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霑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据《文选》上说，张衡目睹东汉朝政日坏，天下凋敝，而自己虽有济世之志，希望能以其才能报效君主，却又忧惧群小用谗，因而郁郁，遂作《四愁诗》以泻情怀，诗中以美人比君子，以珍宝比仁义，以“水深”等比小人(后人又补充说：“泰山”等乃喻明君，“梁父”等乃喻小人)，皆准于屈原之遗义。古人的说法，若无明确的证据，是不宜随意否定的，因此，虽然也有以《四愁诗》为情诗的说法，但今天我们还是应当审慎从事，以视本诗作寓有寄托者为妥。
但是，《四愁诗》的情调实在太风流婉转了，以至于若把那恼人的、“载道”味儿甚浓的寄托说撇开，单把它看成一首情意执着真挚的情诗，确实也全无不可。且张平子若胸中没有一段漪旎情思，只是个徒哓哓于忠君爱民的人，又安得出此锦绣词章？是以下文笔法全如鉴赏情诗，虽属笔者冒昧，但想亦不致辱没平子。钟情美人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笔者这么写，窃谓得平子遗意矣，当否则读者自有目。《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人思慕的美人，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人，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成一段落，诗人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人言之益深，亦令人读而感慨益深。“我”是单恋于美人么？否，否，那美人却也与“我”有过一段风流时光。就像屈原与怀王有过“曰黄昏以为期”的约定一样，也像汉顺帝曾拜平子为侍中、向他垂询过“天下所疾恶者”一样，那美人也曾情意绵绵，将环把上黄金错络的佩刀，赠与“我”作定情之物。“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古人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诗人仿佛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何情重一至于此，然而读者却该早已明白、抑且早已为诗人的深心而感慨良深了吧？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玕美石的美人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人飘飖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人出没于雁门关塞之外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人的奔走将至于千、至于万，诗人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读者诸君，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人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何人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读者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人动容，其句式也极引人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因此，今天我们认定《四愁诗》是典范化的七言诗的首块里程碑，怕也不算过甚其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