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老子与《道德经》

老子是中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德经》是老子的智慧之作，包含丰富的管理思想。老子认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第57章），老子的道治以“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为中心，提倡遵循客观规律，注重人的本性，善用管理方法。

◎老子的身世

对于老子的生平，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司马迁在其所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这样的叙述：

老子像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其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糟。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疆为我着书。’于是，老子乃修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是关于老子身世最权威和详尽的资料，但是也仅有几百字，而且老子的姓名、年龄不定，生卒年月无存。《老子韩非子列传》说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过周守藏室之史。周王室衰败时，老子辞官西出函谷关入秦，为关令尹喜所留，着《老子》五千言，随后便“莫知其所终”。又说楚国人老莱子也着书十五篇，属于道家思想体系，疑老莱子即老子。又说周太史儋见过秦献公，疑太史儋也可能是老子。

《史记》中老子的姓名、年龄都弄得模棱两可，恐怕并不是司马迁的本意，也不是他所能够主宰的，当然我们也难以认为，司马迁所知，就仅仅如《老子韩非子列传》所表现的那样。这个道理很简单，《史记》中没有关于墨家的只言片语，但并不等于司马迁就一点不知道墨家的情况或者当时就找不到有关墨家的材料。

关于老子的年龄，《老子韩非子列传》也记载了两种说法，一说为百六十岁，一说为二百余岁。又据《老子韩非子列传》所载老子世系，其子名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史记·魏世家》和《战国策·魏策》均载，前273年，魏将宗被秦将白起战败，魏使宗献南阳地求和。孔子曾向老子求教，孔子生年为前551年，老子当不会晚于孔子，假使前273年为白起战败的宗为30岁，则老子在世的时间也当为两百多岁。

西汉前期，统治者采用道家黄老学说治国，所以老子太极图流行于西汉前期特别是江淮流域（即楚文化圈）。根据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及西汉前期老子太极图的流行可以判断，保存着上古易学原貌的道家易学学术体系在西汉前期并没有失传。司马迁所作《史记》对儒家易学的传承授受关系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于道家易学则无只言片语。先秦时儒、墨、道三家并为显学，但《史记》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三卷详述儒家人物和事象，而于道家则仅有《老子韩非子列传》记老子五、六百言，记庄子三、四百言，于墨家仅在《自序》中提及。仅此两事，可知董仲舒、汉武帝搞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非常成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的建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所谓司马迁的《史记》其实是汉武帝视野中的《史记》。

由于老子太极图和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的破译，老子的姓名当能确定下来。老子太极图为道家作品，其产生和存在的年代至少在汉文帝十三年前（参见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因此它用两个耳形构图绝不会是受到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的影响，相反，它应该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即老子名李耳、字聃，同时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说老子名李耳、字聃的记载得以佐证。高亨认为李、老古音相近，春秋二百四十年无李姓，故李耳即老子，本姓老（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老子同于孔子、孙子、墨子，皆以姓为称。当然，老莱子、周太史儋与李耳是否为一个人，目前尚不可考。

依据以上所提到的历史典籍所提供的线索，今天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老子的籍贯在楚国苦县曲仁里，也就是现在的鹿邑县，还有就是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老子大约生活在前571至471年之间，曾做过周王室管理图书典册的史官，其生活年代与孔子大略同时而稍早。其学“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后因不满于社会动荡变革的现实而悄然隐退，不知其所终。

◎《道德经》的成书年代

《道德经》也称《老子》。《老子》一书，原为随想式的杂记体，是老子把平时思考的问题，用诗一般的语言记录下来。《史记》只记“着书上下篇”，并未称经。《史记·儒林传》提及“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亦未称经。《汉书》多次引老子言，曾称经，但只是“传其学者，尊其师”而已，并未称《道德经》。魏晋玄学兴起，王弼正式题老子书为《道德经》，并以“道德而上下之”。王弼所注《道德经》为今之通行本，共分81章，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实际上道与德不可分，有关内容错落在各章之中。董荄《藏书志》称“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为《道德经》，凡言勒呃嘀暇，言德者类之下卷。”云云，恐不可信。世传《道德经》版本甚多。

《道德经》成书年代问题，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问题。近现代学者马叙伦、唐兰、郭沫若、吕振羽、高亨、胡适、任继愈等大多认为《道德经》是春秋晚期大思想家老聃学说的实录与发挥，其书的雏形当形成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则是在战国初年。但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人的学者也不少，如梁启超、冯友兰、范文澜、罗根泽、侯外庐、杨荣国等人，所谓的老聃即是李耳或太史儋、老莱子，《道德经》其书也是战国时代的书。还有一些学者（顾颉刚、刘节等）在疑古史观的指导下，推断《道德经》当成书于秦汉之际。

认为《道德经》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学者们，他们的主要论据，就是认为《道德经》里的话不像是春秋末期的人所讲，即所使用的名词问题。如梁启超说：“《老子》书中用‘王侯’、‘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者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者凡三处，这种成语，不像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的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像是没有的。”他们认为，《道德经》的文字所反映出的思想内容与其时代不相符合。

对此，许多主张《道德经》成书于春秋时代的学者们，从春秋时代的古籍中查找出不少证据，用以证明《道德经》一书集中反映了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有学者说：“《易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是早已‘王侯’联用吗？《易坎彖》:‘王公被险以守其国。'《离象》:‘六五之吉离王公也。’不是‘王公’联用吗？”又说：“《易·系辞下传》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左传》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仁义为文，与老子所说‘绝仁弃义’、‘先仁而后义’有何不同？《史记》引周初所制谥法云：‘仁义之所往为王。，周初谥法篇义与此合，早以仁义为联同，与老子‘大道废而后有仁义’有何不同？”（张煦：《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古史辨》第4册下编，第317页）还有的学者说，在《论语·先进》篇中有“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认为“千乘之国”是被大国所欺凌侵占的小国。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残片

此外，主张《道德经》为战国时着作的学者认为：“一则孔子之前，无私人着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二则《老子》的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即《道德经》成书于春秋末年，比较接近于历史的实际。因为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关“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记载，以及先秦诸多典籍，如《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多所引述《道德经》，都不曾对老子其人和他的学说的关系产生怀疑的情况来看，老子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老聃。他是先秦时期主要思想学派之一——道家的创始人。

《道德经》一书是其理论学说的最主要载体，其书虽有后人所附益的成分，不少内容带有战国社会思潮的特色，但是基本上保存了老聃的遗说，所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晚期的哲学政治思想。以《道德经》为载体的老子学说，乃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部分没落贵族思想意识的集中体现。春秋战国之际全面激烈的社会变革，极大地改变调整了各种社会阶级关系，使得相当一部分贵族丧失了往日的显赫地位和种种特权，而下降成为小生产者。他们对社会变革深怀不满，多所指责；但又无可奈何，孤芳自赏，流露出浓厚的彷徨失落的思想情绪。由于这些人具有丰厚的文化素养，因此比较善于站在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对自然规律进行探讨，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对人生意义进行认识，对生存方式进行领悟。《道德经》这部着作，正是这部分人心态的表露和意愿的宣泄。

◎《道德经》的思想

（一）“道”含义

“道”是《道德经》全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哲学上的最高范畴。它先于物质存在而又凌驾于物质之上。既是产生孕育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又是制约规定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它是永恒的，无限的，不可言说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道”的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活动不过是“道”的衍化和外延，这样就为《道德经》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策略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哲学上的基础。《道德经》认为天下万物的本体是“道”。“道”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它没有意志、没有具体形状、无声无臭又无时无地而不存在。一般以为，老子的道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物质世界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二则是指物质世界的本体、实质，或者说自然界、宇宙的自身。比如说，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51章》下同），就是说人的活动和自然界的变化都要遵从自然的规律。

首先，老子认为“道”是某种东西，是一个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东西，它独立于任何其他东西之外。而且，它始终不断地发生变化，周而复始。其次，道可以产生天地万物。它不仅创生万物，使万物发育成长，还爱护调养、使其开花结果。并且还不据为己有，不自恃己能，不为其主宰。

“道”同时也是一种有规律的东西。最突出的规律有二：对立转化，返本复初。老子认为事物是在对立关系中造成的。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并强调，只有把握住事物的反面，守住事物的对立面，才能够更深刻地显示出事物的正面含义，才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对立面发展到极端，便发生对立转化，“物盛必衰”。返本复初是道表现出的一种循环运动的规律。然而，老子着重强调的是复初、归根、守静、复命。

再次是“有”和“无”与“道”的关系。无是万物的开始，有是万物的母体。常从无的角度，可以观照道的奥妙；常从有的角度，可以观照道的端倪。因为看不见道的外形，所以用无来形容，而不是没有。只是潜藏着，没有显现。然而就是这个道又能产生万物，所以又是有。无和有都是用来指称道的，两者同出异名，是一个从无形到有形到万物的持续展开过程。

（二）朴素的辩证主义思想

《道德经》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非常丰富。它认为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表现为事物的相互依存和相生相克，并决定着事物双方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即“反者道之动”，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属性。同时，它将事物的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是同一层次上的循环往复，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片面强调柔弱、虚静、卑下一面对于事物转化的决定性意义，从而压抑了其辩证法的旺盛生机。

老子揭示了对立统一的规律，表述了有关对立面的发展与转化的一些可贵的认识。他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见到的东西，说明大的东西、强的东西、贵的东西，都是从小的、弱的、贱的东西发展而来，这多少已有一些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认识，也说明了对立着的双方互相转化的可能性。例如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五十八章）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赞扬，他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老子从唯物主义哲学观，说明万事万物的本体和宇宙的形成，他断定有形体的天地不是最先的，最大的，无形体的天帝当然更不是最先的，也不是至高无上能主宰一切的。他提出了道这个至高无上的宇宙本体，批判了自殷周以来的所谓帝、天、鬼神观念和宗教神学宇宙观。《道德经）四章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道”才是支配万物的宗祖，它已经完全取代了“帝”的位置。天帝并不是造物主，而是在“道”之后的东西。因此天帝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了，也不是主宰一切的神了，从而导引出无神的结论。

因此，老子认为万事万物的形成和发展，由宇宙本体即道的转化和生成，依靠自身的本性来维持，并成为物而具有形体，这些过程自然而然，没有主宰事物生灭的神秘力量，换言之，万物的形成和变化不是受超自然的意志支配的，也不是有某种预定目的的。据此可见，这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无神论思想。它不仅否定了上帝创世说的目的论，而且也表明了道是物质的实体。

《道德经》全书虽仅五千言，但却体大思精，胜义迭呈。要而言之，它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它们互为关系、互为弥补，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特色鲜明的老子哲学政治思想体系。

◎《道德经》的影响

《道德经》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着作，其思想的传播，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有四位皇帝为《道德经》作过注释，他们分别是唐玄宗李隆基的《道德真经注》四卷和《道德疏》六卷；宋徽宗赵洁的《御注道德真经》上下卷和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的《御注道德经》二卷。《道德经》是一部历朝历代学者已经研究了两千多年的巨着。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医学、军事学、社会学、伦理学、天文学、养生学，被誉为“万经之王”、“百科全书”。

《道德经》不但影响了汉代以来两千年的思想史，而且也受到西方思想家的重视，已成为世界哲学宝典之一。约在18世纪中叶，《老子》被译成拉丁文、法文。老子思想对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译过《老子》，俄国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翻译过《老子》。美国伟大的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在其作品中显示了老子对他的影响。同时，我们还看到许多有关老子思想对国外物理学家、音乐家、诗人、政治家等的影响以及国外学者从语言学、美学等多角度研究《老子》的记述。

大批《老子》译本的出现和已有译本的多次重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子》在西方的普及。在西方，除《圣经》外，《老子》译本种类最多。这毫无疑问地证明，博大精深的老子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宝贵的遗产，同样也是世界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