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择官第七》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择官第七》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傥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徵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民,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咨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紏弹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徵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逄、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揜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甚嘉纳之。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注释〕①审:确实。 ②任官惟贤才:见《尚书·咸有一德》。 ③“官不”两句:语见《尚书·周官》。意为官员不一定齐备,惟在得到恰当的人才。 ④“古人”三句:语本《三国志·魏志·卢毓传》。意思是说,选官不当犹如地上画饼,不能吃。 ⑤“谋夫”二句:语见《诗经·小雅·小曼》。意为谋划者虽多,但非贤能,所以事情办不成。 ⑥“官事”二句:语见《论语·八佾》。意为(春秋时齐国相国管仲的家人)做事不兼任,(一人一职)称不上节俭。摄,兼任。 ⑦“千羊”二句:语见《史记·商君列传》。文中用来比喻选官贵在得到人才。 ⑧无为而治:道家的政治理念。指统治者不强行妄为,不打扰百姓,达到天下大治。 ⑨侪辈:同辈,同列,同行。 ⑩衣冠:此指士大夫、官员。 听受辞讼:受理诉讼。 符牒:泛指公文。符,古代朝廷传达命令的凭证;牒,诉状。 左右丞:官名。唐制,尚书省设左、右丞各一人,协助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处理省内事务。 都督:唐制,武德七年(624年),改总管为都督,掌督府属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总判府事。刺史:州的行政长官。 使人如器:使用人才如同器具,各得其用,各取所长。 傅说(yuè):商王武丁的大臣。相传他曾在傅岩筑墙,武丁因梦寻访到他,任为国相,商朝得以中兴。 吕尚:周朝初年大臣。姜姓,吕氏,名尚,号太公望,俗称姜太公。相传他曾垂钓于渭水,周文王访贤得之,立为师。后辅佐周武王灭商,因功封于齐,为齐国始祖。 景行:高尚的德行。 厚貌饰词:掩饰其词,伪装忠厚。 阶品:古代的官阶品级。唐代有九品三十阶。 铨简:量才授官。 辟召:因推荐而征召为官。 造次:仓卒。 苏息:休养生息。 岩廊:高峻的廊。比喻朝廷和庙堂。 临民:即临民之官,指地方官。 二千石:汉代对郡守的通称。因其俸禄为二千石。 太尉:官名,秦汉时为全国军事长官。后历代多沿置,但渐变为加官,无实权,元以后废。 八座:封建王朝高级官员,隋唐时以尚书省的六部尚书、左右仆射合称八座,或作八坐。文昌:星名,斗魁前六星,各有名。此指道教梓潼帝君。道家谓玉帝命梓潼掌文昌府及人间功名、禄位事,因此称为梓潼帝君。 二丞:二丞为尚书左丞、右丞。管辖:管是钥匙,辖是固定车轮与车轴位置,插入轴端的销子。 曹郎:职官治事分科叫曹,隋唐时期,部曹兼置,或改部为曹;郎为官名,隋唐后六部皆有侍郎、郎中(隋代称郎)及员外郎,曹郎是郎中和员外郎的统称。 列宿:宿指星的位次;列宿指众星宿。 令仆:指尚书令及仆射。 纲维:亦作维纲,指国家法度。 便僻:或作便辟、便嬖,形容逢迎谄媚貌,或指逢迎谄媚之人。 天工人代: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这里是说尚书省的官员是代天办事。 耄:70、80岁。一称80、90岁为耄。 左右郎中:唐制,尚书左右二丞的副手。 矜能伐善:自以为能夸耀自己。 浇竞之风:浮薄躁进的风气。 一人有庆:语出《礼记·缁衣》:“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孔颖达疏:“庆,善也。” 俊乂在官:语出《尚书·虞书·皋陶谟》。意为贤能的人担任官职。 庶绩其凝:语出《尚书·虞书·皋陶谟》。意为诸事都得到成功。庶绩,各种事功;凝,形成。 知人则哲:语出《尚书·虞书·皋陶谟》。意为能鉴察人的品行才能,就可谓之明智。 元凯:《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古时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凯。后人于是称皇帝的辅佐大臣为元凯。文中“元凯”,指舜时的贤臣。 周召(shào):周公与召公。周武王时的贤臣,曾辅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武王死后,又辅佐成王巩固政权。 四岳:相传为唐尧的大臣。因分管四方的诸侯,所以叫四岳。 九官:传说舜置九官,即伯禹作司空,弃为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为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见《尚书·虞书·舜典》。 五臣:指舜的大臣禹、稷、契、皋陶、伯益。 十乱:指周武王的大臣周公旦、召公夷、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公适、文母。乱,治也。 〔51〕大宛之马:大宛,古西域国名,盛产汗血宝马。 〔52〕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国;獒,猛犬。 〔53〕重译入贡:重译,多重翻译;贡,献。意谓朝贡的使者因路途遥远,语言不通,要经过多重翻译才能将贡品送到中国。 〔54〕曾参:字子舆,春秋时鲁国人,孔子学生。 〔55〕龙逄:即关龙逄,夏代末年大臣。夏桀荒淫暴虐,关龙逄多次直谏,终被桀杀死。 〔56〕比干:商代末年大臣。因劝谏商纣王,被剖心而死。 〔57〕尾生:战国时鲁国人。与女子约会桥下,女子未来,河水上涨,仍守约不去,抱桥柱淹死。 〔58〕展禽:即柳下惠。春秋时鲁国大夫,字季。封于柳下,谥惠。 〔59〕伯夷、叔齐:商代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临死遗命立次子叔齐。叔齐欲让位给兄伯夷,伯夷不受。二人都不登位,先后逃奔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认为是“以暴易暴”,曾叩马谏阻。周灭商后,二人以食周粟为耻,逃入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于山中。 〔60〕贞白:正直清廉。卓异,优异特出。 〔61〕励之未精:磨炼不够。励:通砺,磨炼。 〔62〕《说苑》:书名,共20卷。汉刘向撰。书中所采古事古语,多与先秦及汉初诸子、史书相出入,对校勘古籍有参考价值。 〔63〕《礼记》:书名,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亦称《小戴礼记》,以区别戴德的《大戴礼记》。《礼记》为戴圣所编选,此引为《礼记》中《礼经解》篇之辞。 〔64〕翠微宫:唐宫名。在今陕西西安南终南山中。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始建,名太和宫,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废。二十一年(647年)重修,改名翠微宫。 〔65〕司农卿:司农寺长官。司农寺掌管粮食积储、京官禄米等。 〔66〕户部尚书:户部长官。户部,官署名,唐代六部之一,掌管户口、财赋等。

【鉴赏】本篇主要是在《任贤》、《求谏》、《纳谏》等篇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唐太宗“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思想和具体办法,记录了贞观君臣在官员选用上的探讨及措施。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唐太宗的求贤若渴;二是对官员的谨慎选择和使用。

“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唐太宗在多个场合中有类似的表述。表明自己如何打破传统观念,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择人才(详见名言篇“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条)。唐太宗屡屡向诸臣强调人才在实现天下大治中的重要性。贞观年间,唐太宗曾先后五次下达求贤诏书。据《全唐文》记载,有《荐举贤能诏》(卷五)、《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卷六)、《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卷六)、《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卷七)、《令天下诸州举人手诏》(卷八)。这些诏书,反映出唐太宗求贤若渴的心情。除此之外,本篇中两则事例也对此理念作出了充分阐释。其一为唐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二人的谈话。房、杜在贞观初年出任尚书左、右仆射,唐太宗认为二人的职责在于协助自己“广开视听,求访贤哲”。但是二人却忙于琐事,以致没有担负起求贤大任。唐太宗对此颇有责怪,并诏令尚书省权力下放,一般事务交由左右丞处理,惟遇“冤滞大事”才奏请仆射。如此一来,可以保证朝廷高官不必为琐务缠身,有时间为朝廷选拔人才。其二为唐太宗与右仆射封德彝的谈话。当唐太宗责怪其没有尽到举贤之责时,封德彝辩解说是因为没有见到有“奇才异能”之士。唐太宗随即驳斥了封德彝的主张:用人贵在用其所长,治理国家不是非要等找到如历史上的傅说、吕尚那样完美的人才能任用!用人所长是唐太宗的一条重要的理念。唐太宗在晚年总结自己事业成功的经验时曾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他对众多贞观名臣的任用,充分显示了他知人善任、使人尽其才的特点。如之前提到的房、杜二人,通经史、善谋划是其特点,所以适合任宰相;戴胄不通经史、“无学术”,但明于断案,所以任大理寺少卿;魏徵耿直倔强,任谏议大夫……唐太宗对于大臣的所长所短,是了如指掌的。在了解的基础上用其所长,收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封德彝寻找“完人”的错误标准,会遗漏可用之才,妨碍治国大业,这是求贤若渴的唐太宗所不允许的。

慎选官员,是本篇的重要主旨。贞观君臣对于此点多有见解,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对知人之难的认识。如魏徵所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对于所任用人才的正确评鉴,从古以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因为此,唐太宗认为选用人才时,坚持一定“不可造次即用”的原则。须得慎之又慎,从多个方面、用多种方法来进行考察,以保证选拔的正确性。唐太宗的原则是宁缺毋滥,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宁愿让贤才多兼任别职或者暂时从缺。

第二,强调德才兼备是人才选择的重要标准。德与才,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选拔官员的两个基本标准。但对德与才的侧重与兼顾,在不同时代里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来。一般地说,乱世重才,以求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三国时的曹操颁发《求贤令》说:“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乱世用有“才”之人来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形势逼迫之下的权宜之计。治世比较侧重于德才并重,以维护统治的长久稳定。如魏徵所说:“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何谓德、才?司马光曾下过如下定义:“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资治通鉴》卷一)简单来说,“才”主要指官员的能力、学识和才干,而“德”主要指自身的品行和道德修养。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起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批评吏部注重“才”却忽视了“德”。以此标准,结果很可能是任用了有才无德之人。这是非常糟糕、危害极大的一种用人情况。若要在“有才无德”和“有德无才”中做一个选择,则宁选后者不要前者,这是魏徵提出的观点。可见,在才、德这两个基本条件中,德是占据统帅地位的。基于此,魏徵引用西汉刘向《说苑》中的“六正六邪说”,来具体说明“德”的考核标准(详见名言篇)。因为魏徵的发扬光大,“六正六邪说”成为中国历代选人的重要依据,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

第三,唐太宗与众臣,对如何选择人才有过多方面、深入的讨论。

先说如何能发现德才兼备的人。从隋朝开始,科举制度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唐太宗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制度,从庶族乃至平民百姓中选拔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但根据考试成绩选人,往往只取口才文笔,不了解其德行,以至于“数年之后,恶迹始彰”,百姓已受其蔽。杜如晦向唐太宗建议,借鉴两汉取士的方法来完善唐朝选官制度。两汉的选官制度,包括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即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以“乡举里选”为依据,把在乡里中德才两方面都有很高威望的人,由下而上地推荐给朝廷。察举制注重被举荐的人,必需被证明是德才兼备的人才。所以汉朝官员德才水平,一直备受后世褒扬。征辟制,是自上而下地选拔官员,由朝廷出面征聘有名望的德才兼备的人。不管是察举制还是征辟制,关键都是选用已被证明是德才兼备的人。唐太宗本想要采纳杜如晦的建议,遵照汉代实行“本州辟召”制度,但最终因故而中止。

唐太宗还发起过一个自我推荐制度的讨论。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表达了对众臣不举荐、自己居于深宫又不识人的焦虑,意欲通过让天下人自我推荐的方式选拔贤才。但这被魏徵所否定。魏徵的理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尚且不易,自知更是难上加难(详见名言篇)。以此方式来选拔人才,恐怕多是冒出一些愚昧昏庸、自以为是之人,因为这类人才最喜夸耀自己。此外这一制度还可能助长整个社会的浮薄躁进之风。

以贤才来识拔贤才,是唐太宗在识人用人上的一种策略。本篇中记载一例。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在翠微宫修养期间,任命李纬为户部尚书,但又对这一任命没有十足的把握。唐太宗是从旁人的口中探听到房玄龄态度的。房玄龄没有直接进行品藻,只是说了“李纬大好髭须”一句话,由此唐太宗判断房玄龄并不认可李纬的才干,就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房玄龄是唐太宗一直以来倚重的贤臣,唐太宗信赖房玄龄在人物品藻上的议论,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了自己的用人。他希望以这种贤臣识别的方式,帮助自己作出准确的决策。

臣下有关官员任命的各种建议,都为唐太宗所重视。贞观十一年(637年),御史刘洎上疏批评尚书省,尤其要求精选左、右两丞和左、右郎中。刘洎认为目前在任官员出现了才干不能胜任又不秉公办事等问题,极大影响了朝政。刘洎的分析为唐太宗所认可,唐太宗随即任命其为尚书左丞。

第四,重视地方长官的择用,认为选好地方长官是让“百姓安乐”的保证。唐太宗高度重视对各地都督、刺史的考核,并亲自捡选刺史。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己“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能依靠的就是各地的都督、刺史(相当于今天的省、地级干部),他们可谓“治乱所系”的关键。唐太宗唯恐他们不能“堪养百姓”,所以在屏风上录下他们的姓名,以便随时看到。他们做了好事,就随时记录下他们的表现,以便量才升迁,论功行赏。这便是流传千古的“照壁观书”,而为后世帝王所津津乐道(详见附录《论〈贞观政要〉对后世的影响》)。这个作法,可谓古今一大发明。但唐太宗未能保持这一做法,因此才有了贞观十一年马周的上疏。马周批评朝廷有重内臣轻刺史、县令的倾向,认为这就是百姓未安的原因。唐太宗听后,对侍臣表示今后要亲自选拔刺史,县令则诏令五品以上京官推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