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石舒清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以短篇小说集《伏天》为例
◎张静
2004年，宁夏作家石舒清的小说集《伏天》入选“短篇王”文丛，并获得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伏天》共选编短篇小说18部，其中塑造有女性形象的作品达12部。本文试以这12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为进入石舒清小说世界的视角，分析探讨石舒清小说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
一
系统梳理小说集《伏天》中的女性形象，我们首先发现，作者主要塑造了姑太太（《小青驴》）、二奶奶（《虚日》）、大姑姑（《羊的故事》）、堂姨（《小诊断》）、赫丽彻（《一个女人的断记》）等女性形象，大多是“我”所熟知的亲友、乡邻等。除“到南方工作了”的女同学（《凉咖啡》）、曾在县招待所做服务员的迎春堂姑（《堂姑》），其他的全部生活在乡村。她们中间，既有李秀花、柳风成婆姨（《红花绿叶》）等这样一类老年妇女形象，也有萨利哈婆姨、以乞讨为生的妇人们（《旱年》）等这样一类已婚中青年妇女形象，还有宰乃拜（《花开时节》）等这一类少女形象。
考察石舒清笔下这群女性形象的现实状况，我们还发现，她们都是些普通平常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她们既没有尔虞我诈的争权夺利，也没有壮怀激烈的英雄事迹，更没有特定时代背景下流离失所的家国同悲，有的只是些生活艰辛、人生坎坷，演绎的都是些凡常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同时，她们绝大多数都是些弱势者，基本上都处于一种无法自主的状态，甚至到了一种“无我”的状态。在《红花绿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事实上村里有好几个叫李秀花的女人。这需要查看她们的身份证才能知道。而且亡人李秀花在其六十八年的人生中也不曾将李秀花这名字真正用过几次。如果村里人传言李秀花“无常”了，大家一定纳闷，只知道是一个女人无常了，却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即使李秀花本人，人要是当着面喊她李秀花，她一定也要愣半天神才能理会过来。然而你要是说马良栋妈、马文山婆姨，大家就会一下子知道你说的是谁。
从某种程度来讲，“李秀花”的这种状态代表了西部乡村女性普遍的生存状态。在其家庭生活中，这一群女性更多的是被赋予“母亲”“媳妇”的角色定位，而并非“女人”。
二
众所周知，石舒清从出生到求学，再到工作，有近三十年的时间生活在家乡“西海固”。“西海固”成为石舒清文学书写最为重要的资源。而“西海固”被联合国评定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往往要经受更多苦难的磨炼和生活的挑战。石舒清以亲历者的身份和平等的视角，真实记录了这片土地上女性们的精神面貌和人性本真。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当大姑姑发现因自己大意而让羊吃掉了做饭的面皮时，无论是激烈打羊的惶恐，还是羊意外摔死后跪求兄长“打死我吧”的自责，还是“在我家那个小小门洞里拢着双膝坐了一夜”的愧疚，都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少女的懂事与对兄长的体谅。当柳风成婆姨听到马文山婆姨突然亡故时，尽管现实的生活境况让她无法做到对出借的五块钱熟视无睹，但她最终还是决定不把借钱一事说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妇女的宽厚与善良。当“姑太太看到我吃苦苦菜团子时，脸苦得皱起来”，就“大口地吃着苦苦菜团子，像是在吃点心”般地给我做示范。说“人要带着欢喜的心吃五谷杂粮……只要你香香地吃，啥东西都会香起来。”质朴的语言彰显了达观生活、超越苦难的精神品格。
在遭遇个人生活不幸时，堂姑这样一个漂亮到骄傲的女子，在历经了丈夫不忠、离婚再复婚、丈夫吸毒被关、被辞退下岗等不幸后，“在街上摆一个水果摊”“带着两个孩子”坚强地生活。身体残疾的赫丽彻是在别人的嘲笑与欺凌中长大的，到了结婚的年纪，也没人肯为她做媒。后来，她嫁给隐姓埋名在逃终被抓的杀人犯，还给她留下一个智力不全的孩子。又嫁给智力不大正常的勺儿布，最终也无法一起生活。最后连她那四处闯祸的儿子也死了。似乎所有的人生不幸都降临在了她一个人身上，甚至村人们都认为她会在这种种致命打击中死去，但她却出乎意料地活着。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坟上悄悄哭一场儿子。让人性的光芒穿透现实人生的苦难，彰显着生命的亮色。当然，在石舒清笔下，既有对人性“美”的开掘，也有对人性“丑”的批判。如马八斤老婆对权势者的巴结奉迎，小夫人的自甘沉沦等。但这类形象在小说集《伏天》中还是极少的。
在他人（物）困苦时，二奶奶常常“少则一月，多则两月，必跑一趟老家，去主要就是看苕兄弟”。她对自己苕兄弟母亲般的照顾，用亲情化解着生活的不幸。萨利哈婆姨尽管自己生活富足，但在接待“穿棉袄的妇人”“背着吃奶婴儿的盲女人”“背娃娃的高个子蒙面女人”等众多乞讨者时，她真诚舍散，善良对待。即使是对待因意外丢了尾巴变丑而不和的鹦鹉夫妻，也有着“心里干着急，却毫无办法，但她相信总会好起来”的朴素善良。
石舒清塑造这样一群女性，不是靠苦难和悲剧换取同情，博得文学名声。而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个女性在面对生活苦难、身处人生困境时，怎样用自己微小的力量对抗苦难，拼命活着的过程。透过她们的悲苦和屈从、她们的苦难和隐忍，让我们有了一种惊心魂魄的美丽发现，她们达观知命的精神品格、天然善良的母性光辉、坚强隐忍的生活态度，根本不属于“西海固”这片荒芜的土地，而属于“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
三
石舒清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概括自己的艺术追求：“我希望我的小说里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你说的诗性，另一个也很重要，就是日常性。”石舒清透过这样一群女性困窘、波折的人生，呈现了西部妇女敏感而又坚忍、多情而又自尊的内心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诗性”艺术风格。
石舒清善于通过人物对话来表现女性细腻敏感的心理。如在《红花绿叶》中，马文山婆姨向柳风成婆姨张口借钱后的一段对话：
“你那么多儿子，还没钱啊”，她说。
马文山婆姨一下子就红了脸，像是戳到了疼处。脸侧向一边，向一根水泥杆子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
“回吧。”马文山婆姨突然说。说着就要走。这一下轮到她慌了，一把拽住要走的人，表白一般说：“我又没说不借你嘛，快买去，给你挑一双比我的还好的。”
没准备借钱的柳风成婆姨在情急之下口无遮拦，一下子说到了马文山婆姨的痛处——儿子众多，但仍经济拮据。马文山婆姨无论承认与不承认，都非常尴尬，只能无言以对，所以她决定回家。而马文山婆姨要回家的决定让柳风成婆姨极为慌乱，这不仅得罪了老姐妹，更发现了自己的刻薄。马文山婆姨的处境，柳风成婆姨也是知道的，但已经把老姐妹推向了绝路，只能加倍讨好，非借不可了。石舒清通过这样一段简洁的对话，将两位老年乡村妇女的心理波动、转折、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丝丝入扣。
此外，作者还善于抓取人物内心的自我对话来表现女性细微多变的心理。如在《花开时节》中，宰乃拜就要不要到自家地里铲草有这样一段内心活动：
再去就是不要脸。她听到自己心里有个声音说。
没好果子吃。还是她自己心里的声音。
她就决定不去了。
……
自己地里草那么好，不去铲，你什么意思？她出了声音问自己。
你铲你的草就是了嘛。她简直大声地对自己说。想那么多你头痛不头痛啊。
她转了方向。
不要脸了去吧不要脸了去吧。耳边又有了这样喋喋不休的声音，和前面那种声音交织着冲突着。
突然出现在自家荞麦地里的养蜂人，既打破了乡村的封闭宁静，也扰乱了宰乃拜的情感世界。少女特有的羞涩与矜持，让她决定“不去”自家荞麦地铲草。可是对外部世界、对朦胧爱情的向往，又让她想“去”自家荞麦地铲草。这样就使得宰乃拜在感性与理性的天平之间摇摆不定。作者紧紧抓住乡村少女这种矛盾、复杂、微妙的心理，通过人物内心的自我对话，将宰乃拜要“去”的不安心与“不去”的不甘心，描摹得细腻入微，生动传神。
石舒清还善于运用比喻、通感、对比等多种修辞方式来表现女性的心理感受。如赫丽彻在“收庄稼的时候，她也算是一份劳力，家里人用架子车把她拉到地里去，夜里收工时又把她像一堆土似的拉回去”。“一堆土”的比喻，既呈现了赫丽彻辛勤劳作一天后的无力感，又展现了她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的存在感。在送别结婚的迎春堂姑后，“二奶奶就像水缸骤然破裂那样大哭起来”。以“水缸骤然破裂”作喻体，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二奶奶对远嫁偏陋小村子的堂姑的疼惜。
在塑造萨利哈婆姨这一形象时，石舒清两次运用了通感手法，将其内在的心理感受外化。在小说开篇，“座钟当地敲一下，尾声也化为丝丝凉意散开来。”以触觉写钟声，形象展现了萨利哈婆姨独守“大而静寂的院子”时那种平静、满足甚至有些优越的心理。到小说结尾处，“座钟依旧一记一记稳健地敲着，然而使人觉得里面有一个大蜘蛛正在结网”。“正在结网的大蜘蛛”是萨利哈婆姨当时心境的外化。在听闻杀妻悲剧故事之后，萨利哈婆姨看到了自己幸福生活表象下的留守困境，先前的平静与满足已经消失无踪，内心变得慌乱甚至不安。
“文学是无边的，它向一切敢于创新的人敞开着，真正的文学大家就是拓荒者、创造者，而不是理论框架下的工匠。”作为宁夏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之一，石舒清以“西海固”地区女性的生活经历和生存体验为文学立场，用心灵体验式的抒写，为我们打来了一幅蕴含着人性之美、生命之美的人类生存图景。为西部文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文学阐释和精神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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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飞．论回族青年作家石舒清小说的精神向度（2011年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马朝霞．石舒清小说研究（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张静，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