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韩愈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
“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维子之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殃；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则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昌黎先生集》
〔注释〕 盘谷：在今河南济源北。 太行之阳：太行山之南。 进退：擢升与贬黜。 才畯：才能卓越的人。畯，同“俊”。此指所谓“大丈夫”的幕僚。 便体：体态灵活轻盈。此处上下数句均描写所谓“大丈夫”的姬妾女宠。 车服：车驾与章服，此处偏义在车。章服，以图文为等级标志的礼服。 刀锯：喻刑法。 理乱：治乱。避唐高宗讳，以“理”代“治”。 形势：指权力地位，犹言权势。 稼：取上古音(gǔ)，与“土”押韵。 沿：《说文解字》：“沿，缘水而下也。” 殃：各本作“央”，朱熹《韩文考异》作“殃”。央，尽。
赠序是古代散文一种文体，为的是朋友远行，临别赠言，说几句安慰、勉励的话。韩愈的赠序，因人变化，不拘泥于一定的格式，有的坦率陈言，有的含蓄婉转，有的借题发挥，有的诙谐幽默，各篇有不同的写法，也有不同的意味。这篇赠李愿的序，有很多言外之意，藏而不露，须细看方能领悟辨别。
李愿是位隐士，但韩愈写序为他送行的时候，还未真做隐士，而是将做隐士。所以序的题目用一“归”字。“归”者，含蓄地点明隐居乃归去之后才得实现的事。文中第一段写盘谷风土之美和得名由来，然后说“友人李愿居之”，这也是指归去之后，并不是说已在隐居。倘若李愿早在那里隐居起来，就不用赠序“送”他“归盘谷”了。
李愿在归隐前，做什么，是什么身份？过去曾认为他就是西平王李晟的儿子，雪夜袭蔡州的名将李愬的兄长，做过武宁军节度使，因罪去职，所以去盘谷做隐士。但这位李愿，新、旧《唐书》都有传，虽然贬过官，那是在长庆二年(822)宣武节度使任内，旋即起用，一直到长庆四年(824)韩愈逝世这年还在做河中节度使，并无隐居的经历。而这篇赠序作于贞元十七年(801)，韩愈才三十四岁，因此这篇赠序所写的，当是另一位李愿。这另一位李愿的仕历，则无从查考，序中也无一字提及。(韩愈另有《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诗，作于元和六年[811]，涉及的也是这个李愿，也无资料提供。)不过文中他自说想做而做不到富贵权势人，但又不愿做奔走官场的趋炎附势人。可推想他大概属于后一类人，也就是曾做过官，但官职不高，不得意，所以弃官归隐。隐士是人品高尚之人，弃官归隐也是高尚之事，韩愈为李愿送行，上来竟不将他的仕历略为交待几句，只是闲闲写盘谷是可隐之地，你李愿“居之(住下)”吧。不写足，留待读者自去寻索。
李愿归隐的原因，是下面一段由李愿自己说出来的。他对三种类型的人做了比较，然后选择了隐居一途。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首段的文与尾段的歌，皆是此段的陪衬，但也不是闲笔，无首尾也就无中心。借人之口来做文章，这是韩愈常用的一种笔法。如《圬者王承福传》借王承福的自述，做成一篇文章。又碑志中有一篇《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也是用“有女奴抱婴儿来，致其主夫人语曰”云云，引入下面墓主张圆的不幸遭遇与生平事迹的。当然各文的写法，并不雷同。
李愿所讲述的三种人，一种是富贵权势人，一种是趋炎附势人，另一种是山林隐居人。对这三种人，他都有形象性的描绘。这里的关键是“大丈夫”这个词的称呼。他对富贵权势人和山林隐居人统称为大丈夫。韩愈引述的李愿的话，“愿之言曰”，第一句就是“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他知道什么？就是接下来讲述的富贵权势人与山林隐逸人都是他所谓的大丈夫。他们当然也有区别。区别在于：富贵权势人是“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山林隐逸人是“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对前一种人，他不是不想做，而是“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做不到，只好委之于命不好；后一种人，其表现较前一种人退一步，承认命运的安排，但是也是大丈夫，所以“我则行之”。由此可知，富贵权势人与山林隐逸人从表面看，似乎是判然不同的两种人，但在李愿看来，实际只是一种人，即大丈夫。既然都是大丈夫，我们就应该来看看大丈夫必须具有的条件。孟子为大丈夫定下的条件是历来所公认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大丈夫不是随便可称的。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李愿所“不可幸而致也”的富贵权势人，这种人作威作福，骄奢淫泆，无论如何够不上大丈夫这个规格。再来衡量李愿所要“行之”的山林隐逸人，行事、人品应该说都是很高尚的；但是很可惜，如他自己所承认的，这类人对于富贵和威武不是“恶此而逃之”，而是歆羡之唯恐不及，对于贫贱是不得已而就之的。可以肯定，一旦有富贵和威武的可能，这类人是立刻就会去贫贱而“移”向富贵和威武的。这种人，自然也是达不到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的标准的。
前人往往以为，在李愿的心目中，富贵权势人与趋炎附势人是等同一类，都受他的鄙视；而山林隐逸人则是高洁一类，是赞颂的对象。有这样的说法，“极力形容得志之小人与不得志之小人，而隐居之高尚乃见”(刘大櫆语)。这是忽略了李愿将富贵权势人与山林隐逸人同称作“大丈夫”，视为同一类人；而与他们相对立的，则是趋炎附势人。李愿所说“贤不肖何如也”，这个“不肖”只指趋炎附势人，决没有包括富贵权势人在内的意思。从行文的次序来看，倘若富贵权势人与趋炎附势人是同一类人，那就应在形容富贵权势人后，紧接趋炎附势人，不应中间插入山林隐逸人，生硬地把他们分隔开来。
如上所述，“大丈夫”一词是李愿自述的关键。只有弄清他所谓的“大丈夫”的真实含义，方能理解李愿思想的实质。
那么，韩愈的看法如何？他转述了李愿的说话，是不是亦即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往往也有误解，以为二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其实不然，他们有同有不同。对趋炎附势人的看法，这种人“不肖”，看法是同的；但是，对所谓“大丈夫”的两种人的看法，显然并不相同，韩愈不会赞同降低了标准的所谓“大丈夫”。或问：照此说来，韩愈何以未表示反对或批评呢？答曰：请注意韩愈在听完李愿的描述后的反应，“闻其言而壮之”所用的“壮之”二字，这就是表示他的委婉的反对或批评，不过用的是相当巧妙而含蓄的方式。回家做隐士，与世无争，又不是上战场，赴国难，原是不用“壮之”的；现偏用此二字，使人觉得突兀，突兀之余不免思索，思索之后，方知这是针对李愿的说大话、表决心的豪言壮语而言的。李愿这位朋友很自负，自以为做起隐士来品格很高，韩愈虽然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但也不便在赠序中公然提出批评，于是便在有意无意间点他一点，委婉地讽刺一下，然而文章却做得天衣无缝，不落丝毫痕迹，朋友看了也满心喜欢。相传苏东坡曾说：“唐无文章，唯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跋退之送李愿序》)不知东坡所指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这里也且放下，请读者探究吧。
赠序后缀以诗歌，或先有诗歌而后写序，都是赠序的一种体式，当然也可以是没有诗歌的。这篇序后的“歌曰”，用的是楚辞体，主要是韩愈自己抒发向往隐居之乐的情怀。混迹官场，为进取而搏斗，却屡遭挫折，自然希望远离社会，躲开烦恼。但这仅是愿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真正实现。歌词最后说：“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这种愿望或许是真诚的，但韩愈真会相信自己这样做吗？这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