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谦让第十九》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谦让第十九》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傥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

贞观三年,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病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劳谦,君子有终,吉。’诚如卿言。”诏赐物二百段。

河间王孝恭,武德初,封为赵郡王,累授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孝恭既讨平萧铣、辅公祏,遂领江、淮及岭南、北,皆统摄之。专制一方,威名甚著,累迁礼部尚书。孝恭性惟退让,无骄矜自伐之色。时有特进江夏王道宗,尤以将略驰名,兼好学,敬慕贤士,动修礼让,太宗并加亲待。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与为比,一代宗英云。

〔注释〕①“汝惟不矜”句:语出《尚书·大禹谟》。为舜告诫禹的话。意思是说,只要做到不骄傲,天下就无人与你争能;只要做到不夸耀,天下无人与你争功。 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语出《经·大雅·荡》。意为开头很好,但很少有好的结局。 ③“以能问于不能”句:语见《论语·泰伯》。为曾子所言。意为有能力却向无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却向知识缺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像没有学问一样,满腹知识像空无所有一样。 ④谦光:说尊贵者能谦虚则更见光彩。 ⑤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知:内蕴神明睿智,外表却保持沉默,使人感到高深莫测。 ⑥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系撮合《周易》中蒙卦与明夷卦的话而成,意思说,要显得蒙昧无知以自养正道,要像明夷卦中的明臣那样,不以明智的样子来盛气凌人。 ⑦劳谦,君子有终,吉:出自《周易·谦卦》。意为勤劳谦虚,君子能保持始终,吉利。 ⑧河间王孝恭:唐高祖李渊的堂兄弟,在平定天下中立大功,但不居功自傲,颇受李世民的敬重。 ⑨行台:在地方上代表朝廷行使尚书省职事的机构。始于魏晋,唐初亦置。贞观后废除。

【鉴赏】“谦让”就是为人谦逊礼让,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君主位高权重,四海独尊,产生骄矜自傲之情是极为正常的。历史上大多数帝王没有出此轨道的。唐太宗值得称赞之处,就是他有与多数帝王不同的执政心态,即“自守谦恭,常怀畏惧”。

贞观二年(628年),他对身旁的大臣说,人们常说做皇帝的人,可以自认为尊贵与崇高,无有需要顾虑和害怕的东西。“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虚,常怀畏惧”,“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从三个“常”来看,保持谦虚谨慎、心怀畏惧,就不是唐太宗一时的心血来潮。

为什么要“自守谦恭”呢?唐太宗和孔颖达都用《周易》中的话为依据。唐太宗说,《周易》中有“人道恶盈好谦”告诫于我。这是说,人们都是厌恶骄横自傲,喜欢谦虚谨慎。又引了《周易》中的谦卦:“劳谦,君子有终,吉。”孔颖达在贞观三年(629年)回答唐太宗时,引了谦卦、蒙卦与明夷卦中的内容,但他不是引原文,而是融贯于答话中。贞观君臣提到《周易》之处甚多。如魏徵所上的“十思疏”中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意思是说,想到高高在上的危险时就得注意自我修养、保持谦虚。这是从谦卦中“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中脱胎出来的。《周易》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是崇高的,长期被奉为神圣的经典。自汉代开始,它列于五经之首,地位显赫。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编《五经正义》,而开头就是《周易正义》。魏徵引《周易》是为了说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权威性作支撑的。唐太宗提倡谦让的目的,是为了鼓励臣子犯颜进谏:“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傥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唐太宗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一个人总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不可能老是正确的。

“自守谦恭”的前提是“常怀畏惧”。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怕,他就没有约束力,也就不会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唐太宗畏惧的内容有二:一是“皇天”,二是“群臣”。君主怕“皇天”,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君权为天神授予的理论,为君主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的根据。为了自己的利益,君主不仅崇天、敬天,乞求上天赐福于己,同时又惧怕天,怕天降下灾祸。而为了限制君主的恣意所为,古代思想家又提出“天谴”说,自汉代以后一直持续到清。因为发生自然灾害,唐太宗自责说:“朕之不德,皇天降灾。”(详见《灾祥》篇)畏“群臣”,在古代君主中,实为凤毛麟角。君主集大权于一身,对臣子可随意封官赐爵,也可任意罢免大臣,至于处死大臣也只凭君主一句话就行。对臣子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压根儿没有什么可以惧怕臣子的。历史上更多见到的是君主无端猜忌诛杀臣子的事实。“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世家》),这是越王勾践臣下悲惨下场的形象化描绘。君主猜忌多疑的心态,让臣子们有“伴君如伴虎”的感受。他们整天提心吊胆,诚惶诚恐。隋文帝杨坚猜疑成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每次出行后回到京都,都有如临敌国的感受。晚上不敢脱衣服睡觉,寝处经常要换地方。”唐太宗畏“群臣”的缘由,他说得很明白:“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百官天天看着我,琢磨我的一言一行,我怎么能够不畏惧呢?归根到底,唐太宗是希望能够经常听到臣子们的直谏,目的在处理国事时少有过失,以便让大唐王朝长治久安,“宗社永固,无倾覆矣”。

对宗室中的诸王,唐太宗对河间王李孝敬、江夏王李道宗,显得特别亲热。如此优待有加,是因为二人“威名甚著”而“无骄矜自伐之色”、“以将略驰名”而又“动修礼让”。“谦让”作为人类固有的美德,应当说在贞观君臣中有着很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