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运无停住，倏忽岁时过。巨石会当竭，芥子岂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闻荣启期，皓首发清歌？·布衣可暖身，谁论饰绫罗？·今世虽云乐，当奈后生何？·罪福良由己，宁云己恤他！
尽管杨苕华对竺僧度苦口婆心地规劝，但他去志已坚，决心皈依佛门，不再返俗。他的心志完全表现在这首答诗中。
诗的前六句即是针对苕华赠诗的上半而发的。“机运”二句阐发了佛家“诸行无常”的道理，它和“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构成佛教的基本理论“三法印”。佛家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即佛陀所谓“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因而无一物不处在迁转流变之中，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异、灭，世界有成、住、坏、空。万物不仅在某个阶段有种种变化，而且在刹那之间都有生灭，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念念无常”。因而在佛家看来，世间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流动中，瞬息即变。这一闪耀着辩证法火花的思想在佛家那里却成为论证人生之苦的悲观主义哲学，导向了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僧度正是藉此来说明无常的人生与世界无庸留恋与执着。以下四句所用的意象，巨石、芥子、川流，均来自苕华的赠诗。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针锋相对，直接破弃对方的“迷误”。但是在写法上又各自不同。写“巨石”则针对苕华所言之“叵消”而指明其“当竭”，直接提出对立的论点，破弃“恒常”的观念。写“芥子”则揭示其虽有无量之数却不能谓多，对同一事物作出不同的解释，破除人们常识中的有差别论，代之以相对主义的无差别境界，即僧肇所说：“不念内外诸法，行心平等”，“美恶齐观，履逆常顺，和光尘劳，愈晦愈明，斯可谓通达无碍，平等佛道乎！”(《维摩诘经注》)“良由”二句则从同一“川流”的意象引出不同的人生哲学。苕华从中得出时不我待、及时行乐的结论，而僧度则悟出万物流转不息、不可执着的佛理。
既然尘世无可留恋，最好的归宿就是隐遁。诗的后半针对苕华诗中提出的人生理想，表述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耐人寻味的是他并未照搬佛理，而是融入了更多的传统思想成分，这也是时代风气使然。他所标举的理想人物是古代高士荣启期。据刘向《说苑》所载(又见《列子》)，荣启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见之，问其何乐，他说：“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已得为人，是一乐也。人以男为贵，吾既已得为男，是为二乐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乐也。夫贫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终也。处常待终，当何忧乎？”由此可见，僧度的人生理想更多的是安贫乐道，顺天知命，随缘而适，率性逍遥。这是儒家与道家思想的混合物。《易》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我们从颜回、孔丘、老聃、庄周等人的身上都可找到这一人生哲学。它是传统的隐逸思想，而不是佛家的涅槃清静。僧度的这一人生思想证明，印度佛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在和传统思想的融合中实现的。不管人们如何吸收外来思想，总要将它嫁接到传统思想这棵大树上来，由以下的诗意更可见出这一特色。
“今世”以下四句揭示了这一人生思想的理论依据。原来诗人之所以舍弃现世生活的享乐，乃是为了获得来生的超度，他所依据的正是佛教的业报轮回之说。在原始佛教时期，佛陀就已提出“十二因缘”说，小乘佛教据此建立了“轮回”说。在十二因缘中，现在之果，必有过去之因，也势必会生将来之果。而诗人思想的直接渊源应是慧远的“报应论”。慧远是东晋时代力图融合儒佛的高僧，他的轮回学说就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因果报应理论。他在《三报论》中说：“经说业有三报：一日现报，二日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诗人顾念的正是这后生的报应，故要潜心修行，以求超脱轮回。在诗的最后，僧度表示获罪得福全看自己的所作所为，因而他考虑的只是自我的完善，其他一切均不足挂念！他就以此作为对苕华的坚决回绝。在他看来，后生的报应比后代的繁衍更为切要。僧度的上述思想与慧远的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原始佛教在“诸法无我”与“业报轮回”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按前者就要否定自我实体的存在，必然要导致否认灵魂不死，但后者又要求有一个承受业报轮回的主体。慧远为解决这一矛盾就明确提出“神不灭论”，这个神(灵魂)也就是轮回的主体，因而因果报应完全是自作自受，这就突出了受报的主体是作业者自身。故慧远说：“然则罪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尔。于夫主宰，复何功哉！”(《明报应论》)这也就是本诗“罪福良由己”之所本。而慧远的理论依据正是来自儒家思想。儒家虽然标榜“天命”，但人之祸福全系于个人的作为，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及《尚书》之“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逃)”，都是强调自我行为的决定意义，天只是起一种被动的“影响”作用，实际天成了一种虚拟之物。可见慧远在理论中排除天作为报应的主宰，是渊源有自的。
也许是由于僧度一心归向佛门，寂灭心性，故此诗的感情没有苕华的赠诗来得深挚，作为决绝之词，它更多地诉诸理性的辩论。但它又不是枯燥的说理，而是寓理念于形象之中，尤其是藉用赠诗的意象而翻出新意，更见巧思。它以质朴的文词表现对人生与宇宙的思考，显然受到佛经中偈颂的影响。这种平实的风格与深邃的思辨相结合的特色，在唐代梵志、寒山、拾得的诗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