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谏第四》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称其仁。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对曰：“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不纳谏诤，遂杜口无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辞职请退，则与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晋惠帝贾后将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阿意苟免。及赵王伦举兵废后，遣使收华，华曰：‘将废太子日，非是无言，当时不被纳用。’其使曰：‘公为三公，太子无罪被废，言既不从，何不引身而退?’华无辞以答，遂斩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故‘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张华既抗直不能成节，逊言不足全身，王臣之节固已坠矣。虞世基位居宰辅，在得言之地，竟无一言谏诤，诚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黏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召而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逄、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仍赐绢有差。
太常卿韦挺尝上疏陈得失，太宗赐书曰：“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昔齐境之难，夷吾有射钩之罪;蒲城之役，勃鞮为斩袂之仇。而小白不以为疑，重耳待之若旧。岂非各吠非主，志在无二。卿之深诚，见于斯矣。若能克全此节，则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励终始，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徵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徵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俛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注释〕①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这是贤臣傅说告殷商高宗之辞，以木工需从绳而正的道理，说明帝王对于谏诤不可不受。语见《伪古文尚书·说命》。 ②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zhēng)臣七人：语出《孝经·谏诤》。争臣，即诤臣，直言谏诤之臣。 ③刍荛：指割草打柴的人。 ④箕子：商纣王的叔父，因纣王无道，劝谏不听，便佯装发狂来避免灾祸。孔子曾把箕子、微子、比干称为殷之“三仁”。 ⑤史鱼：名鳝，字子鱼，春秋末卫国史官，以正直著称。文中所引孔子的话见《论语·卫灵公》。 ⑥晋惠帝：西晋皇帝，在位期间放任贾后专政，引起皇族争相残杀的“八王之乱”。贾后：名南风，晋惠帝皇后，扰乱朝政，在“八王之乱”中被杀。愍怀太子：名通，晋惠帝太子，为贾后所杀，赵王伦执政后谥为愍怀。 ⑦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丞相。 ⑧赵王伦：字子彝，司马懿第九子。他在晋永康元年(300年)起兵杀贾后、废惠帝，后以篡逆之罪诛死。 ⑨夷其三族：古代株连犯罪者亲属的一种酷刑。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 ⑩裴寂：字玄真，唐初桑泉(今山西临晋东北)人。隋末任晋阳宫副监，曾助李渊起兵，攻克长安后，又劝李渊称帝。武德年间任尚书左仆射，掌握大权，奉命制定唐律五百条。贞观初任司空，后被唐太宗免官归故乡。不久流放静州而死。 御史大夫：御史台长官，掌刑法典章，纠查百官罪恶。韦挺：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少与隐太子相友善，后为东宫臣。武德七年(624年)，流放到嵩州。贞观初，经王珪多次推荐，拜为御史大夫，后兼魏王府事，又改为太常卿，后因罪而被废为民。 杜正伦：相州人，隋代秀才。唐贞观初，经魏徵推荐，升任兵部员外郎，逐渐升到中书侍郎。承乾太子被废，受牵连流放到驩州，显庆初，起用为中书令，不久被贬为横州刺史。 秘书少监：唐时为秘书省副长官，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古异同。 著作郎：秘书省属官，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姚思廉：名简，以字行。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仕隋为河间郡司法、代王侍郎。唐军入长安，受任秦王府文学。李世民即位，改弘文馆学士，又为著作郎。曾与魏徵同撰《梁书》、《陈书》。 龙逄：即关龙逄。传说为夏代贤臣，桀作酒池糟丘，为长夜饮，龙逄常苦谏被杀。比干：殷末纣王叔伯父(一说纣庶兄)，因为犯颜强谏，被纣王剖心而死。两人都是古代有名的诤臣。 孥戮：孥为子，戮为杀。指连儿子一起杀死。 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龙性柔顺，可以与之狎戏，骑在它的背上。但是它的喉下有逆鳞，如果触及逆鳞，龙一定会杀人。此以龙之逆鳞比喻皇帝的威严。见《韩非子·说难》。 太常卿：九卿之一，专掌祭祀礼乐。 齐境之难：公元前685年，齐襄公被杀，国中大乱。当时公子小白在莒，公子纠在鲁，两人闻讯，起兵回国争夺王位。管仲助公子纠拦截小白，弯弓射中小白带钩。后来小白继位，是为齐桓公。管仲因公子纠党而被囚，他的好友鲍叔牙在桓公面前竭力保荐他，桓公也不因射钩之罪而忌恨他，任命他为大夫，大加信用。管仲相齐，遂成霸业。 蒲城之役：晋献公宠信骊姬，欲立其子奚齐。骊姬设计陷害太子申生，逼其自杀，又在献公面前进谗言，欲置公子夷吾与重耳于死地。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城。献公又派贾华伐屈，使勃鞮刺杀公子重耳。重耳越墙而逃，勃鞮追杀不及仅斩去他的衣袂。重耳奔狄，过了很长一段流亡生活后，重新回到晋国即位，是为晋文公。文公不以勃鞮当年刺杀他未遂一事为意，待之如故旧。 各吠非主：即各为其主的意思。语出《战国策·齐策》：“跖之狗吠尧，非贵跖而贱尧也，狗固吠非其主也。” 怖慑：害怕的样子。 尸禄：做官吃俸禄而不干事。语出《说苑》。 怀禄：贪恋爵位俸禄。《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曰：“怀禄贪势，不能自退。” 俛仰：同俯仰，应付、周旋之意。语出《汉书·司马迁传》。 鼎镬：鼎为古代青铜炊器，有足曰鼎，无足曰镬。鼎镬原指烹饪器，此指用鼎镬来烹人的酷刑刑具。 禹拜昌言：意指禹推辞舜要他直言进谏的要求。昌言，尽情进言。语见《尚书·皋陶谟》。 褚遂良：字登善，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博涉文史，尤工书法。唐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累官中书令。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受太宗遗诏辅政。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屡被贬职而死。 舜造漆器：世传造漆器自舜始。 禹雕其俎(zǔ)：雕为镂饰，俎为古代用来盛牲的器皿，又谓割肉所用的砧板，长方形，两端有足。相传禹初为雕俎。
【鉴赏】求谏，简而言之就是鼓励臣下提意见，是唐太宗用人思想的精华。中国古代，“谏”是一种公认的政治美德和司空见惯的政治行为，但除非“主明臣直”，在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前提下，是绝对无人敢冒这个风险的。如何鼓励群臣大胆进言，是为君的一种政治艺术。这就是导谏、求谏的政治前提和依据。本篇讲的就是唐太宗自觉发挥君王的政治主导作用，以各种方式倡导、引导、诱导群臣献策进言，竭忠尽智。
唐太宗认为，求谏不仅仅是为了听取批评，下情上达，它具有综合性的政治功能，是君主集广谋略、调整政治、支配臣属、掌握政治枢机的重要手段。
唐太宗深明“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之理，甚至认为作为人君，即使德行不高，只要多接纳规谏也能变为圣君。谏议大夫王珪也向唐太宗论述了上述道理“木工有了准绳，干的活就不会歪;帝王能够听从谏诤，才能成为圣明”。太宗还对房玄龄说：“有些写文章的人和技术工匠，喜欢吹嘘自己比他人高明。然而，一旦有机会与高手相比较，就一下子分出高低来了。”由此，太宗得出“自知者明，信为难矣”的言论，进而认识到帝王“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的道理。
唐太宗把君主能否吸取下属的正确意见，看作是事关社稷存亡的大事，在唐太宗看来，是否能够求谏是区分“明主”和“暗主”的分水岭。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在和满朝文武讨论如何处理隋朝旧臣时，曾围绕“隋朝为何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就由社会发展的最高峰迅速走向灭亡，以及隋末遗臣该为此承担何等责任”这个话题进行了一番探讨。太宗认为“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的个性导致了众臣惧于上谏，使得他的臣子虞世基不敢对炀帝说真话，所以以虞世基为代表的隋臣对隋末这个乱世所负的责任也不应太大。“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称其仁”。古时候箕子也曾经为了在昏君面前保全自己而装疯卖傻，连孔子都说他做的对。现在隋炀帝死了，虞世基似乎并不该同他一道死。杜如晦提出反对意见：“不，虞世基这个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不听上谏就装聋作哑?就算为了保全自己，也可以辞职回家。他却还是贪图自己的荣华富贵而苟居高位，这和箕子装疯避祸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家危亡、天下大乱的时候，不能顶住压力站出来为国出力，那还当什么臣子?古人说：‘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志也。’虞世基既然身处高位，负责进谏是他责无旁贷的重任，可是他居然长时间不发一言，属于严重失职，所以隋末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责任也有他一份，自然是罪该万死。”
太宗听了杜如晦的话，感叹道：“你说得对啊，‘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做皇帝的，必须有忠良之臣的辅佐，才可国泰民安。隋炀帝不就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所以做了错事也不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天长日久，做的坏事多了，终于天怒人怨，导致灭亡吗?如果说一个君主像隋炀帝那样行为不当，做臣子的又不匡扶帝胄、直言上谏，什么事都顺从那个君主，称他做得对，那么我们可以称这样的君主为昏君，这样的臣子为谀臣。昏君和谀臣加在一起，他们的末日也就不远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君臣之间团结协作。事事以公字当先，什么事都可以拿来商量。你们啊，一定要有什么就说什么，补救我的错误，我绝不会因你们的直言进谏会令我难堪就来责骂你们。”
在上面的事例中，唐太宗利用隋朝大臣虞世基的悲剧，和杜如晦完成了一次精彩的对话。太宗先前的话把隋朝灭亡、民不聊生的责任算在了君主的头上，这样既表现出了他身为一个皇帝过人的胸襟气量，又引出了杜如晦的表态。杜如晦则把隋朝灭亡的责任归咎于做臣子的，因为做臣子的没有履行上谏的责任，令皇帝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一问一答之间，让满朝文武了解到这样一个道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然在朝为官，就该事事以公字当先，直言进谏以纠正统治者的不当行为。在唐太宗后面那段话中提到：“昏君和谀臣加在一起，他们的末日也就不远了。”暗示了皇帝和手下臣子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改朝换代，做臣子的势必和皇帝一起灭亡，并用虞世基的活例子为在场的大臣们强化了这个道理。最后又诚恳地表示，希望大臣们有什么说什么，自己不会因为大臣们在上谏的时候言辞中得罪了他而加以责罚，表明了自己对大臣们的倚重。贞观年间的官员无不为了天下兴亡、王朝兴衰以及自己的前途而屡屡上谏，其中因此而名留史册的大臣就多达36名之多，实属罕见。
李世民能够诚恳地要求臣下直言规谏，同时也能够认真地对待臣下提出的意见。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百官上书奏事，条数很多，我都把它贴在卧室的墙壁上面，以便出入都能观看。我之所以这样孜孜不倦，是想尽可能把臣下百官反映的情况都了解清楚。每当我考虑治国方略时，往往三更后才能安睡。”
他不但自己能够虚心地听取臣下的意见，还要求臣下也要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贞观五年，他曾对房玄龄等人说，我常常希望你们能够直言规谏，而你们也需要接受别人的规谏，如果你们自己不能接受规谏，怎么能够规谏他人呢?
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批评皇帝叫做“犯龙鳞”。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所以，历代尽管设有谏官，但殿廷上往往是鸦雀无声。为什么唐初竟有那么多人“敢犯龙鳞”呢?关键就在于唐太宗虚心求谏。李世民身材魁伟，仪态威严，众官见到他都感到有些拘束害怕。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总是和颜悦色地接见他们，以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使他们能够畅所欲言，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贞观八年，唐太宗又看到一些官员奏事时，呈现一副恐惧不安的样子，连言语都颠三倒四，于是再次强调：“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这番话表明，唐太宗胸怀宽广，乐于听取不同的意见。
若论君臣上下关系，君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君明，臣易直，敢于提意见，不怕犯逆鳞;君昏，臣难直，稍谏即怒或杀，何人更敢直言?只有“导之使谏”，才能广开言路，收“天下大治”之成效。这是要有虚怀若谷的度量的。贞观六年，韦挺等上封事，唐太宗极力称赞，并“设宴为乐”。畅饮之际，唐太宗说：“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唐太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懂得“为君不易，为臣极难”的道理。贞观六年，他对众臣说：“历观自古以来臣子立忠之事，如果遇上明主，便容易向主上赤诚规谏。至于像关龙逄、比干二人则不免身被刑戮，祸及妻子。可见，做贤君不易，当忠臣也极难。我听说龙是可以与它嬉戏的，并且也很驯服，但它的喉咙下长有逆鳞，触动逆鳞就会杀人。诸位爱卿却不避忌讳，不怕触犯逆鳞，都各上密封奏章，进献谏言。如果经常都能这样的话，我还会再为宗室社稷倾覆而担心吗?”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还曾对魏徵说：“我常想，臣子想进谏，则害怕有杀身之祸，这与赴汤锅、冒利刃、上刑场，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忠贞之臣，不是不想为国君竭尽忠诚，而是因为竭尽忠诚乃是极难之事啊。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拜谢，不正是为这个原因吗?我现在敞开胸怀，以接纳谏言，卿等不要担心害怕而不敢尽情讲话。”
“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唐太宗亲力亲为的大力倡导，使谏诤风行一时，当时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因而屡见不鲜，在接下来的纳谏和直谏篇中将会有更多生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