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五十七章]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三十一章]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鉴赏〕 《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曾两次清晰地记载着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迹，而且先秦儒道两家的一些重要文献，如《礼记·曾子问》、《庄子》等书中也都详细记载了孔子问礼、问学于老子的若干细节。但是，由于《老子》书中存在着一些非常明确的排斥“礼”的语句，特别是《三十八章》中已经广为流传的“‘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历史上的众多学者纷纷对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情表示了怀疑，认为老子既然把“礼”看作是忠信的衰退、大乱的祸首，那么就必定是一个对于“礼”没有多少了解的人，一生以“复周礼”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也必然不会求教于这样一个如此贬损“礼”的人。
但是，如上文所述，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情，不仅在道家的书如《庄子》中有记载，而且在儒家的书如《礼记》中亦有记载，如果没有其他确凿的证据，我们很难证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情是纯粹虚构的故事。并且，我们知道，老子是一个思想非常深邃、视野非常开阔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极其谦虚的人，假若他对礼学一窍不通的话，是绝对不会对“礼”乱发评论，甚至主观臆断地对“礼”进行排斥的。因此，由老子“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十五章》)的虚怀若谷的性格，我们可以推断，老子既然对“礼”发出了如此明确的评论，不管是褒还是贬，老子都应该是在对“礼”有足够认识的情况下才会发出这种评论的。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我们认为《礼记》、《庄子》、《史记》等历史典籍的相关记载是有据可循的，老子应当是一个礼学方面的大师级人物。
其实，老子对于“礼”的精通在言简意赅、只有五千余言的《老子》书中就可以找到其蛛丝马迹。如《三十一章》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在这里，老子反复强调战争的礼节要仿效“丧礼”，甚至前后左右的仪节也都要非常注意。另外，《五十四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在这里，老子更是视“子孙以祭祀不辍”为荣，不仅没有表现出对祭祀之礼的丝毫反对，反而引之为受祭者的荣耀。由此，《礼记》、《庄子》等典籍的相关记载也就不难理解了，特别是从《礼记·曾子问》中的几段材料来看，下至一般百姓士大夫的丧葬之礼，上到国家的祭祀之礼，以致许许多多的行礼细节，老子都是非常精通的。
那么，既然老子不仅懂礼，而且还有崇尚礼节的倾向，他又为什么会说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样极端贬斥礼的话呢？这说明，老子对“礼”的肯定并非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其实，这个条件也是非常容易发现的，那就是，“礼”必须合于“道”、合于“自然”。我们知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是老子的核心思想，老子的思维世界无时无刻不是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和谐统一这一最高点出发，认为万事万物只有在循顺自身的自然本性，并与周围的事物保持一种自然良好的关系时，它们才能够更好地生长，整个宇宙也才能够生生不息、和谐美好。那么，只要当“礼”是出于这种“自然”、符合于这种大“道”，从而有利于万事万物的和谐发展时，老子自然就会对其进行肯定和褒扬了。
从前文所引述的老子对“礼”的肯定的那些情形来看，我们都可以较为明显地感受到，老子所肯定的“礼”都是符合于“自然”、出于大“道”的。比如，老子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三十一章》)这里，老子主张战争的仪式应当参照凶事、丧礼的仪式来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老子反对战争，因为战争是违反“自然”的。老子曾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三十章》)老子在此处强调了之所以反对战争是出于“道”的考虑，也即出于万事万物的自然和谐的考虑；既然如此，战争的仪式、礼制按照凶事、丧礼来“处之”，也便自然符合“自然”，符合“道”了。
“‘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句话出于《老子·三十八章》，为了对老子的态度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我们不妨来看看此章的全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从老子的上述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老子贬斥“礼”，是以对“道”、“德”、“仁”、“义”、“礼”五者的通盘考虑为基础的。关于“道”与“德”、“仁”、“义”、“礼”的关系，最新出土的简帛本《老子》提供了新的证据，《老子·十八章》通行本“大道废，有仁义”的句子，在简帛本中都写作“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在此，老子并没有激烈地或者说绝对地、片面地贬斥仁义的倾向，自然也就不会有绝对地、片面地贬斥礼的倾向。在老子看来，“大道废，安有仁义”？同样地，我们可以说，大道废，安有“礼”？老子所贬斥的，都是那些表面上遵守礼制，而实际上却违背“自然”、违背大“道”的做法。如老子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綵，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五十三章》)在这里，宫殿的整洁、锦绣的衣服、宝剑的佩带、饮食的讲究，都是出于礼制的要求，然而，老子并没有只看事情的表面现象，他所真正注意的，是这些礼制是否合于礼制所应遵循的根本精神——“道”。如果统治者单纯为了追求礼制而遗失了大“道”，从而造成农田荒芜、仓库空虚、民不聊生，那么，老子便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些统治者称为强盗。在这里，老子所批判的，是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私欲，藉着“守礼”的名分而无情地压迫剥削老百姓的暴行。
我们知道，在老子的所处的那个时代，天下大乱、诸侯国之间长年混战，以至于造成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个时候的所谓“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统治者为自己谋利益、压制老百姓的工具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礼”逐渐开始向具有强制性的“法”转变，本来是出于人情之自然的“礼”变得越来越面目可憎，远离大“道”。在老子看来，“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老子·五十七章》)，这里的“禁忌”也就是统治者所颁布的“礼法”，思维犀利睿智的老子一眼便看出了它的本质，即它已经成了统治者为自己谋权谋利的工具了；因此“礼法”越多、越复杂，老百姓受到的压榨也便会越多，生活也就会越贫困了。
其实，曾经问礼于老子的孔子，虽然提出了“复周礼”的主张，并且处处维护“礼”，但孔子也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认为在“礼”的仪式上的投入越多越好的。《论语》中曾记载，有一个叫做林放的人问孔子“礼之本”、也即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的反应非常强烈，回答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妥帖完美、仪节周全)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在这里的回答，充分表明了他在礼乐教化的问题上主张真实质朴、随顺人情之自然，反对形式主义的态度。而曾问学于老子的孔子对于“礼”的这种态度，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老子对于礼的贬斥，完全是针对那些骄奢淫逸、遗失了“礼之本”，也即违背了大“道”、违背了“自然”的异化之礼的。
总而言之，老子关于“礼”的思想是辩证的、双重的：当“礼”合于“道”、合于“自然”，从而有利于万事万物的和谐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良好秩序时，老子对“礼”是持肯定乃至褒扬的态度的；而当“礼”丧失了自己的根本——“道”，以致异化为一种纯粹的外在形式，乃至沦落为统治者欺骗百姓、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时，老子对“礼”是持一种激烈的贬斥态度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深谙周代的礼乐制度，他从“‘道’法自然”的宇宙情怀和哲学智慧出发，以一种宏阔而深邃的眼光对“礼乐教化”作了较为全面的透视；老子对“礼乐教化”的这种态度，与孔子“复周礼”、“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相比，应当说也是更为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