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沈复，字三白，苏州人，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浮生六记》从六个方面记叙了作者一生的经历和见闻(今仅存四记：《闺秀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其中写得最感人的，是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作者饱和着血泪深情，以朴实无华的文笔，描述了他和爱妻的美好爱情生活，以及妻子被封建礼教、险恶世情摧残至死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和伦理道德毁灭人的天性、摧残人的自然情感的罪恶。
《浮生六记》中的爱情女主角姓陈，名芸，字淑珍，是沈复之舅陈心馀的女儿，比沈复大十个月。陈芸自幼聪慧异常，咿呀学语时，大人口授其白居易的《琵琶行》诗，她即能成诵。四岁时，父亲弃世，家境贫寒，她与寡母、弱弟相依为命。稍大一点之后，她工于女红，自此，三口之家的衣食，幼弟求学的费用，全都仰仗其纤纤十指的操作。一次，她偶尔从书箱中找到了《琵琶行》，把儿时背诵的诗和书中的字一一对照，从此开始识字。时间一长，于刺绣之暇，渐通吟泳，曾写下“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这样清丽的诗句。沈复十三岁时，随母归宁。他与陈芸两小无猜，见到她的诗稿后，又爱慕她的才情，就对母亲说：“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沈母也喜爱陈芸婉顺柔和，当下就为这一双小儿女缔结了婚约。
半年之后，因陈芸的堂姐出阁，沈复与母亲又来到陈家。这时，陈芸出落得更美了：“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惟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二人相见，仍以姐弟相称，一起谈诗论文，亲密之情，不避嫌疑。不料，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打破了这种天真无邪的心态：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暧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五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契老仆先归。(《浮生六记.闺秀记乐》人民文学出版社)
自此以后，沈复再到陈家，陈芸再也不肯和他见面了。这里，作者用仆实、平淡的文笔，描述了一件极为平凡的日常小事。但它对于展现人物性格，深化主题，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碗暖粥，一碟小菜，作为对情人的馈赠，实在微不足道，甚而至于有伤大雅，但这件事却鲜明地显示了陈芸身上的人情美和女性美：想到沈复送亲回来要饿，预先为他准备下暖粥小菜，而不像婢妪们那样临时以枣脯应付，正见陈芸的细心、周到，和对沈复的关切之情;堂兄要粥不予，又表现了陈芸对浓复的私心回护;只凭感情用事，关心爱护与自己两小无猜、情意相投的表弟，而不知避讳当时的少女们最为敏感的问题——婚姻问题，直待堂兄道破，上下哗笑，才羞得无地自容，又揭示出陈芸的单纯、可爱。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使得陈芸较少地接受封建教育，而较多地保留了少女的天真情趣，这是她和沈复爱情的基础，也是后来致祸的缘由。看似漫不经心的描述，却含蕴无穷，具有一种天然妙趣，这正是《浮生六记》中爱情描写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沈复再见到陈芸，是五年以后迎娶她的时候。花烛之夜，只见她瘦怯身材，依然如昔。揭去盖头，二人相视嫣然。合卺之后，新郎新娘并肩用膳。沈复殷勤劝食，陈芸却迟迟不肯动箸，原来适值陈芸吃斋的日子。陈芸吃斋已数年，而她开始吃斋之日，正是沈复出痘之时，显然，往日那种天真童稚的友情，已蜕变为深挚的爱情。沈复笑着恳求她：今如我已光鲜无恙，姊姊总可以开戒了吧?陈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一种娇羞之态，难以描画。
沈复与陈芸之间的爱情，决非仅仅体现于日常起居中的相互关心与爱护。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和相同的生活情趣。在他们新婚不久，是沈复之姊出阁的日子。沈复送亲回来，已是夜深人静。悄然入室，只见婢妪们已入睡，而陈芸还在忘情地读书。沈复轻抚其肩，说：姊姊连日辛苦，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要孜孜不倦地读书呢?陈芸答道：适才正要睡，开厨得此书，不觉读之忘倦。《西厢记》的书名我早听熟了，今天才得见此书。作者真不愧是个才子，只是形容得未免尖薄了些。沈复说：惟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使得两颗心贴得更紧了。他们并肩谈笑，恍如密友重逢。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共读于我取轩，赏月于沧浪亭，游戏于弋园，爱恋之表，难以备述。“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友情，是沈、陈二人爱情产生的基础;共同的生活情趣，使他们的爱情进一步发展;而他们二人的才情，和他们比较放纵的天性，又使这种爱情得以升华。他们之间的爱情，不是那种鄙琐猥亵的色相之爱，也不是那种理性原则指导下的迂拘呆板的“相敬如宾”，他们的爱，是一种心灵的富有诗意的交融和契合。下面，让我们看看他们一次妙趣横生的日常谈话：
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余曰： “《国策》、《南华》取其灵快，匡衡、刘向取其雅健，史迁、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浑，柳州取其峭，庐陵取其宕，三苏取其辩。他若贾，董策对，庚徐骈体，陆贽奏议，取资者不能尽举，在人之慧心领会耳。”芸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彀;惟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余曰：“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卿爱宗何人?”芸发议曰：“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余曰：“工部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芸曰：“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余笑曰：“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已。”芸笑曰;“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时感于怀，未尝稍释。”余曰：“何谓也?”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余笑曰：“异哉!”李太白是知己，白乐天是启蒙师，余适字三白，为卿婿，卿与‘白’字何其有缘耶?”芸笑曰：“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吴音呼别字为白字。)相与大笑。余曰：“卿既知诗，亦当知赋之去取。”芸曰：“《楚辞》为赋之祖，妾学浅费解，就汉、晋人中，调高语炼，似觉相如为最。”余戏曰：“当日文君之从长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复相与大笑而罢。
这真是一段别具风味的闺中情话，庄论以谐语出之，文字辨析又浸润着夫妻深情，男女主人公的学识、志趣、性情，全都在这段情话中显现了出来。陈芸不取杜诗之精炼、森严，而爱李诗之潇洒、活泼，是其天性使然。“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是陈芸眼中之李诗，又何尝不是沈复眼中的陈芸呢!鄙弃玉堂金马、志在高山流水的沈复，有陈芸这样—个知已相伴终身，又复有何求?这就无怪乎沈复离别陈芸到杭州求学时，“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居三月如十年之隔”了。而当富有同情心的先生给沈复出了十道题，让他带回家去做时，他竟像发配充军的人遇赦那样高兴。
沉浸在爱情幸福之中的陈芸，并没有忘记做媳妇的规矩。她缄默寡语，终日无怒容，别人和她说话，她只是微笑而已。“事上以敞，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天刚亮她就赶忙起床，就像有人催促一样。沈复问她：现在你已经嫁给我了，非往日吃粥时可比，难道还怕别人取笑吗?陈芸说：往日藏粥待君，传为话柄;现在我不是怕别人取笑，而是怕堂上公婆嫌新娘子懒惰。日常生活中，她对丈夫也迂拘多礼，行动像个腐儒：沈复偶尔为她披衣整袖，她必定连声说：“得罪”;随手递给她巾、扇之类，她也必定要恭恭敬敬地立起身来接。虽然这曾使得生性爽直、落拓不羁的丈夫不为不快，但她还是固执地坚持这样做。因为她也像封建社会的大多数妇女一样，努力要做一个贤妻良母。但她万万没想到，在童年时代比较自由地发展起来的天性，以及对丈夫的一片痴情，都使她的行动不自觉地逸出了封建礼教的轨道，成为一个为封建家规所不容的人。
我国以儒学为正统的封建意识，一贯主张以理节情。宋元以来，随着理学的不断渗入，封建的伦理观念越来越残酷地扼杀人的自然情感，而男女的爱情首当其冲。沈复与陈芸，却偏偏是对情深似海的夫妻：“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内，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问曰：‘何处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见之者。实则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始以为惭，继成不期然而然。”尽管我们今天看来，这是光明正大的夫妻之情，但在当时，这种爱情的表现未免有伤风化。后来陈芸被公婆赶出家门时，曾对女儿说：“汝母命苦，兼亦情痴，故遭此颠沛。”陈芸死后，沈复也悲痛欲绝地说：“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语去：‘恩爱夫妻不到头，’如余者，可作前车之鉴也。”可见，使他们违反了封建家规的，主要的竟然是他们美好的爱情。
封建礼教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扼东妇女的才智，不允许她们有独立的人格。而陈芸却有才情，有智慧，对生活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她的这种特点：沈复的弟弟娶妻，催妆时缺少珠花，新娘子不肯梳妆上轿。陈芸知道后，马上把自己的珠花送给她。丫环仆妇见她把这样贵重的首饰轻易地送人，都为她惋惜。她却说：“凡为妇人，已属纯阴，珠乃纯阴之精，用为首饰，阳气全克矣，何贵焉!”也就是说，她不满于身为女子就只有阴柔之气，而要使自己具有在封建社会里只有男子才具有的襟怀才识。她也的确有一点男子的气度和胸怀。嫁给沈复后，生活清苦。有时沈复迫于生计，奔波在外，家中衣食缺乏，她都能纤悉不介意。等丈夫居家时，二人也只以文字相辨析，而从不计较那些生活琐事。陈芸不看重珠宝首饰之类，但对破书残画却极为珍惜。书之残缺不全者，她总要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地汇订成帙，称之为“断简残编”;字画之破损者，她也必定要找来相同的纸粘补成幅，破缺的地方请丈夫补好，称之为“弃馀集赏”。有时从破笥乱卷中偶尔得到片纸可观的文字，就如得异宝，因此，邻居冯妪经常收集一些零乱的书卷卖给她。在这方面，陈芸和沈复也是癖好相同，声气相通，这使得她不仅是沈复的爱妻，也是沈复的挚友。有一次，沈复不无遗憾地说：“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陈芸怅然答道：“今世不能，期以来世。”于是，他们请友人画了一幅月下老人像，每逢初一十五，二人必焚香拜祷。求月老保佑他们来世再结为夫妻，并实现他们今世所不能实现的理想。
尽管陈芸把和丈夫同游名山大川的理想寄托于来世，但是，像她这样一个生性活泼，才识超群的女子，要收心敛性、麻木不仁地“雌伏”终生，又谈何容易?何况身边还有一个风流倜傥、藐视礼俗的丈夫在不断地鼓动、怂恿她。终于有一天，他们“相机而动”了：
离余家半里许，醋库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庙，回廊曲折，小有园亭。每逢神诞，众姓各认一落，密悬一式之玻璃灯，中设宝座，旁列瓶几，插花陈设以较胜负。日惟演戏，夜则参差高下插烛于瓶花间，名曰“花照”。花光灯影，宝鼎香浮，若龙宫夜宴。司事者或笙箫歌唱，或煮茗清谈，观者如蚁集，檐下皆设栏为限。余为众友邀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归家向芸艳称之。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于是易髻为辫，添扫蛾眉，加余冠，微露两鬓，尚可掩饰。服余衣长一寸又半，于腰间折而缝之，外加马褂。芸曰：“脚下将奈何?”余曰：“坊间有蝴蝶履，小大由之，购亦极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及晚餐后，装束既毕，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忽变封曰：“妾不去矣，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余怂恿曰：“庙中司事者谁不知我?即识出亦不过付之一笑耳。吾母现在九妹丈家，密去密来，焉得知之?芸揽镜自照，狂笑不己。余强挽之，悄然径去。遍游庙中，无识出为女子者。或问何人，以表弟对，拱手而已。最后至一处，有少妇幼女坐于所设宝座后，乃杨姓司事者之眷属也。芸忽趋彼通款曲，身一侧，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旁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尔!”余欲为措词掩饰，芸见势恶，即脱帽翘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与愕然，转怒为欢。留茶点，唤肩舆送归。
这一段文字，准确、细腻、生动地展现了陈芸第一次出游时兴奋而又疑惧的心态。仅仅是观看离家只有半里地的灯会，便有如许的周折：又要化装成男子，又要练习男人的拱手阔步，时而变卦，时而狂喜，封建社会里的女子要走出牢狱般的闺房，得见天日，竟是这样的难。在这里，作者没有对他所描写的生活作任何评论，甚至没有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去影响读者的感情，只是不露声色地描述，像行云流水那样自然。但是，它对封建伦理观念残酷地扼杀人性、人情的谴责，是深刻有力的。这种客观描写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使任何偏激的言词、理性化的描写都显得逊色。
陈芸第一次走出闺房是勇敢的，也是艰难的。然而，这第—步既已迈出，渴望自由的感情就像决堤之水一样，再也遏制不住了。后来，陈芸竟毅然决然地为自己安排了一次远游。
事情是这样的：沈复奉父命去吴江祭奠一位刚刚过世的亲友。临行前，陈芸私下里对他说：去吴江必经太湖，我想和你同去，一宽眼界。沈复说：我正悉独行无趣，得你同去，自然很好，可惜找不到托词。陈芸说：就说我回娘家。第二天—早，沈复先到船上等着，陈芸托言回娘家，乘肩舆赶到，二人乘船同行。出虎啸桥后，渐渐地看到风帆沙鸟，天水—色。陈芸兴奋地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太湖吗?今日得见天地之宽，也就不虚此生了。可惜闺中人有终身不能见此景致的。到吴江后，沈复上岸祭奠完毕，就匆匆赶回舟中，等他们返棹至万年桥下，日尚未落。当时正值夏日，只见霞映桥红，烟笼柳暗，银蟾欲上，渔火满江。沈复与陈芸及船家女儿素云待月快酌，射覆为令。美酒醉人，眼下的景致更醉人，入夜，船家女素云以象箸击小碟而歌，陈芸则欣然畅饮，不觉酩酊大醉。这次同游太湖，更是尽兴而归。陈芸的两次出游，都瞒过了沈复的父母。但是，她平时种种不合乎封建礼俗的举动，却引起了那些卫道士们的不满，“先起小人之议，渐招同室之讥”，最后，竟酿成大祸，两次被封建家长赶出家门。
陈芸之被逐，除了不遵从封建女德外，还有更直接的原因。《坎坷记愁》中说，在她二十三岁那年，沈复随其父到海宁官舍，陈芸常给沈复写一些小函，附在家书中寄出。沈父知陈芸识字，就令她负责为婆婆代笔写信。后来，家里偶有闲言。沈母以为陈芸述事不清，不再让她代笔。沈父见后来的家书都不是陈芸的手笔，大怒，认定是陈芸狂傲，不屑为婆婆代笔。陈芸明知发生了误会，却无法辩解，因为辩解就会得罪婆婆。就这样，陈芸莫名其妙地获咎于公公。
五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件让陈芸左右为难的事。在邗江服侍父亲的沈复，在父亲的授意下给陈芸写了封密信，让她为公公在家乡物色一个妾。陈芸明知做这件事肯定会得罪婆婆，但父命难违，给他找了个姓姚的女子，由沈复接到邗江。果然，婆婆又为此事迁怒于陈芸。
导致陈芸被逐的事就更为荒唐了。陈芸三十八岁那年，沈父病于邛江，沈复与弟启堂都去邛江服侍父亲。沈母认定丈夫之病是由纳妾而起，并把此事归罪于陈芸。而启堂在家时，曾向邻妇借贷，请陈芸作保，邻妇又向陈芸索债。陈芸给沈复写了封信，先说了邻妇索债之事，又说：“令堂以老人之病，皆由姚姬而起。翁病稍痉，宜密嘱姚托言思家，妾当令其家父母到杨接取，实彼此卸责之计也。”不料信到邛江时，沈复已到真州设馆，这封信就落到沈父手中。沈父阅信后，恼羞成怒。问启堂借贷之事，启堂竟回答：“不知”。沈父马上写信给沈复，说：“汝妇背夫借债，谗谤小叔;且称姑日令堂，翁曰老人，悖廖之甚!我已专人持札回苏斥逐，汝若稍有人心，亦当知过。”沈复接到信后，如闻睛天霹雳。他当然明白陈芸是无辜的：信中所说的第一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纯属启堂的陷害;至于不该称公婆为“令堂”、“老人”，也只是一种托词，实际上，这是沈父沈母之间的一声醋海风波，只不过双方都拿不得他们欢心的儿媳出气而已。然而，封建孝悌观念不允许晚辈向长辈提出任何异议。所以，沈复一面写信向父亲“认罪”，一面又担心陈芸会自寻短见，抢先赶回家中。结果，由于沈复不舍陈芸，夫妻俩都被赶出家门，投靠了一个好心的朋友。过了两年，沈父知道了启堂借贷之事，便把沈复夫妇招回家中。
两年之后，陈芸再次被逐，原因是她结交了一个叫憨园的女子。事情由一位亲友纳妾而起：沈复的表妹婿纳一美妾，人人称赞新人美丽。陈芸却认为，新人虽美，但缺少风韵。一则因为争强好胜，二则也自以为是对丈夫的好意，陈芸不顾沈复的一再劝阻，决心为丈夫物色一个既美丽又有风韵的女子为妾。终于，她选中了憨国。憨园是名妓的女儿，人很美，通文墨，且与陈芸感情投合。沈复知道憨国之母贪财，不会让女儿嫁给自己这样的寒士。而单纯痴情的陈芸却以为当事人的感情起决定作用。于是，她对憨园以诚相待，并和她结为姊妹。陈芸亲自向憨园提亲时，憨园答应了亲事。但是过了不久，她就在母亲的逼迫下，嫁给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人。这件事对陈芸打击很大。她原来就有血疾，那是因弟弟外出不归，母亲又念子病亡，自己悲通过度而得。遭此打击之后，她病情加重，骨瘦形销。沈复的父母因她结交妓类，对她憎恶日甚，尽管沈复极力调解，陈芸在这个家庭中也已无法生活。谁知不久，祸事又落到沈复头上。沈复为朋友作保借债，朋友挟资而逃，放债人唯保人是问，催逼下己。年终，沈父回家过年，正赶上放债人咆哮于门，不禁大怒。恰在此时，陈芸幼时结拜的姐姐华氏，派人来看陈芸的病情，沈父以为来人是憨园所使，就更是怒不可遏了。他指责陈芸：“不守闺训，结盟娼妓”，指责沈复“不思习上，滥伍小人”，限他们三日之内，自寻出路，迟则到官府告他们忤逆。沈复、陈芸这一次的被逐，情况更为凄惨：一双儿女尚幼，陈芸又在病中。无奈，他们硬着心肠把女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儿子为友人荐引到店中当学徒。沈复与陈芸投靠盟姐华氏。一家骨肉，生离死别，惨不可言。
一个被家庭驱逐的人，就更难在社会上立身了。沈复离家后，一直找不到职业，靠求亲告友，借债为亲。陈芸则贫病交加，在四十一岁时，竟至于不治。临终前，她对沈复说：“妾病始因弟亡母丧，悲痛过甚;继为情感，后由忿激。而平时又多过虑，满望努力做一好媳妇，而不能得，以至头眩、怔忡，诸症毕备，所谓病入膏肓，良医束手，请勿为无益之费。”又说：“忆妾唱随二十三年，蒙君错爱，百凡体恤，不以顽劣见弃。知已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若布衣暧，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神仙几世才能修到?我辈何人敢望神仙耶?强而求之，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忧。总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最后，她紧握沈复的手，断续叠言“来世”二字，含泪长逝。陈芸临终前的这一段话，很清楚地展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尽管为了天生的痴情，使她备受折磨;尽管她也没能当一个好媳妇而遗憾，而怅惘;但是，她对于自己所走过的路却至死不悔。因为在她看来，人生最可宝贵的是爱情。如果有了爱情，再能粗得温饱、家庭和睦，优游于泉石的话，这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而她之所以备受磨难，正是因为她强求达到在那时人生还不能达到的这种境界。尽管陈芸还不能自觉地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伦理观念的压迫，但是，她的这种人生理想，她对于爱情与自由的实际上的追求，都使得这一形象的社会意义，远远高出那些追求郎才女貌、夫贵妻荣的妇女形象。
明清以来，许多进步作家对人性和人格的尊严，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他们经常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情”与“理”的斗争，表达一种个性解放的要求与愿望。《浮生六记》中的这个爱情故事，就表现了这种进步思想。此外，作品文笔自然流畅，感情真挚动人，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巧夺天工而又天然无饰，”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无论从思想意义还是从审美价值上看，《浮生六记》都称得上是一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