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以对越自卫还击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在全国第二届(1981—1982)中篇小说评奖中一举夺魁，先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人公梁三喜也以其引人入胜的生活经历、动人心魄的命运变化和鲜明夺目的思想光彩，成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爱和敬重的英雄形象。

梁三喜来自沂蒙山革命老根据地，是普通农民的后代。这个“吃粮费米，穿衣费布”的大汉子， “那黝黑的长方脸膛有些瘦削，带着憨气的嘴唇厚厚的，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微上扬。一望便知，他是顶着满头高粱花子参军的”。在作家笔下，梁三喜首先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他那纯朴憨厚的气质、宽厚待人的品质、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作为全团军事训练先行连的连长，在其他连队干部不在连队的情况下，他克服了种种困难，独自挑起全连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两副重担，处处身先士卒、作出表率，把连队工作搞得生气勃勃。越野训练时，他不但自己动作麻利，像“穿山虎”一样，而且还帮掉队的战士背枪扛炮。射击考核时，他第一个上阵，取得了“全优”成绩。当战士段雨国八发子弹只打了十七环，还说主要原因是枪不好时，梁三喜并没有动怒训斥，而是抓过那支步枪，用更见功夫的立姿射击，八发子弹打了七十八环!新任指导员赵蒙生到连队后，他本可以立刻回家休假探亲，但他看出赵蒙生是个不称职的指导员，担心自己走后连队工作会搞得一团糟，所以几次打点行装、几次又搁下了。尽管他是每月六十元工资的军官，但平时生活却异常俭朴，抽的是黑乎乎的旱烟末，用的是只剩“八撮毛”的牙刷，连块手表也没有……在他身上，既体现出部队基层干部的优秀素质，也表现出山区穷苦农民特有的善良、朴实和节俭的品格。

梁三喜的性格是丰满的，内心世界也是丰富的。他对同志，赤诚相待，亲如兄弟;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却绝不迁就让步。指导员赵蒙生刚从军机关下到连队，越野训练赶不上队伍，他并不责难，反而谦和地说：“人么，总是各有特长。今后，军事训练方面我多抓些，你集中精力抓思想方面的工作。”当梁三喜发现在猪食缸里有被扔掉的一个半馒头时，他集合全连，大发脾气，并组织现场参观。但当他得知馒头是赵蒙生扔的，而赵蒙生又以为这是背后整人时，梁三喜为了团结，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耐心地予以解释。然而，当赵蒙生在部队就要上前线时拿到调令，企图离开连队，梁三喜劈头盖脸地把他痛骂了一顿。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赵蒙生终于随队奔赴战场。梁三喜非但没有鄙视他，反而更尊重他，主动找他商量工作，还悄悄给其他干部打招呼，不让他们说风凉话。在激烈的战斗中，梁三喜处处注意照顾赵蒙生，最终为掩护他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对妻子老母、梁三喜无限挚爱，一片柔情。妻子玉秀，貌美贤慧，梁三喜每当听到战友们夸奖和赞美玉秀时， “心里就甜丝丝的”。但因长期为国镇守边关，夫妻分居两地，结婚三年，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总共还不到九十天!盼着能和妻子相聚，就成为他内心的“最大苦衷”。因而连队每次放映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他都看得津津有味，因为玉秀的容貌很像影片里的春妮。为此，相思之苦常常折磨着他。再加上家里尚有白发老母，而“大哥为革命死得早，二哥为他人死得惨”，剩下他这个儿子，理应要尽孝心。所以，他也曾萌生过转业回家的念头，但最终想到： “兵总得有人带，国门总得有人守，江山总得有人保啊!”便毅然舍小我而顾大公，坚守岗位，多次推迟探亲假，直至最后英勇牺牲在疆场，也未能看上一眼他日夜思念的刚刚出生的孩子。梁三喜是怀着为国捐躯的决心上战场的，故临行前在给玉秀的信中留下了遗嘱：一是“望你们按政府的条文规定，享受烈士遗属的待遇即可。但切切不可向组织提出半点额外的要求!人穷志不能短”。二是寄去了欠帐单，让她们用抚恤金还帐，因为“人死帐不能死”。三是叮嘱玉秀，要她冲破旧的世俗观念， “一旦遇上合适的同志，即从速改嫁”，并将那件从没穿过的新的军大衣，作为送给她未来丈夫的礼物，言辞恳切，催人泪下，对人民的爱、对同志的爱、对亲人的爱融为一体，升华到新的高度。梁三喜宽阔的胸怀、高尚的情操、美好的灵魂，由此得到了集中体现。

当然，对于军人来说，战场历来是检验其灵魂的试金石。是勇士，还是懦夫，是英雄，还是败类，在生死考验面前立见分晓。梁三喜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以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过硬扎实的军事本领和灵活果断的指挥才能，充分显示出他无愧于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作为尖刀连的连长，梁三喜在率队穿插突击的过程中，既冲锋在前、敢打敢拚，又冷静判断，指挥若定，并总是在最危险、最紧要的关头，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

梁三喜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英雄，是当代革命军人的典型代表。作家不仅生动地描写了我党、我军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如何在梁三喜身上得到了体现和发扬，而且也真实地表现了各种军内矛盾和社会矛盾在梁三喜身上的投影和折光，使之成为一个既有浓重时代气息和深厚历史内涵，又有鲜明个性色彩的典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