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运虽鳞次，理化各有准。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爽籁警幽律，哀壑叩虚牝。岁寒无早秀，浮荣甘夙殒。何以标贞脆，薄言寄松菌。哲匠感萧晨，肃此尘外轸。广筵散泛爱，逸爵纡胜引。伊余乐好仁，惑祛吝亦泯。猥首阿衡朝，将贻匈奴哂。
这是殷仲文向其妻弟、东晋的窃国大盗桓玄(即题中的“桓公”)表述忠诚的一首诗。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举兵攻占建康，控制朝廷大权，不久以太尉出镇姑孰(今安徽当涂)，遥执朝柄，直到次年冬天才返回建康篡夺帝位。殷仲文在桓玄攻克建康后投奔了他，以后又追随他在姑孰度过了两个秋天，极受重用。从诗的末二句看，本诗当作于仲文在姑孰的第二个秋天，即元兴二年。南州，即姑孰。九井，山名，在姑孰，因为山上有九口井而得名。这首诗共二十句，大约可以分成五节，每节四句。第一节是对清秋的赞美，谓四时的运行像鱼鳞一样秩序井然，自然界万物的生长变化各有各的准则，而秋天在四季中更具特色，它能使人兴高采烈尽情欢愉。此时仲文正出入桓玄帏幄、掌握机密，在得意人的眼中，秋天自然是登山则金风送爽、优游则天高云净的好时光了。
第二节写山中秋景，谓秋天的九井山景色事物，虽有明朗清远的一面，却也有凄寒紧迫的一面。那疾风在山中吹出高低不平的怪声，激起幽深山谷的种种哀曲。爽籁是指参差不一的风激物之声，幽律指幽谷里的合于音律之声，哀壑指山壑中的哀声，虚牝则指凹陷的溪谷。这四句都归结到了“凄紧”，从而引出下文的“岁寒”。
第三节由物及人，以自然景物比喻社会人事。“岁寒无早秀，浮荣甘夙殒”，意谓在这深秋岁寒之时非但看不见早结果实的草木，而且那些枝头的轻浮花朵也受不了了，自愿及早凋落。“何以标贞脆，薄言寄松菌。”“薄言”，助辞，无义。“菌”，指朝菌，是一种朝生暮死的植物。在这严寒里，什么是贞节的象征？自然是那不凋的青松；什么是脆弱的标志？当然也只能是那短命的朝菌。这四句，句句不离秋天，但在政治的秋天中，东晋皇室不已经是浮荣一般即将殒落、寿命与朝菌相去无几了吗？至于仲文笔下那劲松挺立，除了势力正值日到中天、行将登上帝位的桓玄，又有谁能当得起这个形象？有了这层含义，下面一节转入对桓玄的歌功颂德，也就不显得突兀了。所以说，这一节是承上启下，仲文终于要自己撩开“写景”的面纱，露出腆颜吹捧的真面目了。
第四节，进入歌功颂德的正文。“哲匠”，明智而又才艺出众的人，指桓玄。“萧晨”，秋天的早晨。“肃”，对待事物谨慎恭敬的态度。“轸”，车辆。“尘外轸”，意谓超尘脱俗的行为。殷仲文把桓玄移师姑孰的举动，美化为不与世俗争权夺利的清高行为，这是对事实的歪曲。“广筵”，指盛宴。“逸爵”，即举杯敬酒。“纡”，屈驾。“胜引”，嘉宾。这两句进一步铺写桓玄大摆筵宴，欢迎屈驾光临的贤士，广泛散播仁爱。不言而喻，仲文也在这宴席之间，他终于说到自己了。
在最后一节里，仲文表示了对桓玄的钦慕之情，以及貌似自谦的自鸣得意。“伊”，发语辞。他说自己对那位爱好仁义之人是非常敬重的，和他在一起，什么疑惑都能祛除，见到了他，一切鄙吝之情都泯灭不复存了。东汉周举曾说自己如果一个月不见当时的贤士黄宪，“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在仲文笔下，窃国大盗居然也有先贤的德性了！“猥”，自谦之词。猥首，意谓辱没他人而自己排列在班首。“阿衡”，本是商代贤臣伊尹的官名，后引伸为主持国政者的美称，这里指桓玄。元兴二年(403)九月，晋帝册命桓玄为相国，总理国政，封为楚王，故云。当时殷仲文任桓玄的侍中，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因此他以忝列楚王小朝廷班首自谦。末句用《汉书》典，车千秋并无才能术学，只是因为替汉武帝之子卫太子辨冤而得到赏识，在旬月内取宰相之位，匈奴单于听到后，笑话“汉置丞相，非用贤也。”殷仲文用这一典故，表示自己才能浅薄而受到桓玄重用，恐为他人取笑。哂，嘲笑。此时殷仲文对桓玄，的确尽心尽力。他劝桓玄早日逼晋帝禅位，私下为桓玄写了九锡文与册命，确是桓玄篡晋的得力助手。所以末二句在谦退的表面意思下，实还有自得之情隐藏着。
此诗是无耻拍马之作，内容上并无可取。但它在东晋末年诗风演变的过程中，却是一首得风气之先的作品，因此在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孤立地看本诗，或许会感到它除了第二节辞藻尚称华丽(但也有些晦涩)之外，其余各节语言质朴平淡，中间又有理语，谈不上高妙。但若联系当时的文风对它考察，便不难发现它异于时尚的特点。
东晋是玄言诗充斥的时代，而钟嵘说殷仲文的诗在当时“为华绮之冠”(《诗品》)，显然把他与玄言诗人区别了开来。仲文今存诗仅二首，我们自不能窥其“华绮”的全豹。然与当时玄言诗人“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文心雕龙》)大相异趣，的确显现了一种与玄言诗不同的精神面貌。刘勰说：“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谢混)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渺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文心雕龙》)所谓“孤兴”，即指本诗，因诗中有“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之句，故称。刘勰认为殷仲文、谢混的作品对清谈玄理的文体起了瓦解作用，这是对殷仲文作品的积极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沈约也指出：“仲文始革孙(绰)、许(询)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宋书》)他从时间上强调了殷仲文改革玄言诗的开拓作用，从而更突出了他的先驱地位。当然，沈约、刘勰、钟嵘都忽略了陶渊明，陶渊明在元兴二年之前已写出了好几首迥异于玄言诗的田园佳作。但是殷仲文在当时地位高，作品易受注意，因而对时人的影响也当较陶公为大。因此，这几位评论家对殷仲文诗作的地位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客观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