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胡家闸茶楼·林旭
已近乡心那得休，谁曾一笑妄成留？
依回避疫情何怯，牵率言欢意易道。
十里人声趋短夜，百年海水变东流。
闲来独倚原无事，只为凉风爱此楼。
光绪二十一年(1895)，林旭入京应试，正值《马关条约》签订，他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后又受业于康，并加入了强学会。次年夏，他由京返故里，途经上海，写下此诗。
诗的首联，诗人说：到达上海，比起京师来，离福建老家当然近得多了，然而思念故乡的感情却更不得罢休，更显迫切，谁又怎会想到轻易在沪上留滞？“曾”在此作“争”(即“怎”)解，“一笑”则喻“轻易”。首联中诗意便已见出曲折。
颔联二句，“依回”即“依迟”，指诗人自己留滞沪上若有依恋迟回之态。“避疫”指福建当时正闹瘟疫(林旭《还福州海行》之二“旱疫应知乡事苦”可以印证)，诗人偶止上海竟似意在躲避。“情何怯”自然是诗人的自嘲。读者当知并不是他胆怯避疫，而是交通上的原因，使他不得已坐等定班客轮。“情何怯”又暗用宋之问《渡汉江》“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别有不尽之意。“牵率”意为“牵引”，在此不妨解为“枨触”，“言欢”云云，谓虽暂留沪上不得速回家乡诚属憾事，但倒也可乘此机会与前辈诗人如陈衍、郑孝胥(同为客居上海的闽人)等相聚畅叙，尽意言欢。(按《晚翠轩集》中《与石遗大兴里饮罢过宿有叹》、《洋泾桥与郑太夷丈对月》诸诗，大约即同期之作。)不过，若解为归里与亲朋言欢之意甚切，也可。二句一退一进，用笔亦见跌宕。
再看颈联。“十里人声趋短夜，百年海水变东流”，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其“瘦折可喜”，可以认为这是全诗的重点。确实，二句即景抒情，刻意锻炼而以枯淡之笔出之，颇肖林旭所效法的陈师道诗风。杜诗对仗每用“万里”、“百年”，极具沉郁顿挫之势，而林旭此处乃以“十里”对“百年”，虽有客观因素，却也可见出汪国垣所谓“其心苦，其词迫”(见《光宣诗坛点将录》)。“趋短夜”写富豪子弟征歌逐舞，醉生梦死之病态，用笔曲折波峭，一个“短”字意味深长。古诗但云“昼短苦夜长”，此则苦夜短而隐含“东方渐高奈乐何”之诮。“变东流”不是说海中水流的方向变化，而是说它的深浅变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沧海桑田”之意，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上海开埠以来四十余年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林旭行迹，颇与唐代杜牧相类，对此畸型发展的十里繁华地，他是非常熟悉的，但身处其中，时时流露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苦涩悲凉之感。如他的另一首《沪寓即事》“独谣负手谁能喻？百计安心或未贤”一联，也有同样的慨叹，即陈衍《石遗室诗话》中所谓“欢场中时有身世之感”(我们应当再加上“家国之恨”)。
尾联落笔貌似轻松，实则其重在骨，令人想起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数语。“闲”与“无事”反衬出忧思之深，实非寻常笔墨。全诗以明写思念家乡起笔，以暗写感慨国是作结，组织安排，很有匠心。
狄葆贤《平等阁诗话》评林旭诗云：“其诗或有病其涩者，余谓正如橄榄回甘，于此间弥见风味。”读此诗者，以为如何？不过即使不喜林诗，对他善学后山这一点，恐怕谁也无法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