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海后十章(其八)·魏源
曾闻兵革话承平，儿见承平话战争。
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
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
官匪拾遗休学杜，徒惊绛灌汉公卿。
魏源作于一八四二年前后的《寰海后十章》，其重心主要是对战争的总结和反思。这一首略有不同。前四句描绘社会上对战争的普遍惊惧心理，后四句抒发自身报国无门的忧愤心情。这两重内容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诗人笔下均不鲜见，而魏源写去，却格外警策动人，别有深意。
既然“条约”业已签定，战争已经结束，人们在战争中渴望的安宁，期盼的“承平”已然实现，那么，饱经战乱忧患的黎民百姓该松口气了。然而不料，在这“承平”之际，人们却反而纷纷扰扰，大肆谈论着战争的威胁。首联敏锐捕捉了“兵革”之际的“话承平”和“承平”之中的“话战争”这正常和反常的两种现象，并用“曾闻”、“几见”的怪讶语气，着力突出了后者的异常。此中原因何在呢？作者用现象悬出疑问，并不作答。而是将“几见承平话战争”的现象进一步展开：“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这就说明，所谓“话战争”并非泛泛议论那场刚逝去的战争。作者出神入妙地运用了东晋淝水之战“风声鹤唳”的典故，一方面描绘出“话战争”的内容——人们普遍的惊惧，像淝水之战大败的苻坚军，一有“风声鹤唳”，即以为军情紧急，大祸将临；另一方面又暗示出朝廷的惊慌失措，草木皆兵，稍有风吹草动，就发军书征兵，以致弄得人心惶惶。不仅如此，这种惊惧恐慌竟到了如此地步：连儿童、使女都纷纷谈论着同敌国用兵打仗的话题。前四句只写了现象，但现象之中却包含了深刻的意蕴。原来，所谓“承平”，乃是朝廷在侵略者威逼之下，接受极其苛刻的条件，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所换取的暂时缓解。这种以自身的统治利益为目的的苟且偷安并不能使黎民百姓有丝毫的安全感，而“条约”所规定的侵略者“特权”更不啻引狼入室，不仅没有消弥其侵略野心，反会变本加厉，中华民族将面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之所以有“话战争”的异象，乃在“承平”原不存在！接踵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其后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无不证明了“话战争”所包含的深刻意蕴。
上面四句诗意内涵的展开，还同时说明了一个紧密关注着国家命运的主人公的存在，凝炼精警的现象概括，本身就是他忧国忧民深入思考的结果，因而下面四句诗笔转向自身，也就显得十分自然了。作者睡梦里都在起草奏章，反映人民的痛苦；他的诗作，纵然写到花草莺燕，也不是为了吟弄风月，而是欲起野史之作用，无不记载了民间的风俗人情，表现黎民百姓的遭际与愿望。这两句写得极诚挚沉痛，恳切动人。魏源虽然在五十多岁中进士前，长期依人幕府，但他居下僚而不沉沦，特别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诗歌创作与《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著作的编撰，为“制夷”以解救民生疾苦陈义献策。这两句诗之所以特别感人，就在于他对自己才高位卑的处境不屑齿及，一心想的是“苍生泪”、“稗史情”。这不仅道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爱国忧民的情怀，而且突出体现了鸦片战争爱国诗歌高扬着人民性的典型特征。但是，他那些切中肯綮的陈义献策不但不为统治者理睬，反而会带来一班误国庸臣们的忌恨。末联“官匪拾遗休学杜，徒惊绛灌汉公卿”就是从此意脉而发的愤激之辞：自己既然连杜甫左拾遗那样的官职都没有，又何必去学杜甫的忧国忧民，为朝廷补缺纠失？那反而会徒自惊动像汉代周勃、灌婴那样的朝中大臣，使自己遭到贾谊一样的疑忌和打击。诗人的一腔忧国忧民之心，也只能在“梦中疏草”，无法实现。这激愤的反语，道出了有识之士的普遍悲哀，因而具有深广的内涵。
比起魏源典故澜翻的其他作品来，这首诗已算得上明白如话了。这当然是指诗面而言。前四句以现象写本质，以具体写抽象。由于命意包含在现象的对比与展示之中，并不说破，因而诗面之下便形成了诗意空间的内在张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耐人寻味的含蓄。后四句诗笔引向自身的抒情，沉挚与愤切相交织，乃是一代爱国志士心音的剖白。由于这种情感同“苍生泪”脉脉相通，同“绛灌”之流斩然对立，便以充盈着崇高正义之内美的人格力量，格外动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