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以生为

【原文】

民之饥，

以其上食税之多[1]，

是以饥。

民之难治，

以其上之有为[2]，

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

以其上求生之厚[3]，

是以轻死。

夫唯无以生为者

是贤于贵生[4]。

【注释】

[1]食税：征收的税敛过多。

[2]有为：指繁苛的政治，或统治者强作妄为。

[3]求生之厚：生活奉养过于丰厚。

[4]贤：胜过，超过。贵生：厚养生命。

【译文】

人民之所以会遭受饥荒，

是因为统治者榨取吞食赋税过多，

故而遭受饥荒。

老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

是因为统治者多欲暴敛，

故而难以治理。

人民之所以轻死去冒犯法律，

是因为统治者奉养奢侈，将民脂民膏都搜刮净了，

人民无以为生，故而轻死去冒犯法律。

只有不追求生命的丰厚而又有所作为的人，

才比珍贵自己生命的人更胜一筹。

【解析】

这一章顺承上一章继续讲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对抗。我们都知道自从阶级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旦统治者以人民的利益为重那么人民生活就会富足幸福，国家太平安定，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就会稳固。与此相反，如果统治者追求自身的安逸，而不顾人民的死活，对人民大加盘剥，人民就会轻生进而铤而走险，不惜一切代价反抗统治者的压迫，而统治阶级也会不甘示弱，对人民施以严酷的镇压，最后以你死我活而告终。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在此以直截了当的言词揭示了人民忍饥挨饿的原因，人民之所以要忍受饥饿的煎熬，并不是因为人民懒惰，收不到可供解决温饱的粮食，而是因为人民的粮食都被贪婪、淫逸的统治者盘剥殆尽了，所以人民不得不忍饥挨饿，日子过得不堪其苦，繁重的赋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又无食物满足人民基本的温饱需求，所以人民起来反抗也是很必然的事。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对于人民的反抗，统治阶级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会想尽各种酷刑来对付人民的反抗，即老子所说的“以其上之有为”，这里的“有为”是指统治者的强作妄为，统治者强作妄为结果会怎样呢？当然是“是以难治”。人民难以治理是统治阶级的原因，是统治阶级的妄为和蛮横导致的。人民难治了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那就是国家的混乱，直至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被颠覆，这是统治阶级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可他们又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老子在此以直截了当、明白易懂的言语向统治者作了细致入微的剖析。他为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人民的生活寻找一个幸福的出口，而不是永远捆在统治阶级的妄为、高压之下。

这一章老子又提出了“民不畏死”的问题，人民为什么会不怕死，为什么会轻视死亡呢？上一章我们已作了阐释，在这里老子再一次提起，起到了强调的作用。生命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一旦人民对死都已不再重视，那么问题就十分严重了，老子对“民之轻死”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透析，他说是因“其上求生之厚”，“求生之厚”是指统治者对自己的奉养过于丰厚奢侈，统治者过于注重自身的安逸、享受，其必然会减损人民对物质的占有和利用，人民缺衣少食，连基本的温饱都达不到，而统治者却穷凶极欲、恣意妄为。面对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人民实在忍无可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僭越法制。这是容易理解的，人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满足不了，生是一种折磨，死反倒成了一种解脱。

老子在结尾以“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作结，点出了统治者应坚持的人生态度。在老子看来，不追求生命的丰厚而又有所作为的人比厚养自己生命的人更胜一筹。

从政之道

乾隆帝笼络群臣不行苛政

乾隆是清朝第四个皇帝，他的父亲雍正皇帝治国，一向以政烦令苛、手段严酷而着称。对待政敌，他更是冷酷无情。传说康熙本来是要将帝位传给第十四个儿子的，雍正采用阴谋手段取得了帝位。

这招致了他那些众多皇兄、皇弟的不满和反抗，尤其以八弟和十四弟的反抗最令他头痛。雍正毫不手软，对他们严加惩处，取消他们作为皇室成员的资格，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被强行更改，改用一些侮辱性的字眼儿“阿奇那”、“寒思黑”（满语猪、狗之意）来称呼他们，并宣布他们的罪状，将他们拘押在监狱之中监禁终身。

雍正对待开国功臣也是薄情寡义。在他夺权的阴谋活动中，有两个人参与此事，并立了大功。一个是他的妻兄年羹尧，一个是他的舅舅隆科多。

可雍正在地位巩固、大权在握之后，翻脸不认人，制造罪名，向这两个人下毒手。年羹尧的罪名多达90余条，被赐死，隆科多被囚禁而死。

雍正制造的这个大冤案，在朝野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不满，但大臣们慑于雍正的残酷，皆敢怒而不敢言。

乾隆即位时已经24岁，他自然清楚他父亲的苛政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和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决心改变这个局面，反其道而行之，但他却又不能公开否定父皇所做之事，那样怕被人指责为不孝，在政治上对他是非常不利的。

于是，他来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雍正抽象肯定。他一方面说要“时时以皇考（即雍正）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同时又在“刚柔相济”的名目之下，明确表示说：“我主张凡事要从宽”，要“减少苛捐杂税，让人民得以生存”。

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大刀阔斧、毫不顾忌地纠正雍正钦定的冤、假、错案，恢复了一些皇室成员的身份，将还健在的胤棋放出来，晋升为恂郡王；已死的将其子孙皆充入官室；对年羹尧一案及其株连人员平反。

乾隆的这一举措，的确效果显着。他立刻赢得了朝野的一致好评和拥护，为其后60年的统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朱元璋广积粮造福百姓

朱元璋心里明白要做好一件事，首先要心中有民，其次要眼光长远。

当时，朱元璋盘踞在江淮一带，而江淮盛产粮食，是着名的“鱼米之乡”，按理说粮食不成问题。但朱元璋为什么要把“广积粮”作为大战略的三大要素之一呢？

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莫过于以下两点：第一，元末的江淮自然灾害十分严重，而且极为频繁，持续时间又长，昔日的粮仓变成了缺米之空仓。许多百姓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哪里还有粮食拿出来支持朱元璋的起义军呢！第二，朱元璋曾有明令：“凡入敌境，听从捎粮。”所谓捎粮，就是说军队的粮草都要取之于民。当时战火纷乱，青壮年都去参军打仗了，农村缺乏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耕种。同时，由于战乱带来的破坏，堤坝年久失修，耕牛被宰，粮食产量下降显然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起义军占领的大多是新区，在立足未稳、民众情绪尚未稳定的情况下，要想捎粮，谈何容易。

朱元璋手下的大将胡大海和常遇春，对此早有察觉。因此，他们先后提出意见。认为一味靠捎粮，没有数量限制，老百姓受不了，这对起义军和老百姓都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仅靠捎粮，老百姓有限的粮食如何养得了朱元璋的几十万起义大军？而且，朱元璋从和州进军江南，正是因为缺粮所迫。虽然到江南后得到了大量的粮食，但由于起义军迅速扩大很快消耗干净。稍稍吃了几天饱饭的起义军，又重新为饿肚皮问题所困扰。

从这个意义上讲，“广积粮”与其说是长远大战略，倒不如说是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更合适。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满元朝统治揭竿而起的朱元璋，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个道理。

“捎粮”的实质，就是“取之于民”，而这个“取”，是朱元璋一厢情愿的；换言之，老百姓并不是自愿“给”的，只是出于无奈，百姓的不满情绪必然会爆发，到那时，恐怕老百姓又要造自己的反了。

既然靠“捎粮”无济于事，那只有寻找新路子了。且战且耕的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朱元璋任命元军降将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由他负责兴修水利，要求做到高地不怕旱，洼地不怕涝。接着，他又下令各部队都要在驻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并且立下章程，规定以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要求各部队除了供给自身的需要外，还要做到有存粮。同时又立管领民兵万户府，主要职责是将民间的部分壮丁编为民兵，农时耕种，闲时练兵。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

这一举措果然有效。当年，康茂才所部就产粮1.5万石，余粮7000石。对此，朱元璋感到非常满意。他立即下令褒奖。同时不失时机地谕令全军，指出要解决粮食不足的困难，强兵足食，还必须做好屯田工作。在以后的几年里，朱元璋所属各部到处兴屯，粮食之多，完全可以保障部队自给自足。到1360年5月，朱元璋明令禁止征收寨粮。曾经给百姓带来严重负担的捎粮政策，也就此完全取消了。

“广积粮”的结果，使朱元璋在短期内迅速从缺粮的窘境中解脱出来，在此后的漫长战争中，朱元璋再也不为粮草犯愁了。

“广积粮”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为朱元璋的部队解决了粮草问题，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逐步减轻直至全部免除农民纳粮的负担，使得农民欢欣鼓舞，更加拥戴朱元璋了。第一，既然朱元璋部队的存在和强大给劳动群众带来了实惠，而其他军队在这里是很难做到甚至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广大群众自然就会更加支持和信赖朱元璋及其所领导的部队，这样就会源源不断地向朱元璋输送兵员。第二，“民以食为天”。劳动群众免除了“捎粮”之苦，就有了充足的粮食，进而迸发出搞好生产的积极性，这对繁荣经济是十分有利的。而经济的繁荣，又必然为朱元璋政权带来更多的税收，这对朱元璋来说，无疑形成了“良性循环”。

“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根本上讲，“广积粮”的最后结果，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而得到了民心归顺这一取得胜利的根本依靠。在元末众多的割据势力和元军的战争中，朱元璋立于不败之地，并夺得最后的胜利，民心的归顺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