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审美教育书简》

1794年席勒写给丹麦王子克利斯谦的信，1795年经过修改后发表。这些信是席勒美学思想最集中最系统的表现。过分夸大美和艺术的作用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通病，始作俑者便是席勒。在这部著作中，席勒认为要想精神获得解放，人格得以形成，不是依靠政治斗争、经济革命，而首先应该进行审美教育，这是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前提。席勒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作家本人思想变化分不开。一方面，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受到了德国知识界的普遍欢迎，另一方面，他们看到雅各宾派的暴力专政，又被吓倒了，席勒本人就是这样。于是他们不再相信革命，而企图通过改良的办法获取自由，极力推崇审美教育便是一种途径。

席勒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是深刻的，在第六封信中他谈到，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和大机器生产的强制性，破坏了人的生存的和谐，造成了“欣赏和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使人成为一种断片，永远束缚在一种机械生活的整体中，人的“自由智力”被捆得死死的， “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解力，熟练的记忆还比天才和感受能起更好的指导作用。”实质就是人被异化了。拯治这种弊病的药方是什么呢?他在第九封信中指出是美和艺术，在第十封信中说得更加明确： “我们的时代实际上是在两条歧路上徬徨，一方面沦为粗野，另一方面沦为疲软和乖戾。我们的时代应通过美从这双重的混乱中恢复原状。” “人们必定早已听厌了这样的断言：发达的美感能够移风易俗，对此好象无须再重新证明。”这种结论显然是不确切的，审美教育虽然可以陶冶人们的灵魂，但毕竟受经济基础制约，把它奉为万能，实际是颠倒了本末的关系。

席勒不仅从社会原因方面去论述审美教育的重要，而且还从保持主体人性的统一方面去论述文化修养的作用。他认为人里面包含两个对立的因素，一个是持久不变的“人身”，一个是经常改变的“情境”。两种因素在“绝对存在”中是统一的，在有限存在中则是分裂的。抽象的人身就是主体，包括理性和形式;抽象的“情境”就是对象。这两个抽象对立面只有相互依存，才能成为完整的统一体。而完成这个统一任务的，主要是文化教养，人的感性和理性都要靠文化教养而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达到统一。

由于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与统一，形成了一种新的冲动，就是游戏冲动。席勒把美和艺术与游戏冲动联系起来，他认为艺术便产生于这种精力过剩的游戏冲动中。在第二十七封信中说： “……人并不满足于自然的需要，他要求有所剩余。起初，只不过是物质的剩余，保证他的享受可以超过眼前的必需;但随后是一种附加于物质的剩余，一种审美的补充，从而满足他对于形式的欲望，把享受扩展到必需的范围以外去。”这显然脱胎于康德的“游戏说”，但他关于剩余精力概念的使用，又是对康德学说的发展。后来经过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发挥，形成了“席勒——斯宾塞游戏说”。 “游戏”在席勒的术语中，与“自由活动”同义，而与强迫相对立。 “形式”是指艺术整体，而不单是与内容相对的物质形式。游戏冲动的对象是美，美便是活的形象，这种形象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就是说形象本身就是生命。活的形象的形成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人便从感性的人变成审美的人，即由一个被支配的人变成一个自由的人，这中间的桥梁就是审美状态，所以第二十三封信中说： “如果要把感性的人变成理性的人，唯一的路径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这又是在强调审美教育在人的完善过程中的作用。

《审美教育书简》反映了当时德国知识界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他们不满意现实，又想到艺术的避难所中去安身立命。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席勒的逃避， “归根到底不过是用夸张的鄙陋来代替平凡的鄙陋。”但《审美教育书简》在西方美学史上毕竟起过重要的作用，它是从康德主观唯心主义转到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