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诗词
明代弘治至正德时期可称为明中期。这一时期占主流的作家群主要有茶陵诗派和以复古为号召的“前七子”，其中很少或几乎看不见江西籍作家的身影。而此时的江西籍作家主要活跃于理学领域(包括王阳明心学)，他们以理学名家，故江西素有“理学之邦”之称誉，而作为作家的他们却不能成为主流。
从广义来说，王阳明心学也属于理学范围，正如陆象山心学属于宋代理学一样。但从狭义来说，王阳明心学与传统的理学又有所区别，所以有时被其他学派指为异端。但不管怎么说，王阳明心学是对理学的新发展、新贡献，对明代乃至后世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本章的主旨不在于讨论理学家、理学流派，而在于借助理学流派及其理学家的划分，更清晰地把握这些作家的情况，因为明代文学与理学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以理学家的分类为作家分类的依据，可使复杂的问题简单明了化。
明中期江西籍理学作家主要包括诸儒学派作家和崇仁学派作家。前者有：意境虽稍涉平衍而典雅醇正的罗钦顺，诗多涉理路的李中，诗多理学语而五言、七言嫣然有致的状元作家舒芬，兴幽思远、尽辟蹊径而颇有诗名的敖英;后者有：诗多涉理语而近白沙、定山流派的夏尚朴，诗文尚未成家的桂华。同时，江右王门学派作家也显露头角，为明中期的江西诗文尽其所能地演绎。主要有：主敬学派作家邹守益，诗文皆阐发心性之语;主静学派(又称归寂派)作家聂豹，诗文少涉理路而风格平实;主事学派作家陈九川，文大抵皆讲学之语，诗小有韵致而不免薄弱。王门学派其他作家尚有：以气节著而吟咏大抵皆一时遣兴之作的刘魁，善推演师说、以“何黄”并称而其集却未见流传的何廷仁、黄弘刚。总之，这些作家都以理学名家，诗文成就总体上不高，诗歌或多或少都带有理学气，杂宋调而近击壤一派，理性有余而理趣不足。
此外，明中期还有一些理学以外的江西籍作家，如：权相作家严嵩，虽怙宠擅权，而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文亦不俗，故不以人而废文;“苕溪五隐”之一的刘麟，诗多山林之气，皆盎然天趣，读之足消鄙吝;颇著风节的刘玉，古诗、歌行语言妥帖，诗风豪宕，五、七言律可步趋唐人;著述颇富的刘节，诗虽多而多不见选录，其文明白浅切，以下笔不能自休而稍伤于文字冗长;兼收并蓄的游潜，诗风颇近晚唐而兼杂宋调，成就相对突出;自称放翁的夏良胜，风节凛然而诗文有直气;以边功著称的毛伯温，文格颇疏畅，诗则所造不深，词多浅易;内行修洁的欧阳铎，诗多近体而不及其文，文虽娟秀而狭于篇幅;三入内阁的状元费宏，诗文多应制奉酬之作，诗风多古雅，其悠游林下之作则颇见其风致;费寀，多应酬之作，而田园诗则有模拟王维诗之倾向;尹襄，诗虽未见选录，然亦间有可诵之作;汪佃，诗文无大疵累，文章不以时好辄废绳墨;恃宠娇蹇的权臣夏言，善诗词曲，亦善属文，诗文平易宏整，部分诗有台阁体之余习，五言特具高韵，多豪宕之作，绝句尤有风致。总之，这些作家与理学作家相比，不仅有个性特色，而且成就相对较突出，可能是受理学的约束较小的缘故。
这时期的江西词坛，主要作家有罗玘、刘玉、罗钦顺、费宏、游潜、严嵩、毛伯温、夏言、舒芬、桂华、聂豹等，作品数量最多的是夏言，达351首之多，其他词人的作品都不多。其中，成就较高的是夏言、费宏、桂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