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次的意外伤害
有些孩子在他们小的时候,单从性格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性别之分。他们一样顽皮,一样好动。孩子好动,很难说好还是不好。不过有一点,可能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反驳——一个好动的孩子,他受伤害的概率往往会比一个相对文静的孩子要多。
我喜欢好动的孩子,因为这象征着活泼、聪明。女儿从小好动,从会走路开始,除了睡觉,便没一会儿闲的时候。她会把洗屁股的小盆翻过来当板凳坐,盆底被坐碎了,划伤娇嫩的小屁股;她会让三个轱辘的小自行车侧倒,然后扶着大人一只手坐在翘起的那只车轱辘上左右来回地转,就像坐转椅一样;她还会爬到硕大的沙发靠枕后面,悄悄躺在那里躲起来,以为别人找不到她。当然,孩子的这些行为,我觉得很可爱。我理解孩子的行为和想法,他们并非滑稽可笑。他们总是在追求一些未尝试过的体验来满足自己对生活的好奇。其实,这应该算作对这个世界探索的开始。
那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那天下午三点半去上班的时候,看到女儿把一把小折叠椅翻倒了,骑在上面在屋子里转。我心里稍稍嘀咕了一下,这样会不会有危险?到底会有什么危险?我也没再往深处考虑,更糟糕的是,也没有制止她。
那天晚上,下班回家已经十二点半了。放下包,换好鞋子,我忽然发现餐桌上有一张X光片,感到有些奇怪,便拿起来看了一下。上面是两只手,像是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的手腕。于是我在想,这是谁的手,我妈妈的?还是我妻子的?哪年的啊?干吗又拿出来?当时并没有在意,便去厨房煮面条。
吃饱了,我悄悄地去了卧室。我并没有立即就睡的想法,其实还想再看点书。倒过班的人都会知道,下中班回家有一阵子是最清醒的。不过,我得先看看我家的宝贝,然后才可以安心去干别的。
我推门进去,发现妻子居然还没有睡,也许是刚刚被我吵醒。女儿哼了一声,像是有些不太舒服。
“她怎么了?”我凑过去问。
“孩子受伤了。”妻子回答。
“啊?”我大吃一惊,紧张地问,“伤哪儿了?”
于是妻子便跟我讲了女儿受伤的经过。我这才知道,原来餐桌上那张X光片是我女儿的——妻子的一只手扶着女儿的一只小手。我可真是眼拙,竟然连大小都分辨不出来。
就是那天下午,妻子下班的时候,刚刚进门,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女儿骑着的那把小椅子突然折叠了起来,一下夹伤了她的小手。随后她便哇哇大哭。妻子赶紧把她抱起来,吓得够呛。她右手食指指头肚上的一小块肉被夹掉了,还连带着一点儿皮。我妈妈也吓坏了,赶紧跑过来。
“快,赶紧送医院!”我妈妈说。
妻子拿上钱包,抱着孩子就下了楼。我家后面小区里便有一个小诊所。孩子流血不止,妻子便把她抱到那里先做一下简单的止血。简单的处理之后,大夫便催促她带孩子去路边拦出租车,去中心医院。赶巧那天的出租车都不清闲,拦了两辆都有人。妻子急了,等第三辆来了,她索性跑到路中间。
“师傅,求求您,我孩子受伤了,您送我去二院!”妻子说着话眼泪便往下掉。
那辆车上本来也有乘客,见状说:“快,你上来吧!”
坐在车上,妻子不住地掉眼泪,“孩子,你吓死妈妈了!”
小家伙很懂事,说:“妈妈,你不吓死!”那时候,女儿已经停止了哭泣,瞪着眼睛看着车窗外面的世界。妻子下车的时候,由于过于匆忙,忘了给人打车的钱,后来她才想起来,而好心的司机也没有向她要。
到了医院,女儿不哭不闹,表现得非常懂事。伤口需要缝合,得先交钱拿药。治疗室在住院部大楼,而挂号、交钱、拿药都是在急诊室。大夫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便跟小家伙商量:“妈妈得去交钱,叔叔陪你在这待一会儿好不好?”
“嗯!”女儿点点头。
“宝贝真懂事!”大夫说。
妻子奔出住院部大楼,匆匆去了急诊室。交完钱,拿了药,便又急急火火赶回治疗室。她担心宝贝看不到她又哭又闹。不过,小家伙没有。年轻的大夫手里捧着一个瓷碗,碗里盛着一些药水。女儿坐在板凳上,把那个受伤的手指泡在碗里,一边扭头朝四处张望,两条小腿还一边悠闲地荡来荡去。做妈妈的本来要哭,可是一看到她这副样子又忍不住想笑。
“宝贝可真勇敢!”大夫由衷地赞叹道。旁边两个护士也面带赞许的微笑。
伤口清洗完毕,做过局部麻醉,然后开始缝合。妻子抱着孩子,尽量用身体挡着她的视线,不让她看到大夫手里的针线,怕她一时还无法理解,继而反抗。
“宝宝以后可要当心啊,不要玩小椅子了,你看有多危险!”妻子尽量不停地跟她说话,分散她的注意。
“我以后不玩小椅子了,我以后要听妈妈的话。”
一不小心,让她看到了大夫手里的针线。“不要扎我的手!”她喊了起来。
“没有!”妻子赶紧说,“叔叔没有扎你的手,叔叔只是给你看看。”
“叔叔没有扎我的手,叔叔只是看看。”她重复着说。
“是,叔叔只是给你看看。”妻子说,“来,跟妈妈说说话。”
孩子总是很容易哄骗,大夫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伤口缝好,然后用纱布包扎起来。小家伙终于又获得了自由,便又显示出活泼的天性。治疗室外面就是病房的走廊。病房门上镶着一块长条玻璃,于是她便挨个往里瞅,“咦!”不时发出好奇的声音。巡视完病房,她便又回到治疗室,那时妻子还在聆听大夫的嘱托。小家伙在治疗室里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心情好的时候还来回蹦。
护士看着小家伙顽皮的样子,都觉得奇怪。
“她怎么还能蹦啊?”护士说,“别的小孩要是伤成这样,早就吓蔫儿了呀!”
那天,母女俩回家的时候时间已经将近九点。我妈妈一直在家焦急地等待。中间有人敲过一次门。她以为宝贝回来了,便匆匆去开门。门开了,见是对门的小卫,我平时喊他卫哥。
“阿姨,”小卫问,“怎么我们楼梯上有几滴血?”
“我们家静怡夹伤了手。”我妈妈回答。
“没事吧?”
“娘儿俩去医院了,现在还没回来。”
听妻子讲完整个过程之后,我悄悄从卧室出来,去厨房抽了支烟。抽完烟,我来到餐厅又拿起那张X光片仔细地看了看。记得刚才妻子说过,她在医院里花了四百元钱,而且这个片子可拍可不拍。但是,对我来讲,不论怎样,既然大夫提出来,那么,片子还是要拍的。看着那只小手,那些稚嫩的骨骼,和食指顶端一个细小的裂缝,我的眼睛渐渐模糊起来。
三天之后,我带女儿去换药。一位年轻的护士看看我递给她的单子,说:“这就是那个挤了手的小女孩呀!来阿姨这儿,让爸爸去交钱好不好?”
我想那天小家伙的表现肯定成为护士们争相讨论的话题,所以好多人就有了这样一个“勇敢”的小孩的印象。等我交完钱回来,护士正在逗女儿玩。她用开药方的单子给女儿叠了一架小飞机,女儿很是开心的样子。
我最关心的事情是:“伤口缝合的地方到底能不能长好?”
大夫说:“没有把握。”
我又问:“长不好又怎样呢?”
他说:“要么植皮,如果露出骨头那就得去掉一节。”
当时我特别紧张,总觉得还得问他点什么,便说:“如果要植皮,植我的行不行?”
他看看我说:“不行。”当时我有些愤愤不平,我并非胡搅蛮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记得英语课本里曾经有一个故事。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有一个优秀的医生支援西藏。为了救助藏族同胞,也为了让藏族人民相信医疗科学,他把自己的皮植给了一位烫伤的妇女。那么,我把我的皮植给我女儿为什么就不行呢。我是说假如有这个可能。
第二次去医院换药,大夫说伤处血液流通不好,给女儿开了两瓶路路通。我拿着药去打针的时候,护士开始不敢打。她说这种药一般是老年人用的,用来软化血液,便让我去问大夫,是不是给开错了。那个护士还特意嘱咐我:“不要说我让问的。”
医院里一些东西搞得神神秘秘的,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我去问了,大夫说:“没错。”
打完针,我带着女儿从医院出来。她看到一个自来水井盖,便在上面跳来跳去。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冲她吼了一声。我觉得她现在需要安静。听到我的吼声,女儿不动了,愣愣地看着我,一副惊恐的样子。吼过之后我也有些后悔,赶紧过去把她抱起来。看着她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我扭过头去,因为脸上不觉掉下了两滴眼泪。
没过几天,便迎来了女儿在这世界上的第三个春节。大年初一,女儿带着手上的一卷纱布接待了所有到访的客人。初二上午,别人忙着走亲访友的时候,我和妻子带着女儿又来到了医院。那天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遇上了一个好大夫。偏偏是一个好心的大夫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故事听起来就趋于完美了。
我挂的本是专家门诊,可是专家门诊的大夫没来上班,估计是到他的老丈人家里忙活去了。大年初二看老丈人,是我们这里的习俗。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于是护士长便给我们推荐了另一位普通儿童骨科门诊的大夫。
“他是位博士生。”她还这样说。
不过,她要求我先去把挂号单换掉。
我说:“那当然,不过先让他看看我女儿的情况。”
纱布慢慢地解开,大夫看了看说:“已经长好了。”当时我很激动,热血沸腾。看看女儿的伤口,的确,那块被挤掉的肉已经变成跟其他的地方同一个颜色了。我对大夫千恩万谢,然后跟妻子带着孩子去治疗室换药。我让她娘儿俩先去,自己还得去一楼换挂号单。
临走我冲女儿伸伸大拇指:“真棒!”
挂号单换了回来,我拿给大夫。大夫居然冲我摆摆手,说:“算了!”
我说:“那怎么行。”给他放下就走了。
大夫的意思是,这次白看,不要钱了。因为挂号单只要在我手里,就可以拿去退钱。
那大夫的样子我现在还隐隐约约记得,年纪不大,戴一副眼镜,的确像个博士。“好人啊!”我经常找个没人的地方这样跟自己说。
如此说来,那一年的春节我们家过得还算不错,最起码初二的大半天还有初三,一家人心情都很愉快。
孩子的思想世界,也可以说感情世界,你永远都无法了解。
我曾经跟女儿说:“把那把小椅子从窗户扔出去。”
她不愿意,说:“让它继续留在家里。”
我心里挺高兴,因为至少这件事在她心里没有留下阴影。
有一天,小家伙骑在“小鸭子”上尿尿,恰好那把小椅子就在她旁边。她把那根包着纱布的手指伸到小椅子跟前,说:“你看,我这个手已经包好了。你要是再给我夹这个手、夹这个手、夹这个手……”其他九个手指挨着数一遍,“我就打你!”她说。
我感到意外,接下来的情节,不确切地说是哭笑不得,也可以说是又气又乐。气过了、乐过了之后,是一种特别的感动。古代圣贤说,人性本善,那一刻我真的相信。最起码,在我家里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