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政体第二》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政体第二》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逄,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顾谓徵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徵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出田,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丸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必有钓射之忧。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徵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徵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注释〕①萧瑀:字时文,南朝梁明帝子,唐高祖时任光禄大夫、内史令。贞观初,拜太子少师,迁尚书仆射,又迁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后拜太子少傅。 ②中书内省:唐制,中书省在禁中,故称内省。 ③黄门侍郎:唐制,黄门侍郎为门下省的副长官,职掌祭祀、赞献、奏天下祥瑞之官。 ④中书、门下:中书、门下、尚书,合称三省。唐制,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中书掌军国政令,凡是皇帝的制命、封册、诏令等,都由中书省签署施行。 ⑤面从背言:当面奉承,背后乱说。语出《尚书·益稷》。 ⑥雷同:没有主见,附和人言。语出《礼记·曲礼上》。 ⑦经:指儒家的经典《诗》、《书》、《易》、《礼》、《春秋》等。 ⑧阿旨:迎合旨意。 ⑨寝默:沉默。 ⑩隋文帝:姓杨名坚,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后总揽大权,封隋王。公元581年废北周静帝自立,建隋朝,后灭陈,统一全国。 克己复礼:谓约束自己,使言行符合礼教。语出《论语·颜渊》。 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本句是后赵石勒语,原为:“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见《资治通鉴》卷九五。隋文帝的女儿为北周宣帝皇后,宣帝死后,隋文帝废黜年幼的周静帝,自立为帝,事迹略同,所以唐太宗借以譬喻。 一日万机:谓时间很短而处理的事情极多。语出《尚书·皋陶谟》。 虽休勿休:虽然美好也不自夸,以示谦虚谨慎。语出《尚书·吕刑》。 九重:或称九门,泛指君门深邃,常人不可到达。古制天子所居有九门。 可爱非君,可畏非民:语见《尚书·虞书·大禹谟》。是舜告诫禹要谨慎从事的话,意思是说:民所爱者不是君吗?君所畏者不是民吗? 临深履薄:语出《诗经·小雅·小曼》,原话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意思是非常小心谨慎地行事。 关龙逄:夏桀时的贤大夫,因直谏而被杀。 晁错: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因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遭诸王强烈反对而被汉景帝处死。 率土:天下,全国。语出《诗经·小雅·北山》。 秘书监:秘书省长官,掌管邦国的经籍图书。从容:和缓,不慌不忙。 造次:急遽,仓促。 封德彝(yí):名伦,观州蓨(tiáo)(今河北景县)人。隋时为内史舍人,为虞世基所信任。隋亡降唐,先为秦王参谋军事,贞观初,官至尚书右仆射。 浇讹:风俗衰薄,人心狡诈。 五帝三王:五帝,通常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武王。 黄帝:传说中的帝王,生于轩辕之丘,又称轩辕氏,建国于有熊,又称有熊氏。蚩(chī)尤:传说中的黎族首领,兽身人头,勇猛善战,因扰乱各部落,于是黄帝征诸侯兵同他大战于涿鹿之野,被黄帝擒杀。 九黎:相传是黄帝子少昊时的一支部族,一说是黎族中的九个人。 颛顼(zhuān xū):传说中黄帝之孙,建国于高阳,称高阳氏。 汤:商朝开国君主,名履,原是夏桀的诸侯。夏桀无道,被放逐到南巢,汤取得天下。 武王:周文王之子,姓姬,名发。原是商朝诸侯,纣王无道,武王率诸侯东征,在牧野战败纣军,建立周朝。 突厥:南北朝后期兴起于北方的少数民族,隋初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贞观四年(630年),唐灭东突厥。 科差:古代统治者对平民财物或劳役的征发。 “帝何力”句:帝尧时,政治清平,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于道路,说:“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见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后世用此典故表示统治者不扰百姓;百姓安居乐业,几乎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 晋文公出田:晋,古代诸侯国名,春秋时据有今山西省大部、河北省西南部。晋文公,春秋时晋君,名重耳。在位9年,为春秋五霸之一。田,打猎。通“畋”。 鸿鹄:亦作黄鹤,鸟名,即天鹅。 矰丸:弓箭、弹丸。 鼋鼍(yuán tuó):鼋,动物名,爬行纲,鳖科,俗称癞头鼋。鼍,动物名,爬行纲,鼍科,亦称扬子鳄,俗称猪婆龙。 夙夜孜孜:夙,早。夙夜即早晚。孜孜,勤勉不怠。 年谷丰稔:稔,庄稼成熟。 百里奚:春秋时人,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后被俘,又作为陪嫁之臣被遣送至秦。后出走,被楚人捉住。秦穆公闻其贤名,以五张羊皮把他赎回,委以国政。终与蹇叔、由余等人共辅秦穆公成霸业。 伍子胥:名员,春秋时楚国人。因父兄被楚平王杀害,投奔吴国。帮助吴王阖闾伐楚,攻下楚都郢。又助吴王夫差击败越国,并劝夫差拒绝越国的求和。夫差听信谗言,迫他自杀。后吴国被越国所灭。 齐文宣:即北齐文宣帝。姓高名详,字子进(529—559)。原为东魏大臣,后封齐王。武定八年(550年),代魏自立,国号齐。在位10年,荒淫暴虐,常无故杀人。 杨遵彦:名愔。北齐大臣。辅佐文宣帝使朝政无缺。当时人都说: 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破高丽:贞观十七年(643年),高丽国野心勃发,合谋百济国欲瓜分新罗国。新罗国受大唐庇护,太宗率兵破高丽。 铁勒: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名,匈奴的后裔。曾称丁零,南北朝时为突厥所并,北魏时也称敕勒,高车部。唐太宗时被讨平。 河东、河南、陇右:唐代的主要行政区划为道,河东、河南、陇右都是道名,三道包括东起山东、西至新疆的大片地区。 饥馑:谷不熟为饥,菜不熟为馑,饥馑泛指灾荒。 关中:一般别称今陕西之地为关中。或以为东自函关、西至陇关,是为关中;或以为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中为关中。 雅:很,甚。 息隐、海陵:高祖长子李建成,曾被立为皇太子,四子李元吉,初封齐王,与秦王李世民争位,李世民先下手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二人。李世民即位后,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剌。 〔51〕流外:隋唐时官分九品,流外为不入九品的小官。 〔52〕囹圄(líng yǔ):牢狱。 〔53〕岭表:指五岭之外,即岭南。 〔54〕山东:战国秦汉时,统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也有以太行山以东为山东的说法。沧海:指东海。 〔55〕赍粮:指旅行随带粮食。赍(jī),以物送人。

【鉴赏】本篇内容相当丰富,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与唐初休养生息政策及其效果。

《贞观政要》中的民本思想是很浓郁的,本篇中有王珪的“以百姓之心为心”、魏徵的“君舟民水”论(唐太宗对此有过多次论述)与唐太宗的“畏民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君民关系。君主是整个社会的最高主宰,依次而下构成了等级森严的君臣与君民关系。其间存在着上对下的人身支配与占有关系。另一方面,王朝的财政收入与公共工程的建设以及军队士兵的来源,无不仰仗于民众。君与民实为矛盾的统一体,两者有对立,也有和谐。贞观时君臣的高明处,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不是像历史上的暴君,把民众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一意榨取民脂民膏。魏徵有“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主张,这在名言篇中有详述。王珪强调的是,“近代君臣治国”不如“前古”。古代帝王“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而“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只考虑自己欲望的满足,而不虑及百姓的心思,这自然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上了。“以百姓之心为心”,是同孟子民本思想一脉相承的。《孟子·离娄上》云:“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这是说得民心的办法,即民众所希望的,替他们聚集起来;民众所厌恶的,不要加在他们的头上。“以百姓之心为心”,其实就是孟子“聚之”与“勿施”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唐太宗的“畏民”论与魏徵的“君舟民水”论,可参阅名言篇。不过“畏民论”的背后是“民择君”:“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君,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在通常情况下,民众是会履行对君主的义务的,不会轻易以极端的武力形式去参与政治。即使天下动荡,民众仍对有道之君抱有希望:“隋末沸腾,被于宇县,所争天下者不过十数人,余皆保邑全身,思归有道。是知人欲背主为乱者鲜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于乱。”(《旧唐书·张玄素传》)有过隋末切身体验的唐太宗,明白一个道理,民众选择哪一个君主,得失在于君主的措施能否得到民心。无论是“以百姓之心为心”,还是“君舟民水”论或“畏民”论,都是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国以人为本”的命题。此即唐太宗以“务知百姓利害”为“政教得失”的前提所在。

在君臣关系上,贞观君臣有“君臣师友”说与“君臣一体”论。两者均以君臣共治天下为出发点,认为君不可以一人独治。唐太宗明白地说:“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君道》)臣下的职责,对自身来说是“尽忠补过”,于君主来说是“顺美救恶”,这是从臣下的角度说的。唐太宗又说:“夫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以偏治,故与人共治之;重任不可以独居,故与人共守之。”(《帝范·建亲》)天地是极其广大的,内中蕴含着许多道理,君主要认识到自身责任的重大,不能一人独断。一定要与臣下共同治理,才能守住天下。这是从君主的视野说的。隋炀帝也知晓这一道理,“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隋书·炀帝纪》)。但他仅仅是理论上的认识,而行动上却背道而驰。由君臣共治必然延伸出“君臣师友”说与“君臣一体”论,在本篇中对后者表达得很清楚:“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即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你们这些臣子是我的耳目、股肱,作为君主的我,就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君臣是一个整体,理当协力同心。发现有什么事情处理不好,就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君臣一体”论,把君与臣看作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彼此利益相同的政治集团。君主垄断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臣下的政治前途与经济生活受君主的支配与制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求谏》)。君失去了良臣辅佐,也就失去了权位和保障。“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一谚语,通俗而形象地说明了君臣共治的真谛。既然“君臣一体”,又利害攸关,那么臣子的“极言无隐”和导谏、直谏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这是劝导臣子进谏。到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把自己与隋文帝作了比较,说隋文帝生性多疑,“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皆委百司商量”,臣下觉得诏敕不当之处,“不得顺旨”。贞观六年(632年),又倡导直谏:“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贞观十九年(645年)对侍臣说:“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说自己经常想到臣下的直谏,有益于政治的,就把他们当作良师益友。

贞观君臣的民本思想与唐初休养生息的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民本思想是王朝统治者自我批判的产物,推动民本思想发展的原因是民众集团性的暴力对抗。任何一个王朝,既要消除自身政权体系内部的政变,又要防范来自政权体系外部的民众暴动。如汉末黄巾起义军写给曹操的信中说:“汉行已尽,黄家当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张角起事后,“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后汉书·皇甫嵩传》)。这种全民性的暴动往往具有毁灭性的力量,迫使统治者必须高度审视民众的力量,积极寻求相应的对策。民本思想的演化,是通过统治阶级政治家的自我批判完成的,在各个王朝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就贞观时期而言,突出表现为抨击暴政、倡行仁政、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唐太宗说,当年刚平定长安时,“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隋炀帝“意犹不足,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结局是“百姓不堪,遂致亡灭”。对此唐太宗有深刻的反思:“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魏徵建议唐太宗要“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清净无为的休养生息政策实施后,监狱里常常是空荡荡的,牛马漫山遍野。从长安到岭南,或者自山东到东海,长途旅行的客人,不需自带粮食,在路上随处都能得到解决。尤其是山东地区,吃饱喝足后还能得到礼物相赠:“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好一派贞观盛世的景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