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行幸第三十七》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行幸第三十七》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宫,泛舟于积翠池,顾谓侍臣曰:“此宫观台沼并炀帝所为,所谓驱役生民,穷此雕丽,复不能守此一都,以万民为虑。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昔诗人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小东大东,杼轴其空。’正谓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今其宫苑尽为我有。隋氏倾覆者,岂惟其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居高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谄佞,蔽塞聪明,欲令其国无危,不可得也。”司空长孙无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魏徵等曰:“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贞观十二年,太宗东巡狩,将入洛,次于显仁宫,宫苑官司多被责罚。侍中魏徵进言曰:“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献食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闻,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战战栗栗,每事省约,参踪前列,昭训子孙,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万倍于此,亦不足也。”太宗大惊曰:“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已后,庶几无如此事。”

〔注释〕①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涿郡:治所在今北京西南。 ②驰道:专供皇帝行驶车马的大路。 ③广:宽。 ④贼:盗贼,这是统治者对人民反抗的诬称。 ⑤沼:小池。一说圆形的叫池,曲形的叫沼。 ⑥语出《诗经·小雅·何草不黄》。原诗讽刺周幽王用兵不息,军旅自岁始草生而出,至岁晚百草枯黄仍未归,百姓困苦。 ⑦语出《诗经·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指东方大小各诸侯国。杼轴,指织布机。 ⑧裴蕴:隋炀帝时任民部(唐避太宗讳,改户部)侍郎、御史大夫,迎合帝意,朋比结党,后死于宇文化及发动的兵变。 ⑨匡弼:匡正辅弼。 ⑩殷阜:民殷物阜,形容国家富足。 董纯:隋臣,以从杨素平定汉王杨谅叛乱之功拜柱国,进封郡公。 崔象:即崔民象,隋臣,大业十二年(616年),因劝谏隋炀帝勿幸江都,被杀。 玄天:幽深莫测的天空,上天。 次于显仁宫:次,住宿。显仁宫,据《隋志》所载为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所筑行宫

【鉴赏】本篇内容反映了贞观君臣对于帝王行幸的节制态度。

“行幸”一词,古代专指帝王出行,是帝王离开京城前往全国各地巡视考察地理形势、边关防务、官吏政治以及祭祀寻仙、游览名山大川的活动。帝王的行幸活动在古代从未间断过,是诸多皇帝的一大嗜好。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周穆王的巡游。《左传·昭公十二年》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周穆王的足迹,遍布西北、华北等许多地区,有人认为他甚至到过波斯(今伊朗)。秦始皇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天下巡游,使行幸成为他在位12年间耗时最多、用力最勤的大事。秦始皇为寻找长生不老药而巡游,最后死于途中。汉武帝在行幸上,较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七登泰山,六出萧关,四登琅邪台;北抵崆峒(今甘肃平凉),南达浔阳(今江西九江),许多名山大川都有他的行迹。把帝王巡游活动发展到极致的,是清朝的康熙和乾隆皇帝。在康乾盛世,两人都曾数次巡东北,幸西北,尤其是乾隆的六下江南,为时人所乐道。

帝王行幸天下的活动,是掌握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动态以制定针对性政策的有效途径,巡视边疆也起到了巩固政权、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作用。但也带来很多问题。帝王巡游常常规模庞大、随从众多,牵涉食、住、行甚至娱乐等诸多方面,往往糜(靡)费巨大,少则花费数年的财政收入,多则耗尽国库。所过之处,百姓往往为此倾家荡产。帝王巡游虽带有政治、军事目的,但个人游乐的意图亦非常明显,容易激起民怨。正因为此,古代皇帝的出行,一直与大臣们的劝谏、反对之声相伴。反对者认为,皇帝的“欲”和“动”对天下来说是巨大的灾难,游观、田猎这些离开皇宫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要成为明君,就要熄灭自己的欲望,抑制冲动,实现垂拱而治。

在本篇中,不论是唐太宗还是魏徵、长孙无忌等大臣,都以亡国的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看待帝王行幸之事。隋炀帝喜好行幸,耗费人力,终致天怒人怨、身死国亡,这令唐太宗印象深刻,也心怀恐惧。隋炀帝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隋文帝给他留下了异常富裕的统治基础。文献记载,文帝时,“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唐太宗也说,“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这么雄厚的经济基础,也经不起隋炀帝奢纵无度的折腾。唐太宗说他,“不顾百姓,行幸无期”,遂致“身戮国灭,为天下笑”。深知隋炀帝命丧江都原因的唐太宗,因此自我警戒,减少巡游举动。太宗认为“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所以应当“战战栗栗,每事省约,参踪前列,昭训子孙”,“以副百姓所望”。大臣们也纷纷劝诫太宗节制奢侈行为,避免惊扰百姓。如此君臣一心,与民休息,方可“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总而言之,唐太宗对行幸这一帝王的特权,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