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

庄子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河南商丘与山东曹县交界处)人,一生穷困,曾经做过短时期的蒙地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后楚威王欲聘为相,归隐不就。与名家的惠施常相交往、论辩。《庄子》一书是其本人及其后学所着,今存33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十余万言,大都通过寓言的形式,风格汪洋恣肆,奇异诡谲,难以窥其端际。后来被道教利用,被尊为道教的经典——《南华经》。

庄子的思想源于老子,认为“道”自然无为、无所不在,是宇宙的最高原则。在天人关系方面,庄子崇尚自然,反对人为,主张以自然反对人为。提倡人与自然为一,认为顺其自然,就会成为真正自由的“圣人”,而圣人则可以超脱是非、名利、生死,进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境界。因此,人要顺从自然的安排。这些思想有一定的宿命论色彩,但包含更多的则是顺应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学思想。生活阅历的坎坷艰难,致使庄子后期的思想较为悲观,对人生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无主义。他认为是礼乐和仁义给人们带来了竞争与苦难,所以,主张根据人的本性,弃礼乐,绝仁义,最好是一般的机械工具都不要。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以有限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此外,庄子的美学思想也极具特色。庄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复杂。他的自然观、审美观等蕴含着进步因素,他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他的消极思想也常常被失意的知识分子引以为避世的哲学。

1.庄子的知识论与认识论

庄子对认识、知识的观点,与常人大相径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是永远也不会有尽头的,所以,哪有不困穷之理呢?在《庄子·秋水》篇又说: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以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庄子以北海若的眼光——站在超越的立场去突破问题的瓶颈。河伯却是站在相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的。他见百川灌河,两岸之间,不能辨牛马,于是产生洋洋得意之情。看到大海,见海之大,比河不可以量数,于是自惭其渺小。北海若认为,自谦的人,才可以懂得大道。海固然比河大得多,但与天地相比,则又显得渺小了。此时,如果北海若自以为大,则不免重蹈于河伯同样的思考陷阱中。此篇文章,从自以为大生出一番议论,由河伯见海自惭形秽,再经北海若借天地、四海层层推论,以不自以为大,较之于“自以为大”,生发出一番议论,由此得出事物都是可以超越的这一结论。接着又说: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恶至而倪贵贱?恶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庄子·秋水》)

以上这一段是从形式与内涵两个方面,来界定物质的贵贱、大小以及差异。庄子认为,如果用功用的眼光观察问题,那么万物都是有用的;如果用无功用的眼光观察,则万物都是无用之物。所以,物质本身是没有贵贱、大小、有用、无用之分的。所有的善恶、是非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不能人为地、片面地予以限定,所以,只有破除固有的成见,才能超越相对的观念。

至于在相对的世界中为人处世应当如何取舍的问题,即如何才能超越相对,庄子认为在于达理而明权。

河伯曰:“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吾终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河伯曰:“然则何贵于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踯躅而屈伸,反要而语极。”(《庄子·秋水》)

知道在祸福的边际得到安全及取舍的道理,即能够“达理明权”,就不会遭到祸患。庄子认为,人的安危在于顺乎天理与自然,不要以人为危害自然之道。

总而言之,庄子虽然认为“知”是有限的、相对的,但如果能够善加运用天理与自然,便能在超越相对中得到“道”,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2.庄子对知的认识

首先,庄子认为,人的“知”具有局限性。“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庄子·逍遥游》)此处的“知”,是就广义而言,主要包含智能、知觉、知识、思想、认知等。在这些“知”的方面,大部分人都存在如瞽、聋一般的缺陷。

其次,庄子认为知与不知是相对的。一般人认为的“知”(包括知觉、认知、知识等),竟然是一种“无知”;所谓“不知”,反倒是“知”。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麇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这不是“知”与“不知”的是非颠倒吗?他接着举例说明我们所居处的客观环境,以至于味觉、视觉,都难有肯定的认知。所谓“孰知正处”、“孰知正味”、“孰知正色”,以此类推,那么对仁义、是非等认知的辨别也同样是难以界定的。所以庄子感慨:“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庄子·齐物论》)

小知所见是狭隘的,所以,其知只见其所见(外表形式),而不见其所不见(内容内含),如河伯,这叫“不知”。大知所见者广,如北海若,不自以为知,其所知反而能不自我局限,其所见既远且广,能看到事物的根本,这才叫“知”。尽管如此,但其道是不足与凡俗之见者谈论的,即使谈论,也未必能接受。所以只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因此,在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外,则更不是普通大众所能接受的,他们甚至加以毁谤诬蔑。因此,也就要“圣人存而不论”了。难怪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了。

第三,知在于超越可与不可,然与不然。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庄子·齐物论》)

任何事物都处于可与不可、然与不然之中。自这一角度看,是可;换一角度,则不可。所以,可与不可、然与不然,都是相对的,不必固执成见。必须要有超越是非之外的胸怀,才不会被是非、可与不可的问题所左右,然后也才可以明白是与非、可与不可的自身的本质。

第四,知在于对人生之所以然的认识。

庄周以梦蝶为例,表达了他对人生的认识:“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在这里,不知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真正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地步。庄子借梦蝶说明,物我既可以和而为一,又可以相互转化,但最高的境界在于物我两忘。

第五,违背自然是对知的损害。

庄子认为,人的天真质朴一旦经过后天的雕琢,便会本性尽失。他在《庄子·应帝王》中用寓言比喻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也,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3.形而上的哲学思想

庄子的形而上哲学思想直接来源于老子。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则认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又说,“又况夫体道者乎!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庄子·知北游》)庄子认为的“道”是无形可形,看不见,听不见,也非言语所能言。他又认为“道”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无形体,无所作为;可以心传,而不可以口授;可得而悟之,但不可以看到。它是宇宙万物的根源,未有天地前就已存在。它无所不在,超越时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

与此哲学思想相一致,庄子认为,宇宙的内涵、本质无不是道的体现。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者,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尿溺。”

……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知北游》)

这些每况愈下的比喻,旨在说明道的无所不在、一律平等,没有贵贱之分,即使贱如尿溺,也有道的存在。

庄子又认为,宇宙之大,浩渺无穷,非常人、常情所能测度。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此小大之辩也。(《逍遥游》)

所以,小智不能测度大智的渊博,短暂的寿命也不能知晓年代久远的事情,就像朝生暮死的小虫不知一月的变化,夏天生秋天死的蝉不知四季的变化。楚南有冥灵之树,以五百为春,五百年为秋。上古有一种大椿树,以八千年为春,以八千年为秋。北方大海有一种大鱼,身体的宽度数千里,长度就没人知道了,只知其名为鲲。又有一种叫做鹏的大鸟,背像泰山,羽翼像遮天蔽日的浮云。如此顺着旋风,直上九万里,穿越云气,背负青天,然后飞往南方。那个小泽中的小鸟,反笑道,我飞腾上下,不过几十丈高,飞起来也颇感自我满足,它们又要飞到哪儿去呢?这些就是小智与大智的差别。

庄子的生死观也与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他认为生不足为喜,死不足为忧,“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对生死抱超然的态度。这体现在《庄子·至乐》篇中: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庄子对妻子死亡的态度,说明了他对人生死的看法。人本来没有生命,不但没有生命,且没有形体,不但没有形体,且根本没有气。在恍惚的若有若无中,有了气,有了形体,又有了生命。正如春夏秋冬的“四时之行”一样,这本来是自然的正常运行规律,所以就不应当哀泣悲伤。在《庄子·至乐》中,一段庄子与骷髅的对话,更能说明他对生死的看法及豁然态度。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颦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表面上是庄子的厌世,实际上更深层次的是他对人生的一种超然认识。相对于一般人好生恶死的心理,庄子从“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到生反不如死之为乐,其态度更是超乎常人与世俗。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列御寇》)

这既是对死的淡然,又是对生的超脱。“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这是对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善加利用与坦然态度。

4.庄子的人生观

一般人的生活目的,无非是衣食温饱,或者是富贵享乐。但庄子却认为“至乐无乐,至誉无誉”。他追求的是“无为诚乐”,是超越一般世俗的快乐,即与天地同一大乐。

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为奚据?奚避奚处?奚就奚去?奚乐奚恶?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之也!其为形也亦远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诚善邪,诚不善邪?若以为善矣,不足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谏不听,蹲循勿争。”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不争,名亦不成。诚有善无有哉?

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耶,果不乐耶?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泾泾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活身,惟无为几存。请尝试言之,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庄子·至乐》)

人的一生无非是在追求养活身体的方法及快乐,一般人所尊崇的不过是富贵寿善,所乐者也不过是身享厚味、美服、声色,所讨厌的也不外是贫贱夭恶。不能实现,就会忧心忡忡。这样就只能为了形体而劳累一生。但仔细想来,富者,要苦身劳作,虽然拥有财富,但自己却不可能完全用尽,所以这只是外在形体的享受而已。贵者夜以继日,费尽心神,勉强保住地位声名,但却忽视了对自身形体的珍爱。寿命长者,毫无意义地昏昏然活着,久忧不死,无异于行尸走肉。最为人所称道的烈士,虽然能使他人活下去,但却不能自我存活。以上都是俗世的快乐,庄子认为这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要“无为诚乐”——“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1)自得其得、自适其适的利益观。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庄子·骈拇》)

在这种人生的利益面前,庄子认为:“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

(2)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人生观。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

庄子借已死三千年的神龟,巾笥藏之于庙堂之上,说明宁愿曳尾涂中,也要保存自我的逍遥自在。

(3)仁义,相对于人性来讲,不过是骈拇般的附赘。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悬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庄子·骈拇》)

这是说仁义并非是出于自然的道德,而是骈拇枝指一般的附赘悬疣。所以,仁义之于道德,就如“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的道理一般。

(4)高洁的人生境界。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庄子·秋水》)

在这里,庄子把自己比喻为鹓鶵,将惠子比喻为鸱鸟,梁国比喻为腐鼠,讽刺惠子得腐鼠般的梁国还担心他人觊觎,却不知庄子根本不屑一顾。

(5)恒久的价值追求。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舔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

庄子以“所治愈下,得车愈多”,讽刺追名逐利者的丑态。

(6)人生修养。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戎,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己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庄子·养生主》)

庄子借庖丁谈解牛之说,说明处世、生活都要“因其固然,依乎天理”,而且只有取其“有间”,才能游刃有余,从而避开是非和矛盾,也说明了听凭天命、顺应自然、“安时而处顺”的生活态度。庄子的思想,主要是无所依凭自由自在,以及反对人为顺其自然。本文字里行间虽然是在谈论养生,但实际上体现的是庄子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旨趣。

不仅如此,庄子认为人还要做到“无情”,这样才能“不以好恶内伤其身”。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德充符》)

庄子所谓的人情在于:“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不伤其身,不益其生,才是因任自然之道。

(7)真人与真知。

庄子认为的真人是:“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

正如庄子在《养生主》中所认为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就短暂的生命而言,人是无法得到真理与真知的,这样就必须修养自身,达到超感官、超理性,以此提升人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真理与真知。修养到这种地步的人,则可谓“真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对真人的境界、器度及修养,不停留在口头的说辞上,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他也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与观念,如对生死的看法就非常豁达逍遥:“不知说生,不知恶死。”

庄子还认为,达到“真人”、“真知”的修养途径是“坐忘”与“心斋”。他在《大宗师》中写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这是说要达到“真人”、“真知”的境界,则必须外忘记形体的存在,内摒弃聪明巧智,这样才能与道相合,这叫做“坐忘”。“心斋”的具体修养方法,庄子在《人间世》中说:“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心斋”,则必须心志专一,不是用耳去听,而是用心去听,不是用心去听,而是用气去听。耳听,属于生理的层次,心听则属心理与情感。没有情感的气,才能虚以应物,达到形而上的心灵层次。惟修持真道,才能达到虚灵的境界。庄子又认为,达到“真人”、“真知”的境界需要七个阶段的修道。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大宗师》)”

修道不是一蹴而就的,这要分为几个阶段:由守一而“外天下”(忘记现实)——“外物”(忘记难忘者)——“外生”(忘我)——“朝彻”(忘却生死)——“见独”(具独见之胜境)——“无古今”(超越时间)——“不生不死”(超越生死)。只有经历这七个阶段,才能达到“撄宁”的境界——不为尘俗所惑,物我两忘,湛然宁定。

(8)巫、道之别。

庄子认为:“巫”,在于媚俗;“道”,在于超俗。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乡示之以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庄子·应帝王》)

通过列子被神巫的巫术所惑,到最终被壶子的道所折服,说明了道的深不可测以及巫术的庸俗与肤浅。神巫卜人的生死存亡、祸福寿夭,于是便妄以为能测人生死为至道。但却不知壶子更能操纵生死、超越生死,令人莫测。神巫所示者是“术”,而壶子所示者是“道”。

列子仅仅能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对于“能见其所见”者来说,神巫所为,能令人共见、共闻,足以炫惑动人,惊骇庸众耳目。而壶子所为,在于平易近人,无足深怪。其莫测高深处,正是其平易处。这也是列子之所以最终抛弃震眩人心之技,而“自以为未始学而归”,回到返璞归真的本然。正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

5.庄子的政治哲学

庄子崇尚无为而治,其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庄子·马蹄》中: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及至圣人,蹩躄为仁……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为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圣人之过也。

庄子描绘的“至德之世”,其实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那时,人们“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生活安闲自在,人与人相处毫无机心,人与禽类同处也不分彼此,更没有小人与君子的分别。庄子认为那都是因为人性素朴的缘故,人本来就是安住于道德之中。因为道德根本就未曾毁坏,所以也就用不着后天的仁义了;因为天生未凿的真性未曾丧失,所以就更不用人为的什么礼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