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语第二十二》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彩百段。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初幸甘泉宫，泉石称意，而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小事尚尔，况其大乎?”魏徵对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

贞观十六年，太宗每与公卿言及古道，必诘难往复。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此皆不欲烦也。是以齐侯读书，轮扁窃议，汉皇慕古，长孺陈讥，此亦不欲劳也。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窃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长久，匪由辩博，但当忘彼爱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朴，无非至公，若贞观之初则可矣。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材，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皎然可知。伏愿略兹雄辩，浩然养气，简彼缃图，澹焉怡悦，固万寿于南岳，齐百姓于东户，则天下幸甚，皇恩斯毕。”太宗手诏答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至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注释〕①给事中：门下省的官员，诏敕有不当处，给事中可以驳正。兼知起居：唐初设起居郎，逐日记录皇帝的言行，并依据这些记录撰写皇帝的《起居注》。 ②君举必书：此为曹刿对鲁庄公说的话，见《国语·鲁语上》。又周代史官有左史和右史之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③万乘之主：指天子。周天子有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 ④甘泉宫：在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上。本为秦离宫，唐朝又增加了一些建筑。 ⑤古道：古代治国的学说。 ⑥散骑常侍：职掌谏劝的官员。 ⑦拟伦斯绝：拟伦，伦比，比似。意为无法相比。 ⑧凝旒：古代冕冠前后悬垂的玉串称旒。此指端正冠冕，整肃威仪。 ⑨虚襟：虚心。 ⑩天辩：天赐的辩才。 老子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此皆不欲烦也：最好的口才好似不善辩说，叫“大辩若讷”。最高的道理不须文采修饰，为“至道无文”。刘洎以老庄思想为由，讽谏唐太宗言语过于繁多。 齐侯读书，轮扁窃议：出自《庄子·天道》。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制作车轮。他讽刺齐桓公在读死了的圣人的书，只是古人留下的糟粕而已。 汉皇慕古，长孺陈讥：汉武帝好古尊儒，想招纳文学儒士。大臣汲黯劝阻之，当面指责汉武帝“内多欲而外示仁义”。长孺，汲黯的字。 秦政：秦始皇。 魏文：指魏文帝曹丕。 皎然：清楚明白。 浩然养气：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说自己有两个特长，一是“我知言”，即善于对他人的错误言论进行批驳，一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气”是指一种精神状态，指表现于身体活动与实际行动中的精神力量，“至大至刚”。后世多指崇高的节操和大义凛然的正气。 缃图：缃，浅黄色。缃图，因年久而纸色发黄的古书。 澹焉：使之淡漠。 南岳：南山。《诗经·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祝人长寿的习用语。 东户：传说中的仁君。在其治下，道不拾遗。 斯毕：遍及。

【鉴赏】本篇记载了贞观君臣对于“王言”得失的探讨，意在点明君主“出言(说话)”要特别慎重。

古代帝王，一言九鼎，言出法随而必行。孙伏伽对唐高祖就明言“王无戏言”。这一主张在平定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军事集团后提出。两人是唐一统天下的最后障碍。李世民率军大战王世充，生擒窦建德。凯旋而归的李世民，因平定天下功劳最高，被加封为秦王。唐高祖在武德二年(619年)，大赦天下，但又对王、窦二人的党羽作出“并令配迁”的处罚。孙伏伽上表，认为这种做法是自相矛盾的。“渠魁尚免，胁从何辜?”孙伏伽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臣闻王无戏言，自古格言，去食存信，闻自旧典”，二是“法者，陛下自作之，还须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旧唐书·孙伏伽传》)。孙伏伽讲得很有道理，先以孔子“去食存信”的主张来说明，再以“法”由皇帝制作，自当遵守让百姓信服。唐高祖采纳了孙伏伽的建议，不再惩罚王世充、窦建德的党羽。唐太宗即位后，孙伏伽任大理寺少卿，在唐初他是以进谏显名的。据《汉书·杜周传》记载，杜周先在张汤手下任职，为廷尉吏。他善于观察皇帝的意向，“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有人批评他断案，“专以人主意指为狱”，还有什么法律的客观标准?杜周的回答很干脆，哪里有法律，“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皇帝的话就是法律，是相袭已久的传统。

唐太宗是很清晰了解这一传统的。他对身边的大臣们讲了隋炀帝随意出言之事。隋炀帝刚到甘泉宫时，对那里的泉水与石头感到很满意，但责怪没有萤火虫。于是下令，马上捉些萤火虫，用于甘泉宫照明。“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唐太宗说，小事如此，更何况国家大事呢!“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出于对民众利益的考虑，做皇帝的他必须“慎言语”。大臣们每每利用各种时机，来谏劝李世民慎开“金口”。杜正伦进言曰：“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魏徵认为：“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

贞观十六年(642年)，刘洎对唐太宗喜欢“辩博”提出了批评。唐太宗与大臣们讨论治国之道时，必定要提出种种疑难来诘问。刘洎以为，皇帝与大臣的对话，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议论。皇帝一定要“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即使如此，我尚且担心臣下不敢当面对答。刘洎从历史与理论两方面来证实帝王“慎言语”的必要性。一是要唐太宗汲取历史教训，不能像秦始皇那样强辞善辩，因自傲而失去人心。二是希望唐太宗以老庄学说来规范自己，“以无言为贵”、“以不言为德”。刘洎说，老子有“大辩若讷”的主张，是说最好的口才好似不善辩说的那样;庄子有“至道无文”的见解，是说最高的道理不用文采来修饰。刘洎是贞观期间魏徵去世以后的主要谏臣之一。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自徵亡云，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旧唐书·刘洎传》)对刘洎富于哲理而又充满历史感的进谏，唐太宗表示，对“比有谈论，遂至烦多”的毛病，“今闻谠言，虚怀以改”。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帝王的出言不慎，不仅会影响施政，而且会令臣下之间演绎出无穷的事端来。这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自觉觉察到“慎言语”的必要性，唐太宗不愧为有道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