩柴， 安识鸿鹄游！ 世士此诚明，大德固无俦。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讐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汎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

曹植才高八斗，钟嵘称他之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诗品》)，评价是极高的了。不过他自己，却鄙薄“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而志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建功立业方面(《与杨德祖书》)。 《鰕䱇篇》正是诗人抒发烈烈壮怀的明志之作，大约写于魏明帝太和二、三年间。

太和二年(228年)，诗人曾上书明帝，慷慨陈辞，不愿做“禽息鸟视，终于白首”的“圈牢之养物(家畜)”，而愿“乘危蹑险，骋舟奋骊”，参与讨伐东吴之大业(《求自试表》)。但这一宏愿，既不为明帝所理解，更遭到“朝士”所嗤笑。诗人满怀悲愤之情，故此诗开篇， 即勃发一股怫郁不平之气：“鰕䱇游潢潦，不知江海流。 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鰕为小鱼，䱇为黄鳝， 都是在小水坑(潢)、淤水中(潦)苟延残喘之辈。正如宋玉《对楚王问》所说，它们又岂能与“朝发昆仑之墟，暴鬐(鳍)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大泽)”的大鲲，“比量”翻转江海的气概呢？至于“燕雀”，常嬉戏于篱笆之间，穿掠于房檐之下。亦如当年揭竿而起的陈胜所说，又“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这四句以比兴化用典故，铺排而下，揭出世俗之徒眼界之渺小；并以鲲鱼、鸿鹄自况，抒写翻转江海、遨游天地的壮志。对照鲜明，具有极大的气势。后六句即承此而下，进一步说明：世之有识之士，正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效鲲鱼、鸿鹄之志，以成就无与匹比的大德、大业。正如驾车升登于五岳之巅，再俯看天下之山，简直就如小丘小陵一样。然而，世上之人，大多图谋于势位利禄，汲汲奔波于仕宦之途。使诗人于高岳“俯观”之际，生出无限慨叹。“驾言登五岳”二句，化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表现其志凌绝顶以远瞻世界的胸怀，给人以壮阔雄伟的气象。

以上两层多用典故和比兴，表现诗人与势利之辈眼界、胸怀之不同。自“讐高念皇家”以下，便转入对诗人志向内涵的直接披露。“讐高念皇家”句，宋刊本《曹子建文集》作“高念翼皇家”，正与下句“远怀柔九州”相俪成文。诗人大声宣布：我的崇高意愿，就是要辅翼“皇家”之社稷；深远的思虑，更在于安定天下九州。在《求自试表》中，诗人曾深切感慨于“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而为之“寝不安席，食不遑味”。急切希望明帝“下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即使“身分蜀境，悬首吴阙”，亦在所不顾。正可与此二句相互发明。诗人“捐躯济难”之情切，已到了难以阻遏的地步。他仰天抚剑，剑身便发出雷霆之声；纵横挥刺，剑光中便浮腾勇猛之气。《庄子·说剑篇》曰：“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诗中运用此典，将诗人杀敌报国之雄心，化为“抚剑而(如)雷音，猛气纵横浮”的豪迈动作。一位烈烈多气的壮士形象，便以英挺之姿从诗中腾跃而出！可叹的是，诗人纵然心比天高，却身世飘零，无所展其怀抱。这些年只能在浚仪(今河南开封北)、雍丘(今河南杞县)间往返流徙。而那些混迹朝廷的凡庸之辈，却还在为势利“嗷嗷”相争。想到这一切，诗人胸中便塞满了忧愤。终于在诗之结尾，发出一声慨然长啸：“汎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这是慷慨高歌中突发的变徵之音，与诗之开篇的勃郁之气遥相呼应，表达了诗人不遇知音、壮志难酬的多少愤懑和悲怆。

《鰕䱇篇》本为诗人拟乐府《长歌行》之作。 从古诗“长歌正激烈”可知，它的曲调该是激烈悲壮、动人心魄的。本诗的风格，正与此调相合。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较多运用比兴，而这类比兴，又是化用历史典故。 这便产生了既蕴藉深沉、又生动形象的双重效果。 诸如鰕䱇、燕雀之喻，登岳、抚剑之说，本出于宋玉《对楚王问》、《史记·陈涉世家》、孔子登泰山之语和《庄子·说剑篇》。这些典故，在先贤那里，原就是作为比方出现的；其间，已融注了他们的许多壮怀和豪情。诗人运用这些典故，借昔贤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便使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感奋交融起来，造出了一种千古同慨的悲壮之境。读者于其中听到的，就不仅仅是曹植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来无数“壮士”的共同呼喊了。这就是本诗抒情艺术之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