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下(节选) 《孟子》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51〕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52〕,圣人之徒也。”


〔注释〕 公都子: 孟子弟子,复姓公都。 逆: 不按正常方向行进。水逆行: 大水横流。 无所定: 没有定居的地方。 营窟: 相连的洞穴。 洚(hóng)水: 洪水。 警余: 警诫我们。 放: 驱逐。 菹: 长满水草的沼泽地。 由地中行: 顺着河道流。 代作: 意为不断地产生。 宫室: 指民房。 污池: 水池。 园囿: 园林。 沛泽: 沼泽。 奄: 古国名,在今山东曲阜县。 讨其君: 讨伐并杀死奄国之君。 飞廉: 纣王的谀臣。 丕: 显。丕显: 英明。 谟: 通“谋”,谋略。 丕承: 多好地继承了先人。“者”字一作“哉”。 烈: 功绩。 佑启: 帮助启示。 咸以正: 都以正道,指遵行王道。 缺: 缺陷。 世衰: 世风衰败。 道微: 王道式微。 有作: 又出现了。有,通“又”。 事: 职事、职权。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怪罪我的,怕也在于《春秋》这部书了(指因其有越位之嫌)。 处士: 居家不仕的士人。 杨朱: 战国人,具体无考。 归: 归属。 公明仪: 春秋鲁人,复姓公明。 庖: 厨房。 厩: 马厩。 莩: 通“殍”,饿死的人。 息: 停止。 著: 显明、发扬。 闲: 捍卫。 距: 通“拒”,拒绝、排斥。 放: 驱逐。 易: 改变。 抑: 治理。 兼: 原意合并,此作征服。 是: 助词,用于倒装句的宾语与动词之间。 膺: 攻击 荆舒: 荆,楚国,在今湖北一带;舒,舒国,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 惩: 惩罚。 承: 抵御。莫我敢承: 无人敢抵挡我。 诐: 邪僻。 〔51〕 三圣: 指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 〔52〕 能言距杨墨者: 能著书立说驳斥杨墨主张的人。

(燕永成)

〔鉴赏〕 《滕文公》篇中的第九章,是孟子借回答弟子的机会,阐述了儒家和杨朱、墨翟等其他各家的原则分歧。说明自己对他们进行批判,不是出于好辩,而是为了捍卫自尧舜以来的圣人之道。

春秋末年,当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时,虽然也遇到过不同的观点,但却很少与别人公开进行争辩。对待不同观点的人,只是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教导弟子,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讷于言而敏于行”。反对“巧言”、“利口”。甚至当着弟子的面提出:“余欲无言。”编写《春秋》,臧否人物,也是采用隐晦的笔法,“寓褒贬,别善恶”。即使对“乱臣贼子”,也不是公然进行锋芒毕露的批判,而是将自己的是非善恶标准,隐寓于对历史事实的正面论述中。

到了战国中期,情况就不同了。这时,百家争鸣的高潮已经形成,各家学派之间,相互诘难,水火难容。“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争辩非常激烈,儒家学派受到严峻的挑战。当时,孟子身为儒家的领袖,肩负重任,卫道有责。于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周游列国,舌战诸子。对其他各家学派,特别是对杨朱、墨翟,上纲上线地大张挞伐。在现存《孟子》一书中,与人争辩的内容就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所以当时人们都认为孟子喜欢与人争辩。对此,他的弟子也有点困惑不解。因为从儒家传统的观点来衡量,喜欢去与别人争辩总是不大体面的事情,起码有损于儒者谦谦君子的风度。所以弟子公都子有一次鼓起勇气向老师提出质问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也颇有感慨地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究竟迫于什么而非要去和别人争辩不可呢?

首先,他认为儒家以外的各家学说,均为邪说淫辞,如果任其泛滥,将会“充塞”仁义,助暴为虐,使天下永无宁日。

其次,他认为,战国时期,邪说淫辞的流行泛滥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特点,这就是他所说的“处士横议”。处士,就是没有官位的知识分子;横议,就是大量而系统地散布邪说淫辞。孟子对这一政治思想领域里出现的新特点,非常敏感和重视。因为过去学在官府,平民百姓缺少文化,所以当时散布邪说的人,同时也是身在官位的人;起来批判邪说的人,也是圣君贤相,如文武周公等人。后来文化下移,社会上出现了平民收徒讲学的现象,并形成不同的学派。但春秋时期,真正成为学派的还只有儒家一家。而儒家的宗旨,又在于恢复周礼,拨乱反正。虽然当时已经出现有反对儒家观点者,但尚未形成有组织的学派。孔子作《春秋》,批判的主要对象也还是“乱臣贼子”。因为“《春秋》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还认为自己有“越位”之嫌,曾不无歉疚地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认为,到了战国时期,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处士横议”的局面,致使邪说淫辞流传速度之快,泛滥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当时已经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已经关系到儒家的前途命运和天下的治乱兴亡。因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认为,自己在如此严重的形势面前,必须肩负起“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的历史使命,决不能再保持缄默了。

孟子所以把杨墨二家作为当时邪说淫辞的代表加以集中批判,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危及了儒家理论最主要的基石——事君和尊亲。孟子指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又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这里已经开除了他们的“人籍”,言词之激烈可谓无以复加了。

杨朱为战国初期道家学派的代表。既然其言“盈天下”,可见在当时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杨朱主张的“为我”,看来并非要人千方百计去敛财谋利,而是要人把自己的身心健康看得高于一切。所以韩非又说他是一位“轻物重生之士”。《淮南子》称他主张“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如果把这一主张推到极端,当然就是拔他们一根毫毛去做利国利民的大事,他们也不肯去干的。而儒家则主张以天下为己任,即使知道自己治国之道没人采纳,也要积极向人君宣传劝说。所以“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杨朱则是千方百计与统治者保持距离,采取不合作主义。已经不是“避人之士”,而是“避世之士”。即“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直接违背了儒家君臣之大伦。所以孟子说他是“无君”。

墨子的主张,有的看来正和杨朱相反,他主张“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但是,墨子区分利害的标准却与儒家不同,墨子把厚葬久丧,祭礼祖先等礼仪活动,都看成是糜费人民的财货,妨碍人民的生产活动,是使人民陷于饥寒的主要原因,因而是天下之大害。又主张“爱无差等”,否认决定宗法制度的血缘关系,把父子视同路人,这又是和儒家的主张针锋相对的。所以孟子说墨家是“无父”。看来,骂杨墨为“禽兽”,对儒家来说,还不能算是单纯人身攻击之词。因为儒家认为,人和动物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基于仁义礼智而维持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伦常关系。其中君臣、父子又是人伦之大者。所以主张“无君”、“无父”的人,“是禽兽也”。

孟子对杨墨开展的批判,维护了儒家的根本观点,为后来儒家学派的流传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后世儒家每当受到“异端”攻击时,总是以孟子批杨墨作号召。唐代韩愈写《原道》,称赞孟子“功不在禹下”,为孟子在儒家中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