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中的忏悔意识在五四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

西方基督教传统文化认为人生而有罪，那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而被逐出了伊甸园，因此，后来的人一到这个世界上便要终身赎罪，一生忏悔，方能洗清罪名，免除灾难，这是宗教意义上的忏悔。作为一种思维形态，西方人的忏悔意识是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价值的肯定而不断发展和赋予现实意义的，这种忏悔表达了现代思潮中人对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的清醒认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卢梭、托尔斯泰是最典型的代表。

与此相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忏悔意识一向不明显，儒家文化虽然提倡“三省吾身”，这只是出于道德修养以便成为君子的需要，荀子虽提出了着名的“性恶说”却孤掌难鸣，历代知识分子中也时有追求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者，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也只是一种对生存环境与社会制度无力的反抗。

到了五四时期，也只有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才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

所谓忏悔意识，就是从良知的层次上去承担责任，这是最深邃的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任何强制性和规范性，它完全是主动的，只有有良知的人才懂得忏悔，才有忏悔的要求，晚年的托尔斯泰抛弃全部财产，离家出走，就是对自己贵族出身的忏悔与抛弃。而五四时期的许多中国文学家也是这种有良知、有忏悔意识的人。

在中国文化史上，再也没有一个时期是像20世纪初那样：五千年的文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开始了大裂变，大动荡，知识分子从睡梦中惊醒，他们从封建家庭的罗网中冲了出来，走向社会，寻找光明，追求人的解放。与此同时，广大知识分子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也开始认识自己，直面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考虑自身的价值，这标志着传统的思维定势正在改变，人的自我意识正在觉醒。

早在20世纪初，近代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多次失败，不只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处于劣势，而是政治制度的落后，人的落后，需要改革政治制度，关键是人的素质问题。1901年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标志着对人的问题进行反省的开始。他的观点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但因社会条件的限制，也只能停留在理想阶段。陈独秀在《新青年》1916年1月号上发表的名为《一九一六》的文章中发展了梁启超的观点，他说：“盖吾人自有历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孳，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在这里，陈独秀说出了五四时代最基本的文化精神——一种正视民族弱点的理性批判精神，一种自我忏悔与自我更新的精神。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指导下，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们都把封建制度下人剥削人、摧残人、把人异化的问题当做民族自身的问题来加以理解和思考，也就是说，以往的种种罪恶，不在于他人，而在于民族自身，在于自身的文化结构，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才提出了从头忏悔、自我更新、脱胎换骨的问题。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作品中都带有这种负罪感和忏悔意识。

《狂人日记》是现代反封建的第一声呐喊，也是第一篇忏悔之作，只不过它不是个人的忏悔，而是整个民族的忏悔。以往的统治阶级一向以中华几千年文明史而骄傲，以泱泱大国而自豪，然而，几千年的文明史在鲁迅的笔下不过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是对封建制度本质的最高度的概括。鲁迅通过狂人这一形象，揭示出中国国民性真正的特征：嗜食同类，自相残杀，在封建社会中，不管自觉与否，每个人都是吃人者与被吃者。“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我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吃了我妹妹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小说第一次对人的全部道德提出了怀疑和否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解。郁达夫说过：“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封建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缺乏自我意识，这不仅表现为缺乏自我肯定，同样也表现为缺乏自我否定的精神。而五四知识分子个性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表现在他们不仅肯定了自身的价值，而且也对自己提出了怀疑和否定。正如鲁迅所描绘的：被压迫的人也去压迫别人，被吃者又去吃别人，每个人都既是主人又是奴隶，大家满足于这种境界不能逃脱也不想逃脱。这正是鲁迅对四千年历史全盘否定的依据。

郭沫若的诗歌之所以最能体现五四时代精神，就在于它们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我们民族自我批判、自我忏悔、自我更新的精神，《女神》中的许多诗篇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在《凤凰涅槃》中，诗人用世界上最黑暗、最凶残、最丑恶、最污秽的事物来比喻旧中国：“你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鬼号叫着的坟墓呀！你群鬼跳梁着的地狱呀！”诗人除了渴望旧中国毁灭，新中国诞生外，还表现出与自己的过去告别的决心，诅咒旧我的死亡，呼唤新我的诞生，在另一首诗《天狗》中，诗人的自我否定更明显：“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这是一个脱胎换骨、自我忏悔与更新的形象。从诗中可以窥见郭沫若灵魂的颤动与剖白，正如田汉给他的信中所说：“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呀，我爱读你这样的纯真的诗。”正是这种带着血泪的自我否定把五四时期那种知识分子与民族共忏悔的精神表现了出来。

五四时期的文学家，除了进行民族的自我忏悔以外，他们身上还压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认为在民族的罪恶中自己也有一份，因而有一种良知的痛苦和重负，不说出来不足以减轻自己的压力，这样，在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中，都表现出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忏悔意识。

相对来说，五四作家在进行个人忏悔时，更直接也更不留情，郁达夫是五四时期第一个忏悔家，他的思想、灵魂、欲望甚至罪恶都毫无保留地在作品中对人展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心灵的重负一样。可以说郁达夫的整个创作过程就是他不断地自我谴责、自我忏悔，灵与肉不断搏斗的过程。从《沉沦》开始，他的每篇小说都是对自己灵魂的无情解剖，对自己行为的痛心疾首的忏悔。郁达夫作品中那种刻骨铭心的对女性的追求达到了变态的地步，而这种追求又不可得，于是他便以一种自弃自暴、自我摧残的方式来放纵自己、宣泄自己的苦闷。《沉沦》的主人公狭邪嫖妓，但他每次从妓院回来又都自责自悔，认为自己猪狗不如，“他犯了罪之后，每深自痛悔，切齿地说，下次总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个时候，种种幻想，又活泼泼地到他眼前来”。作品还描写他偷看房东女儿淋浴后又羞又怕，回到房中自己打嘴巴，边偷听青年男女幽会边骂自己像偷了食的野狗，“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种地步”，等等。在《茫茫夜》中，这种变态的性心理表现得更明显，主人公于质夫痛恨自己半生遇不着一个爱自己的女人，同时又悔恨自己以前污泥样的生活，然而又无法改变自己，为了满足其变态的心理，他竟然向一个小店的女店员要来一根用过的旧针狠刺自己的脸，这完全是一种自虐。在《迟桂花》中，主人公郁先生看到朋友的妹妹后在心里产生了邪念，继而意识到自己灵魂的肮脏，便立即向她进行了忏悔，把自己的邪念全部供出，最后得到了她的谅解，从而使两人的情感得到了升华。《迷羊》直接用忏悔录的形式表现了主人公与女戏子的一段同居生活，凡此种种，郁达夫的多数作品中都能看到这种灵魂的自我搏斗。总而言之，郁达夫的忏悔表现出一种向上的焦躁与贪恶的苦闷，是一种对人性中固有的弱点的忏悔。中国的多数文人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一般都能找到客观原因加以解脱，实在找不到，从主观上认识了错误也就变成了好事，所谓闻过则喜，浪子回头金不换正是这个意思。而在郁达夫作品中，你却看不出他认识错误后的轻松，也找不到承认罪过后的快感，读者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一个负罪者沉重的压抑和难以解脱的痛苦，他是真诚地在忏悔自己所犯的罪，从中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经历着最痛苦的煎熬，郁达夫的这种真诚的忏悔赢得了无数青年的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知识者为主体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本身心灵上也经历着猛烈的震荡。这个运动的参加者们大多数出身于封建宗法制家庭，是财主的儿女们，所接受的大都是传统的教育，这样，在他们身上往往存有双重人格，他们是旧时代最后一批知识者，又是新时期第一代知识分子。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教养的关系，他们的内心矛盾重重，可以说他们的整个生命都被历史分割着，这种矛盾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来。觉醒的知识者在对自己的旧家庭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能批判地认识自己，然而他们一时又无法与这家庭完全脱离干系，无法完全摆脱自己曾经习惯的生活方式，这样在走上新的道路时，这一代知识者强烈地感受到自我个性中那种纤细复杂的高级文化所培养出来的敏感脆弱与时代格格不入，于是就出现了真正深层意义的痛苦忏悔和心灵的激荡。瞿秋白的创作中较早地流露出这种矛盾的心理，在《饿乡纪程》中他既批判了宗族制度的罪恶，又承认自己难以完全摆脱对过去的留恋。作品具体描绘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轨迹，剖析了他从避世、厌世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三个阶段的心路历程：“我的心性，在这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中融汇铸炼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只有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像，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这旧时代之死对于一个觉醒的知识者来说竟有如此大的影响，以后的《多余的话》更可以看做是瞿秋白的忏悔录，从一个布尔乔亚知识青年到革命运动的指挥者与领导者，瞿秋白深深感到力不胜任，他自己觉得在中央领导岗位上的半年对他来说似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心理已极度疲劳，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这种具有双重身份的知识者在真正的血与火的革命中种种不适应的惆怅及复杂心态。

王统照的长篇小说《春华》也反映了与瞿秋白大致相同的心情，青年知识分子坚石在决心出家之后，首先想到的还是他那个世俗的家，这使他沮丧不安，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同样的情况在蒋光慈的小说中也有表现，《田野的风》中的李杰，是一个背叛自己家庭的青年革命家，应该说他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但当暴动的农民决定要烧毁他的家宅的时候，他的内心表现得十分矛盾与痛苦，继而又为自己灵魂中这一闪念的动摇而悔恨羞愧。类似这样的忏悔意识，不仅表现在一些革命作家的作品中，甚至于像林徽因这样的出身于上流社会、贵族气息又很浓的作家身上也时有流露，她的《窗子以外》表现了高层文化人想要理解劳动者的不可能，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些弱点。尽管这样的忏悔较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却说明知识分子对社会、对自身的认识进了一大步。再往以后，20世纪30年代的艾青，尤其是到了延安以后的何其芳的忏悔意识，就表现得更直接、更突出。艾青出身于地主家庭，又是吃了贫苦农民的奶长大的，这特殊的经历养成了他终生的忧郁和忏悔。而何其芳在延安时期的诗作可以说是他灵魂的自我搏斗、无情解剖自己的实录。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家，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他们无法逃避现实和对于历史的责任，所以，在批判旧时代的同时，他们也在塑造自己的形象。

在五四文学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是描写工农劳苦大众的，这与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劳工神圣的主张有很大关系。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曾一度以劳动养活自己为荣，工读主义盛行一时，他们希望通过劳动和自身心灵的陶冶，泛化出美妙的社会来。反映和赞扬劳动者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而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者对劳动人民普遍不熟悉，不了解他们的真正痛苦，所以看到的也只是皮相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四时期有那么多的作品描写人力车夫的缘故。因为对于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子来说，人力车夫、修鞋匠等是最具体的劳动者，而不管是否符合实际，在这些健壮、勇敢、朴实的劳动者面前，知识分子能不自惭形秽，能不感到自己的渺小么？鲁迅的《一件小事》最能体现知识分子在劳动者面前的忏悔心理。作者用了对比手法，以人力车夫的高大反衬“我”的渺小。尽管在撞倒老女人这件事中车夫和“我”都没有责任，但当“我”正在心里嘀咕着车夫去扶老女人是多事时，车夫却自动到巡警所认罪去了。如果说这还不足以照出“我”灵魂的卑下的话，那么后来“我”又抓了一大把铜元给车夫的举动却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了。在与劳动人民的对比中，鲁迅自惭形秽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因此，这篇作品并不单纯如一般教科书所说，是歌颂劳动人民的优秀的品质，更重要的是鲁迅为自己与劳动人民存在的差距而忏悔。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了一个以繁重的体力劳动谋生的女工高尚的灵魂，她看到“我”每天夜里去闲游而白天却在家睡大觉，以为“我”在夜里做了坏事而规劝“我”要自食其力，好好做人，她的地位是低下的，可灵魂却是那样高尚，而“我”尽管生活无着落，却又不能像这女工一样去从事体力劳动，这是多么让人羞愧呀！郁达夫的另一篇作品《薄奠》描写的也是人力车夫，主人公“我”每次坐在洋车上心都不安，总有一种压迫别人的感觉，于是总爱与洋车夫谈闲话，想以这种方式缓和他的劳动之苦，作者称之为“浅薄的社会主义”，“一边高踞在车上，一边向前面和牛马一样在奔走的‘我’的同胞攀谈些无头无尾的话”。其实，与其说这种方式是为了减轻拉车者的痛苦还不如说是为了使坐车者心理平衡以减少自责更准确。这些描写都较真实地把握住了知识者面对劳动人民时那种深深的自责感，类似的内容在郭沫若的诗中也有表现，在《西湖纪游》中他用一种夸张的语言写道：“雷峰塔下／一个锄地的老人／脱去了上身的棉衣／他那健康的黄脸／他那斑白的须髯／他那筋脉隆起的金手／哦，他那慈和的眼光／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我的爹’／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在这里，诗人虽然对老农过分美化，对自己怀有一种近乎自虐的感情，但也可以看出诗人是发自内心地在赞美劳动者，同时也为自己的形象而惭愧。

以上几篇作品都以劳动者为主人公，都以劳动者的高大完美来映衬自己的渺小与不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不过是把人性的完美原则慷慨地附在了他们并不熟悉的人物身上，他们在作品中歌颂劳动者，并不一定表明他们对劳动阶级的深刻理解和真切感受，而恰恰表现出他们对这些阶层的生疏和隔膜。正因为如此，五四时期描写劳动人民的大多数作品中，人物的外形是劳动者，而抒发的却是知识分子的情感，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忏悔心理，这正是人道主义的忏悔的特征。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地有着巨大的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甚至不顾一切地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政治活动中，所以就难免有一定的盲目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曾使无数青年兴奋不已，然而五四高潮很快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急转直下的变化使许多作家一度陷入苦闷彷徨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们孤独、失望、幻灭，仿佛一个人在旷野里行路，因此对自己先前追求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普遍有一种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感觉。对白色恐怖的强烈愤怒以及对自己无力改变这种现实的失望使他们不断沉湎于自我忏悔当中，张闻天的长篇小说《旅途》，王统照的《钟声》，庐隐的《兰田的忏悔录》、《时代的牺牲者》，丁玲的《暑假中》等作品反映的都是类似的内容。《旅途》与《兰田的忏悔录》中的女青年都认为是知识和争取恋爱自主的选择害了自己，否则做一个无知无识的乡下妇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苦。《兰田的忏悔录》中的兰田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女性，也是一个醉心于妇女运动的人，被父亲和继母许配给一个有钱的纨绔子弟做妾，于是她愤而离开了自己的旧家庭。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社会环境的险恶，又找不到方向，正如兰田所说：“我战胜了这种不自由的婚姻，但是无情的社会，残酷的人类，真是出了火坑又溺了水坑了。”后来她和一个自己钟爱的男子相爱并订了婚，但很快这个男子却和另一个女子结了婚，于是人们对兰田议论纷纷。在这种精神打击下，兰田产生了悔恨之情，她说：“到现在我不觉要后悔，知识误我，理性苦我，不然嫁了，随便地嫁了，安知不比这飘零的身世要差胜一等？啊！弄到现在，志比天高，但被人蹂躏，全身玷垢，什么时候可以清洗。”《暑假中》的女主人公甚至后悔自己从牢笼中飞了出来，她们都为自己的曾经觉悟而后悔、自责。其实，不难看出，以上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悔恨也罢，怀疑也罢，都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忏悔，而是他们梦醒后无路可走而产生的一种悲观厌世的思想和愤世嫉俗的生活态度。这样的忏悔一方面反映了五四高潮过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无力，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的一种变形的反抗。然而，即使是在这种变形的反抗与怀疑中，也包含了五四知识者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自我的否定，包含着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自身弱点的真切认识，因而这种忏悔仍是真实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五四时期的文学家们心灵经历着最痛苦的煎熬，他们大多数怀有深深的忏悔意识：为民族的愚昧落后而忏悔，为自己身上存在的人性中固有的丑恶而忏悔，在人道主义的感召下为自己出身在贵族家庭而忏悔，在冲出自己的旧家庭后为自己的动摇不定而忏悔，在同劳动人民的对比中为自己的渺小而忏悔，如此等等。尽管这些忏悔的内容和层次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真诚地在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毫无虚伪的成分，因而也是真实感人的。

五四新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是五四作家对旧的文化传统和非人社会的一种反叛，也是五四时期人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的表现。它不同于中世纪宗教上的“原罪”说，恰恰相反，它带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五四时代精神最具体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