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清李海观 (1707—1790)著。海观字孔堂，号绿园，又号碧圃老人。河南宝丰县人。全书一0八回，约开笔于乾隆十三年(1748)，完稿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乾隆新安、嘉庆叶县等抄本九种，洛阳石印本、朴社排印本各一种。



《歧路灯》主要写一个宦门子弟如何堕落败家、又如何回头向善、重光门第的故事。明代嘉靖年间，河南开封府首县祥符有一位贡生谭孝移，五世乡宦，品卓行方，中年得子，名端福儿。儿七岁，孝移亲自教读《论语》、《孝经》，已大半成诵。一日，孝移接祖籍丹徒县族侄谭绍衣来书，谋修族谱，遂同来人回籍祭祖展拜。归来时端福儿已废书不读，日与邻家小儿女玩耍。孝移不悦，乃延请副榜娄潜斋为西席， 教端福于碧草轩之上。 端福取学名绍闻， 同读有娄潜斋之子娄朴，王氏内侄王隆吉。

绍闻资性聪明，更兼娄潜斋端方正直博雅，教授有方，一时学业大进，县学应试经书，与娄朴同获奖赏。不久谭孝移在娄潜斋和仆人王中等的帮助下打通官府关节，保举贤良方正进京面君; 娄潜斋也中举进京会试，谭家只好另外延师。王氏糊涂不明，请了鄙陋偷惰的劣等秀才侯冠玉来到碧草轩。娄朴、王隆吉先后离去。侯冠玉教绍闻抛弃经书，专弄八股，又纵其玩耍，看命相、说阴阳，居然深得王氏信用。及至谭孝移带衔荣归，见谭绍闻读《金瓶梅》，学业荒废，气恼成疾，又为庸医所误，临终遗命绍闻“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停柩在家，暂不安葬; 又遍嘱老仆王中、朋友娄潜斋等，含恨而亡。

谭绍闻为父成服封柩，仍从侯冠玉读书。转眼三年孝满，学问没添什么，倒养成了沾花惹草、东游西荡的习气，母亲王氏也溺爱信惯久了。唯老仆王中甚是忧心，孝满之日，请准王氏，邀孝移旧日挚友饮宴碧草轩，教责谭绍闻。侯冠玉当众委过饰非，反诬绍闻不听教导。惹怒绍闻母子将他开发了。从此绍闻无人教督，信马由缰。先是由已从商的王隆吉牵线，结盟旧宦公子盛希侨，继而被绰号兔儿丝的破落子弟夏逢若缠上，终日嬉游，下赌场、宿妓院、诡谋狎婢女，大把输钱……。王中、娄潜斋、绍闻未婚妻之父孔耘轩等苦劝严责，皆不奏效，反而更大弄起来： 养戏班，狎娈童，遭讹诈，装死吓母亲……。母亲的痛苦使他良心不安，又有王中苦谏，绍闻誓志永改过，归碧草轩读书。

然而夏逢若又来勾引，绍闻面嫩心软，加以系恋妓女红玉旧情，决心只去一遭，从此割断。不料入得赌场就身不由己，又输一百四十串，不能自拔。而绍闻年龄渐长，母亲乃为娶妇孔慧娘，纳婢女冰梅为妾。冰梅生子兴官儿，妻贤妾娇，一家和睦，亦可谓享人间极乐之福。然而谭绍闻渔色之心未已，又勾搭赁居谭家空房的皮匠之妻，招致皮匠一场羞辱，赔掉百五十两银子。后来茅拔恕因此状告谭绍闻，亏得县令荆某听断明白，扶持人伦，谭绍闻方免受刑。而输赌、娶亲、连遭讹诈，银钱无出，只得重息借债;妻子孔慧娘因此忧愤成疾;王中劝谏，反被逐出家门。谭绍闻依旧滥交匪类夏逢若、白兴吾、管贻安、张绳祖等人，居然有一次赌赢了一百两银子，王氏喜欢，惟有孔慧娘一声儿也不言语。一夕，慧娘冰梅置酒与绍闻闺中小酌，柔情蜜语劝化绍闻招回王中。绍闻为真情感动，念及父亲“用心读书，亲近正人” 的遗教，决心改志。便招回王中，割产还债。自己重又闭门读书，匪类的勾引，一概正言拒绝。孔耘轩为女婿择惠人也为师。这惠人也是一个迂腐的先生，教书 “理学告成，要做到井田封建地位”，把个谭绍闻讲的如寸虾入海，七八年不到边儿，但到底师徒厮守，后来惠人也亏心负兄，得了羞病辞去，谭绍闻也还能在碧草轩独写独诵。

一日夏逢若为张绳祖逼使诓骗谭绍闻进了赌场。不想绍闻酒醉技痒，故态复萌，又大赌起来。一夜输银五百两，又羞又怕，不敢回家，遂外出逃躲。途中盘缠被盗，流落僧院。家中四出找寻，赌汉又来逼讨赌债。待到王中将谭绍闻找回，赌徒张绳祖等已交通衙门，状告谭绍闻“赖债不偿”。县令程公重惩匪类，又法外施恩，曲全谭绍闻体面。孔慧娘已气郁成疾，加之庸医误诊，竟不治而亡。夏逢若借口提亲又来缠搅，却由舅氏王春宇说合，娶了新发迹财主巫家的女儿巫翠姐。从此由巫家的亲戚交上巴庚、钱可仰等另一帮匪类，仍旧聚赌狎娼，直到赌场出了人命案，谭绍闻送了贿赂，认了县令董公做老师，才脱了关系，自然又赔了大把的银子。王中恨急，大骂夏逢若，反遭主母王氏和少主母巫翠姐怪罪，重又出宅自己过活。谭绍闻吃喝嫖赌，居然赢了一对金镯，惹得巫翠姐满心欢喜。不料那金镯却是贼赃，谭绍闻又吃官司，幸亏王中在捕役手中使了钱，又请一班父执央求县令边公，才免于缉拿。众父执对谭绍闻又是一番教责，程嵩淑还慷慨为之延师，请到了博古通今、经纶满腹的智周万做了谭绍闻第四任先生，从此碧草轩上，谭绍闻潜心读书，童子试取了第三名，依旧文名大振。

夏逢若一帮匪类造摇智周万窥女人上中厕，迫使先生辞馆而去。谭绍闻又入赌场，输银八百两，还几乎闹出官司。还赌债无路，便寻死上吊，幸而救活。为了添补钱银亏空，谭绍闻听信夏逢若的话，在家里开赌场，养婊子，白昼呼卢叫雉，晚间依翠偎红，结果又牵连进一桩因奸逼命的大案，引出了谭宅窝赌犯法的事体，幸亏“银子会说话”，使绍闻免受皮肉之苦。但欠债越来越多，讨债的越逼越紧。绍闻无奈，便去已做济宁州知州的娄潜斋处打抽丰。不料回来的途中遭劫，几乎丢掉性命。回家后又请道士炼金受骗，与夏逢若秘铸私钱，被冰梅、王中等阻拦，方未酿成大祸。然而毕竟缺钱使用，只好变卖了坟树。巫氏揭短，谭绍闻恼羞成怒，打将起来，休回娘家。家反宅乱，奴仆逃散。王中乃再请程嵩淑等一班父执教责谭绍闻，并帮助议定割产还债之法。家产渐将荡尽。谭绍闻才真正醒悟，立志“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不久父子并试中了秀才。

此时族兄谭绍衣已中进士，升任荆州知府，又迁河南开归道台，勘乱筹荒，作育人才，多有善政，对谭绍闻父子也尽心教诲扶持。绍闻乡试中了副榜，王中掘地得一窑藏金，否极泰来。盛希侨也改过向善，只有夏逢若犯法遣戍极边。后来谭绍衣带兵平倭，谭绍闻随军立功，得官黄岩县令，家中产业赎回，巫氏自然也从娘家回家。谭绍闻告老终养，儿子篑初娶了谭绍衣的外甥女薛金淑为妻，纳王中之女金姑为妾，洞房花烛之后，入京会试，神灵呵护，中了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谭绍闻父子俱受皇恩，一门荣宠，可告慰谭孝移于九泉之下。

从上述情节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封建时代的教子弟书，世宦地主的 “家政谱”。作者李绿园世代贫苦，到他这一代方读书做官。儿子李蘧还中了进士，仕至江西督粮道，吏部主事，成了暴发户。作为这一家庭的创业者，李绿园深知“成立之难如登天”;作为身历三朝(康、雍、乾)、“舟车海内”(《歧路灯·自序》) 二十年，享年八十有三的耆儒，李绿园亦深知 “覆败之易如燎毛”。书中谭孝移说： “我在这大街里住，眼见的，耳听的，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所以我心里只是一个怕字。”这番话正是作者心声的准确流露。所以，他要写一部《歧路灯》，象佛教的《传灯录》那样，给自家，也给世上那些“火焰生光的人家”，教授使子弟“绍闻衣德”、“念祖修德” (谭绍闻字念修) 世世永昌的心法，照亮封建家庭的前途。而封建家庭正是封建王朝的细胞，书中如“古纯臣之事君”的王中，别本作“王忠”，回文就是“忠王”，大约也就寓含此书以“诚意、正心(书中张类村之侄名张正心)、修身、齐家”为“治国”说法的用意了。这是一部 “道性情，裨名教” ( 《绿园诗钞自序》) 的“理治”之书，是 “忠君爱国” (同前) 的 “补天”之作。

当 《歧路灯》正在写作的前后，秦淮河畔，被“乡里传为子弟戒” 的吴敬梓完成了他的 “断肠”之编 (《儒林外史》); 黄叶村中，自伤“无才可去补苍天”的曹雪芹“将已往……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劝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红楼梦》)。比较同时代两位伟大作家为封建制度唱出的无尽挽歌，李绿园却编造了封建家庭衰而复兴起死回生的神话，岂不倒行逆施，只堪覆瓿了吗?是的，这使《歧路灯》在《儒林外史》、《红楼梦》风靡人世的二百多年中备受冷落;然而又不完全是，“良书盈箧，妙鉴乃订” (《文心雕龙·知音》)，此古人所以慨叹“知音其难哉!” (同前)

我认为《岐路灯》最大的毛病在于作家创作中疗救封建末世的意图，使他构造的 “败子回头”的故事在时代文学的大环境里看来，不是 “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恩格斯《致敏·考茨基》)，因而是不典型的;也是他不能专心于生活图画的描绘，不时用抽象的说教代替生动的叙述，正如歌德所批评的某些德国诗人那样，“他们愈醉心于某种哲学派别，也就愈写得坏。”(《歌德谈话录》)然而，作家的创作意图既非作家思想的全部，更不完全等于作品的实际。作家是以他的全部思想感情倾注于创作的，是在时代的氛围中用现实的材料描绘生活的图画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面表现出来” (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歧路灯》也自然会有它真正闪光的地方。作为人，李绿园没能胜胜宋明理学给他的鄙俗气; 但作为小说家，他的《歧路灯》却超越主观的意图创造了中国十八世纪外省生活的无与伦比的图画，描绘了一代形形色色人物心灵的历史，《外史》、《红楼》得此而三，正不必先入为主，过为轩轾。

《歧路灯》假托明事，实际反映的是清代康、雍、乾时代的生活，内容广阔，笔触深刻，有五大长处。

第一，它衷情难昧，透露了中层地主阶层人物没落的心理和家庭败落的真正原因。从《歧路灯》 的题目、情节发展和大团圆结局看来，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地主阶级在封建末世的希望和信心。但实际流露的却是对自身前途的无可奈何的悲哀。书中五世乡宦之家的主人谭孝移居常“心里只是一个怕字”，忧心忡忡以至郁闷成疾而死，且有死不瞑目之憾。这种心理状态，决非普通的居安思危，而是当时剧烈的土地兼并冲击中下层地主家庭“霎时便弄得灯消火灭”造成的没落感; 虽然大团圆的结局，“可以慰谭孝移于九泉之下”，但那是连作者也意识到的非如此“一部书何所归结”的俗套。书中对中下层地主家庭前途的真正看法是：“人为子孙远虑，怕的不错。但这兴败之故，上关祖宗之培植，下关子孙之福泽，实有非人力所能为者，不过只尽当下所当为者而己。”这几乎等于承认了《歧路灯》“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八字小学”无济于事。书中谭绍闻的堕落也证明如此，他七岁上就《论语》、《孝经》“已大半成诵”，娄潜斋更教导使他得了提督学院的奖赏，非但已“用心读书”，所亲也自是“正人”。然而一旦被匪类勾引，便把持不住，读过的书不顶用了，正人包括他的父亲谭孝移也无可奈何。所以《歧路灯》并未真正照亮地主阶级的前途，只是显示了这个阶级穷途末路的恐惧和病入膏肓的虚弱。

第二，它爱而知其恶，揭露了理学的虚伪和科举制的弊端。作者生长于“理学名区”的中州;治学以“裨名教”自任，是一位理学家。但他认为“正经理学”“不过是布帛菽粟之言”、“饮食教诲之气”。这种看法是明中叶以来王艮、李贽等百姓日用即道的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使作者倾向人民，接近实际，“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吴敬梓语)，对他心爱的理学和科举制度做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例如，程朱理学的最高观念是“太极”，而李绿园对之并不欣赏。《歧路灯》写惠人也教书：“做的师位，一定要南面，像开大讲堂一般”。从“理学源头”(即“太极”)讲到“井田封建”，“早把谭绍闻讲的像一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惠人也刚提到“太极之理”，孔耘轩就赶忙打断：“后会尚多，徐为就正，何如?”惠人也子侄取名都分别是一元、两仪、三才、四象等理学概念，而这样一位狂热的理学信徒却顺着老婆坑害他忠厚善良的哥哥。从这个形象，作品揶揄和讽刺了惠人也的愚腐和程朱理学的虚伪。由此生发，作品直斥了理学影响下知识分子的鄙俗气：



从来读书人性情，拿主意的甚少，旁人有一言而决者，大家都有了主意。(第六回)

这俗字全与农夫匠役不相干。那“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八个字，黄涪翁专为读书人说，若犁地的农夫，抡锤的铁匠，拉锯的木作，卖饭的店家，请问老先生看见他们有什么肉麻处么? (第九回)



这样的见解在明清人的著作里是罕见的，至今也有精警的意义。

对于科举制度，作者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无论从现实的考虑还是从《歧路灯》败子回头、家道复兴的设计，作者都不能彻底否定科举; 另一方面，作为科举中人，作者也洞悉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的弊端，时时刺挑给读者看。例如书中凡是专弄八股的，都是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祥符县副学陈乔龄拟不得匾额，优等秀才张类村不会撰写屏文。更可恶的是侯冠玉一类无行文人，教学生从 《金瓶梅》学做八股之法，去换取功名富贵，客观上也是对八股取士制度的辛辣讽刺。书中娄潜斋等正面人物固然都是科举出身的，但他们会试登第并非因为八股文写得好，而是靠了祖先的 “阴骘” 或鬼神的护佑，从而显示了科举制本身并不能选拔真正的 “经济良臣”。作者借娄潜斋之口说： “前代以选举取士，这是学者出身正途。”正是委婉地表示了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否定，这与《儒林外史》反科举的倾向是一致的。

第三，它愤世疾俗，揭露了吏治的腐败，政治的黑暗。李绿园中过举、做过知县，熟悉地方吏治，所以，他能在写谭绍闻堕落的过程中时时掀动 “康乾盛世”虚假的面纱，露出它丑恶的本相。例如官僚的贪赃卖法，第四十六回写祥符县主簿董守廉因能得到张绳祖一百两银子的贿赂，不问是非曲直，当即答应要拿无罪的谭绍闻问罪：



董守廉心中动了欲火，连声道：“这还了得!这还了得! 只叫令表侄，等我上衙门去，补个字儿就是。这还了得!”



而在另一案件中，同一个董守廉收了谭绍闻托邓三变送的厚礼，转而为犯法的谭绍闻开脱。书中写同案犯钱可仰刚供出谭绍闻的话头：



董公猛然想起邓三变送礼的情节，喝道： “打嘴!”打了十几个耳刮子，钱可仰就不敢再说了。



这样一个贪赃卖法的董守廉居然升了祥符县的正堂。书中写谭孝移保举贤良方正，谭绍闻一次次免于官刑及立军功后引见皇上，每一关节无不是送钱打通的，王中有言说得好：“如今银子是会说话的。有了银子，陕西人说话，福建人也省得。”布政司上号房(收发文书的门房)的书办告诉王中的话就是：“我姓钱，你们记着。” 作者为这个人物取的名字就叫 “钱万里”。书中还借满相公之口说：



天下无论院司府道，州县佐贰，书办衙役，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七十个是要钱作弊的。



又借盛希瑗之口说：



即如今日做官的，动说某处是美缺，某处是丑缺，某处是明缺，某处是暗缺; 不说冲、繁、疲、难，单讲美、丑、明、暗。一心是钱，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



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这样激烈的言辞只有在后来的 “谴责小说”中才能见得到，在《歧路灯》同时和以前的通俗小说中是少有的。当然，《歧路灯》也写了不少清官。但从上引对整个吏治状况的评价看，这些清官主要是作者理想的表现，而不是象有的论者所说是美化封建吏治。书中借郑州一百姓之口说得明白：“我们这郑州，有句俗语： 郑州城，圆周周，自来好官不到头。”而作为清官政治理想的载体，这些形象的根本特征并不在于忠君，而是勤政爱民。如写季刺史午夜筹荒政，谭观察勘灾不住公馆，不食盛馔，并云：“百姓们鸿雁鸣野，还不知今夜又有多少生离死别，我们如何下咽呢?”这些话我们今天读来也很感人。

第四，它同情民瘼，抨击了封建统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李绿园出身贫苦，又长期生活在农村，能较多了解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并在《歧路灯》 中作了生动的反映。例如书中写邓三变催租，扬言一日不交，即拿帖子送入官府，则百姓之忍辱负重可知; 又如写豪门公子管贻安霸占民妇雷妮，逼死其公公刘春荣，雷妮告于县令边公，管家乃求雷妮：“只要你有良心，休血口喷人。”雷妮哭道： “您家有良心，俺公公也不得吊死在您门楼上”。这血泪控诉、不屈抗争的文字出自二百年前一位作家之手，是难能可贵的。

第五，它敏感而深刻，以空前的文学画面显示了十八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制度的冲击和依赖。围绕谭绍闻的倾家荡产，《歧路灯》生动地描写了地主、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及彼此力量的消长。例如谭绍闻的破产首先是嫖赌输钱，但真正使他动摇根本的，却是为还赌债而借的高利贷。第四十八回，谭绍闻卖了三顷地、一处宅院得银三千两，还不够还商人兼高利贷者王经千一千五百两原银的生息债。所以王中说，“这利息债银，转眼就是几倍”，力劝主人一次还清。这种恐惧心理，正是地主阶级在新兴资本势力进攻下产生的。而王经千对谭绍闻放债“如数奉上”，索债咄咄逼人，可以看作地主阶级和新兴资本势力在经济领域殊死搏斗的象征。这种斗争自然发展到政治的领域，王经千用从谭纪闻手中赚到的高利贷利息为儿子买了个省祭官; 商人巫凤山之女巫翠姐所以“甘做填房者，不过热恋谭宅是个旧家，且是富户”。而世宦之家的女主人王氏看中巫翠姐做儿媳，倒是图着巫家那暴发户有好陪嫁。巫翠姐终于取代孔慧娘成为谭宅的少主妇，既是资本对封建的胜利，又是资本对封建的依赖和妥协。这一描写近于巴尔扎克式的精湛，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空前的。

不仅此也。《歧路灯》在艺术上也有五大长处。

第一，它是中国古代唯一以教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李绿园大半生教书，三十年中断续写成《歧路灯》，是一位重视小说的教育家，又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小说家。他以教育家的心肠笔法写 “败子回头” 的故事，把一个沉闷的教子弟向善的题材做成七十余万言的小说，问世与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论教育》几乎同时，是我国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当然，《歧路灯》关于教育的见解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有不少是陈腐的。但是，它相信人是可以教育好的，教育要从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着力： 学校教育首重择师，家庭对独生子不应溺爱，社会上要谨防子弟滥交匪类等等，都是基于经验和思考对教育题材的有益探索和开拓。

第二，它塑造了一批新的文学形象，丰富了我国文学人物的画廊。例如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的转变型人物谭绍闻，溺爱不明的母亲王氏，苍蝇一般的教唆犯浮浪子弟夏逢若、娄潜斋、侯冠玉、惠人也、智国万四个不同类型的塾师啊高利贷者王经千，商人之女巫翠姐，市井小户的寡妇姜氏等等，都是前代和同时的文学作品中少见或未见的，而又都个性分明，栩栩如生。至于其他官僚士绅、书办衙役、帮闲篾片、义仆牙婆、僧尼道姑、奸商赌徒，三教九流，无不辐辏书中。汴梁 (祥符) 古城，有此一书叙写，不啻又添一幅 《清明上河图》。

第三，它形成了以一个人物命运为中心的单线发展、大起大落、首尾圆合、针线绵密的长篇结构。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源于说话，《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儒林外史》等的布局结构虽各有千秋(《红楼梦》是曹雪芹未完成之作，当作别论)，但都未形成以一个人的命运为中心线索贯穿全书的结构。《歧路灯》从谭绍闻幼年著墨，一泻千里，都是这一中心人物的性格史、命运史。其间几番堕落，几番悔悟，正人与匪类及其他各种人物、闺阁市井及都市乡村的各具风情的生活场景都随之行列而来，使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而写“败”，败得几乎彻底; 写“回头”，回到花团锦簇，虽不免落了大团圆的俗套，但大开大阖，比较以因果报应结构全书者 (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到底略胜一筹。至于大到开篇即出现绍闻祖籍族兄谭绍衣、小到第八回写谭绍闻幼时新正前后“晚上一定放火箭”，为结末谭绍闻得谭绍衣援引和从征用火箭破敌立功伏笔等等，则是首尾圆合、针线绵密的功夫。它绝无阁东话西之弊，也不屑走传统“无巧不成书” 的旧路，情节如蚕吐丝，生发流动，浑然天成。

第四，它写实严肃，平易而生动。李绿园力诋 《西游》之幻，戒绝 《金瓶梅》之秽，创作中持一种近乎刻板的写实态度，这使《歧路灯》的叙述和描写没有过度的夸张，没有迎合低级趣味的艳情，走了一条从平易中求生动的难行之路。这大大限制了作者才情的发挥，使作品缺乏那种诱动人心的感情。然而因此却带来了隽永的风格和真正讽刺的效果。例如书中写谭绍闻与再醮之妇姜氏之间的一段缠绵未尽之情：



马九方回复内眷，但说客(谭绍闻)住下了。这姜氏喜不自胜，洗手、剔甲，办晚上碟酌，把腌的鹌鹑速煮上。心下想道：“只凭这几个盘碟精洁，默寄我的柔肠衷曲罢。”

谁知未及上烛，……这马九方回后院对姜氏道： “客走了。”姜氏正在切肉、撕鹌鹑之时，听得一句，茫然如有所失。口中半晌不言。有两个猫儿，绕着厨房乱叫，姜氏将鹌鹑丢在地下，只说了一句道：“给你吃了罢。” 马九方道： “咳咳可惜了，可惜了。” 姜氏道： “一个客也留不住，你就恁不中用!”



此节文字平淡而含蓄，韵味悠长。又如写陈乔龄与周东宿两位学官“悉心品士”：



乔龄道：“秀才中有个张维城……前日不是还送咱两本《阴骘文注释》 ……” 东宿道： “……我见了，果然满面善气，但人未免老了……”乔龄又想了一想，说道：“还有一个程希明，……他也挥金如土，人人都说是个有学问的好人。只是好贪杯酒儿，时常见他就有带酒的意思。” 东宿道： “……但好酒就不算全美了。”乔龄道： “东乡有个秀才，……他母亲病殁，他就哭的把一只眼哭瞎了。” 东宿道： “这算个孝子，但瞎了一目，如何陛见?……”……东宿叹口气道：“……看来还是谭忠弼、孔述经吧。”



两位学官其实都是心里有底要保举谭、孔二人的，但都不一下说破，转一大圈才说出这两个人，以表示是“悉心品”出来的，这就是官场的把戏。李绿园并无意于讽刺，他不觉得这是笑料而一本正经地写出，却达到了讽刺的效果，正是这部书写实的成功。

第五，它语言圆熟，是我国古代唯一用中州方言写成的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长篇白话小说。这一点，对于一般的欣赏者也许并不重要，但却是语言家、风俗史、文化史上值得格外重视的。

《歧路灯》这十大长处，足以擅美中国古代小说之林。但在它本身却不能抵消内在的最大的毛病。当作者摆出一幅卫道者的面孔用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诫劝读者的时候，当他的人物为封建道德的理念矫揉做作的时候，一切堪称美的长处都为之减色了。这是一部理障较大的书，一部只适合于中年以后品味的书。黄山谷跋陶渊明诗卷曰：“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歧路灯》大概即小说中之陶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