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说吧，记忆》共15章，在时间上跨越了从1899年纳博科夫诞生到1940年离开欧洲大陆赴美国这40年的生活。各章围绕某个主题展开回忆，包括父亲、母亲、家族历史、家庭教师、蝴蝶、西欧的度假生活、初恋、文学阅读与诗歌写作、大学生活、流亡生活、为人父母等。在回忆个人生活细节的同时，纳博科夫还对时间、意识、生活中的巧合及命运等进行了独特的思考。
【作品选录】
一
摇篮在深渊上晃动。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不过是两个永恒黑暗之间的一次短暂闪光。尽管这两个黑暗是同卵双生，但通常情况下，人们看待他出生前的那个深渊要比看待他正(以差不多每小时四千五百次的心跳)前往的那个深渊平静许多。可我听说过一个年轻的恐时症患者，在第一次看到出生前几周拍摄的家庭电影时，他体验到了某种恐怖情绪。他看到一个几乎没有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而他知道他根本不在那里，也没有人悲悼他的缺席。他瞥见他的母亲正在楼上的一个窗户里挥手，那种陌生的姿势让他不安，仿佛某种神秘的告别。尤其令他恐惧的是，他看到一辆崭新的婴儿车停在门廊上，棺材一般，神情自得，蠢蠢欲动。但就是这辆车也是空的，在诸事件的反向过程中，他的身子骨好像解体了。
这类幻想对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或者，换一种说法，最初及最后的事情常带有青春期的特征——除非它们受某种令人敬畏的、严厉的宗教的指引，那倒有可能。大自然期待一个成熟的人能无动于衷地接受前生后世这两个黑暗的虚空，就像他无所用心地接受二者之间的这些非凡的幻象一样。想象应该加以限制，它是永生者与不成熟的人的最高乐趣。为了享受生活，我们就得适可而止。
但我反抗这种事态，我迫切地感到要把我的反抗表现出来，并对自然设置警戒。我在精神上一次又一次地作出巨大的努力，要在我生命的两端那非人化的黑暗中辨认出最微弱的个人光辉来。这种黑暗仅仅是由时间之墙造成的，它把我及我青肿的拳头跟永恒的自由世界隔开，这是我乐于与那些用艳丽缤纷的色彩来装扮自己的野蛮人所共享的信念。我的思想曾经漫游——在这样的旅程中，我的思想越来越贫弱，让人绝望——到遥远的地带，我在那里摸索着某个秘密的出口，最终只是发现，时间之狱是球状的，没有出口。除了自杀，我什么都试过。我曾经丢弃我的身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传统的幽灵，潜入我出生前就已存在的国度。我曾经在精神上忍受过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和退休上校们的有辱人格的陪伴，他们回忆说，他们前身是罗马大道上的信奴，或是拉萨柳树下的圣人。我曾经在我最古老的梦中苦思冥索答案与线索——让我立刻说出来，我彻底拒绝弗洛伊德那个粗俗、破败、根本属于中世纪的世界，还有它那种古怪的对性象征的寻求(就有点像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寻找培根的离合诗一样)，它那些仇恨的小胚胎，它们藏在天生的种种角落，窥视着父母的爱情生活。
最初，我并没有意识到，乍看上去如此无边无际的时间会是一座牢狱。在探究我的童年时(这仅次于探究一个人的永恒)，我把意识的觉醒看作是一系列相隔着的闪光，它们之间的间隔渐渐缩短，直到大块大块明亮的知觉形成，为记忆提供了一个不稳定的栖息之所。在很早的时候，我差不多同时学会了数数和说话，但我的内在认识，即认识到我是我，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似乎很晚才确立，那恰好跟我发现他们的年龄与我的年龄有关系相连。当我想到那样的启示时，强烈的阳光就会立即侵入我的记忆，斑斑点点的阳光穿过枝叶婆娑的树木洒落下来。据此推断，那天兴许是我母亲的生日，晚夏时节，在乡村，我问了一些问题，估摸我得到的回答。照重演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合该如此；我们最遥远的祖先的脑子里反射意识的开始必定与时间感的萌生相吻合。
因此，当我自己的年龄——4岁——这个刚刚公开的、新鲜而整洁的方程式跟我父母的方程式——33岁和27岁——相对照时，某些事就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大受鼓舞，精神为之一振。我仿佛接受了第二次洗礼，比50个月以前那个号啕大哭、几乎淹死、差点被命名为维克多的孩子所经历的东正教的浸泡要神圣许多(按照古老的风俗，父母必须退避在门后，我母亲只好从半闭的门里探出身来，试图纠正那个笨手笨脚的长老康斯坦丁·维特维尼茨基)。我感到自己突然被扔进光辉灿烂的流质之中，其中独特而纯粹的元素就是时间。就像激动的洗浴者们分享波光粼粼的海水一样，你与各种生物分享它，这些生物不是你自己，但通过时间这一共同的流，它们与你结合。这是与空间世界完全不同的环境，不但人能够感知，猿猴与蝴蝶也能够感知。那时，我开始敏锐地意识到，这个27岁的生命，身穿柔白色和浅红色衣服、握着我左手的，是我的妈妈，这个33岁的生命，穿着眩目的白色和金色衣服、握着我右手的，是我的爸爸。他们缓缓地并排走着，我在他们中间、在路的中央神气活现地跨着步子，跑着，跨着步子，从一块光斑踏向另一块光斑。今天我很容易就会发现，那是我们乡下田庄维拉的一条长着观赏性栎树的小路，坐落在过去的俄国圣彼得堡省。确实，从我现在遥远的、孤独的、几乎是杳无人迹的时间之脊上，我看到那个小型的自我，在1903年8月的那一天，欢呼着有知觉力的生命的诞生。如果握着我左手的人和握着我右手的人都在我模糊的孩提世界出现，他们是带着一个隐姓埋名的照料人的面具出场的；但是现在我父亲穿着近卫军骑兵的华丽制服，胸前背后的铠甲光滑夺目，金色的隆起部分熠熠生辉，就像太阳一样。以后的几年里，我始终对父母的年龄很感兴趣，念念不忘，就像一个紧张的旅客总在打听时间，以便校对一块新表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父亲早在我出生前就完成他的军训期，因此我想，他那天穿上过去的军团制服，乃是一种喜庆的玩笑。那么，我全部意识的第一道闪光就要归功于一次玩笑——这又具有重演论的意义，因为地球上第一批开始意识到时间的生物也是第一批会笑的生物。
二
在我四岁时玩的各种玩具后面，是那座原始山洞(不是弗洛伊德秘义者们所设想的那种山洞)。此刻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一幅场景，那是在乡间别墅维拉的一间客厅里，一张印花布蒙面的大沙发，白色的底子上印着黑色的三叶草，仿佛史前某次地壳隆起后的庞大产物。历史就开始于这张沙发一端不远的地方(带着公正的希腊诺言)，那里是一株硕大的盆栽绣球花属植物，开着灰蓝色和绿色的花朵，掩映着墙角边狄安娜大理石胸像的基座。沙发背靠的墙上挂着一幅乌木画框的灰色版画，标示着另外一个历史阶段——那是拿破仑战争图画中的一幅，其中短促和深意才是真正的对手，你会看到一个受伤的鼓手，一匹倒毙的战马，散落的战利品，一个士兵正准备刺向另一个士兵，在这场凝固了的冲突中，刀枪不入的皇帝正和他的将军们摆着姿势，所有这些全都聚在同一视平面上。
一个大人帮了我的忙，他先是双手用力，后又加上一条有力的腿，于是沙发离开墙边几英寸，形成一条窄窄的通道。他帮我用沙发靠枕搭起一个严严实实的顶，再用几只坐垫把两端堵起来。我的奇妙乐趣来了，我爬进漆黑的隧道，在中间逗留一会儿，听着耳朵中的鸣唱——那是孤寂的颤动声，小男孩在四处灰尘的藏匿处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接着，美妙的恐惧感突然爆发，我的手脚嘭嘭地快速爬行。我爬到隧道的远端，推开坐垫，迎接我的是一块从一张维也纳藤椅漏到地板上的斑驳的阳光，还有两只此起彼落的嬉戏的苍蝇。一种更像梦幻、更微妙的感觉来自另一次山洞游戏，清晨醒来的时候，我用床单做了一顶帐篷，我听凭想象力纵横驰骋，亚麻布像迷迷糊糊的雪崩，那穿过我迷濛的顶棚的暗光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我能够想象，那里，一些奇怪、苍白的动物正在湖光水色之中游荡。忆起我的摇篮，那架两侧用毛茸茸的绵绳编织成网的摇篮，我又涌起一阵快乐，那是玩弄一只美丽、结实、舒心的深红色水晶蛋时的感觉。这只蛋不记得是哪个复活节留下来的，我常常把被单的一角嚼得透湿，然后把蛋紧紧地裹在里面，好欣赏并舔噬那温暖、红润、发着光亮的结实的表面，虽然裹在被单里，那只蛋仍然熠熠生辉。但这还不是我最彻底的以美为食粮的做法。
宇宙是多么的小(一只袋鼠的育儿袋就可以装下它)，与人的意识相比，与个人的回忆及词语表达相比，它是多么的不足挂齿！也许我是过于沉湎于我的这些最初的印象了，但我有理由感激它们，在这些印象的引领下，一个视觉与触觉感知下的伊甸园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我记得，那是1903年秋天的一个夜里，去国外旅行的途中，一节卧铺车厢的窗子旁(可能那是早已销声匿迹的地中海豪华列车，一共六节车厢，下身涂成深棕色，窗格则是奶油色)，我跪在(稍平的)枕头上，怀着莫名的痛楚看到远处山坡上一小簇奇妙的灯光在召唤着我，接着就滑进黑天鹅绒的口袋中去了。这些经验的宝石我后来赠送给了我的主人公，以减轻我记忆财富的负担。我当时可能是想把我铺当头固定得很紧的窗帘松开并推上去，我的脚跟很冷，但我一直跪着，凝视着。玩味那些最初的激动，那种甜蜜与陌生至今仍然无可超越。它们属于一个完美童年的和谐世界，并且本身就在人的记忆中拥有着自然而然的变化形式，几乎不需要费多少力气就可以用文字捕捉；只是在青春期的回忆开始时，记忆女神摩涅墨绪涅才开始变得挑剔古怪。此外，我认为，在存储印象的能力方面，我那一代的俄国儿童经受了一段天才时期，由于历史灾难要将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彻底抹去，于是命运不断赋予他们许多分外的东西，仿佛是在忠诚地试探，究竟哪一种适合他们。一旦一切尘埃落定，天才也就消失了，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别的更专门化的神童身上——一头卷发的俊少年挥舞着指挥棒，或者试图驯化一架庞大的钢琴，但他们最终成了二流的音乐家，眼神忧伤，一身隐痛，下半身有些畸形，仿佛阉割了一般。但即使如此，个人的神秘仍然引诱着回忆录的作者。无论是在环境中还是在遗传里，我都找不到造就我的那件工具，一只无名的墨辊在我的生命上压出了某种复杂精细的水印，当艺术之灯照耀生命的印张时，那别具一格的图案将清晰可见。
三
要按照时间来准确定位童年的回忆，我就得根据彗星和日食来进行判断，就像历史学家们在处理一段历史的某些片断时那样。但就其它情形而言，资料并不缺乏。比如，我看到我正爬上海边那些湿漉漉的黑礁石，诺科特小姐，一个倦怠而忧郁的家庭教师，以为我正跟在她后面，带着我的弟弟谢尔盖，沿着弯曲的海滩走远了。我戴着一副玩具手镯，在爬过这些岩石时，我不停地重复着那个英文词“童年”，就像兴味十足、滔滔不绝、深为快意地念着咒语一样。“childhood”这个词听起来神秘而崭新，且在我那兴奋的、装得满满的小脑袋里变得越来越奇怪，它跟“Robin Hood”(罗宾汉)、“Little Red Riding Hood”(小红帽)以及古老的驼背神仙的棕色“hood”(帽子)混在了一起。岩石上坑坑洼洼，积满了温热的海水，我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对着那些宝蓝色的小水洼编造一些魔咒。
那地方当然是亚得里亚海上的阿巴齐亚。我的手腕上缠着一只类似别致的餐巾环的东西，是用半透明的、淡绿粉红相间的赛璐珞材料做成的，属于圣诞树上的果实，几个月前我的一位同龄表妹奥尼娅在圣彼得堡给我的。我满怀深情地珍藏着它，直到它的内部裂开了深色的条纹。在一个梦里，我断定那是我的一些头发和眼泪混合在这个亮晶晶的物体里了，是在阜姆附近去了一个讨厌的理发师那里后的结果。同一天，在一家水滨小餐馆，招待正给我们上菜，父亲忽然发现有两个日本官员坐在我们的邻桌，于是我们立即离开了——匆忙之间，我没有忘记抓起那整块的球形柠檬牛奶冻，偷偷地塞进挤得生疼的嘴里。那是1904年，我5岁，俄国正与日本交战。诺科特小姐订阅的英国画报周刊饶有兴味地转载了日本艺术家的图画，说明俄罗斯的机车——经过日本画风的涂抹，简直就成了一个玩具——将会沉没，如果我们的军队试图在贝加尔湖那不可靠的冰面上铺设铁轨的话。
但让我想想，我与那场战争的联系还要早。那年年初的一个下午，在我们的圣彼得堡宅邸里，我被从儿童室领到楼下父亲的书房，向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克鲁泡特金将军问好。他那裹在制服中的壮实的身子发出轻微的嘎吱声，为了逗我，他在他坐着的沙发上摊开一小把火柴，将其中十根首尾相连排成一条水平的线，说：“这是风平浪静的大海。”然后他又两根两根地把它们弄斜，直线变成了之字形——那是“风暴中的大海”。他抓起火柴，准备变一个更好的戏法，我也希望如此，但我们的游戏被打断了。他的副官进来跟他说了些什么，克鲁泡特金发出一声俄国式的、慌乱的咕哝声，重重地站了起来，随着他沉重的身子的离位，那些松散的火柴在沙发上蹦了起来。那一天，他被任命为远东的俄军总司令。
15年以后，这件事有了特别的下文。布尔什维克占领圣彼得堡后，我父亲逃往俄罗斯南方，在途经一座桥时，一个身穿羊皮袄、长着灰胡子的农民模样的老人上来跟他搭讪。他跟我父亲要个火。接着，他们彼此认出了对方。我希望老克鲁泡特金那身乡下人的伪装能够让他躲避苏维埃的监禁，但问题不在这里。让我快意的是火柴这一主题的演进： 他向我展示的那些神奇的火柴枝早已被弃置一旁，他的军队也已经灰飞烟灭，一切都成泡影，就像我的那些玩具火车，那是1904—1905年的冬天，在威斯巴登的奥兰尼恩旅馆的地面上，我试图让它们穿过结冰的水坑。我想，自传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追寻这样的主题设计。
四
俄国在远东的灾难性战役一结束，疯狂的内乱就开始了。我的母亲对此毫无惧色，在国外度假胜地呆了差不多一年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彼得堡。那是1905年的年初。国家事务要求我父亲呆在首都，他参与创建的立宪民主党即将在下一年的第一届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那年夏天在和我们短暂生活在乡间时，一腔爱国热情的他惊愕地发现，我和我的弟弟们只会读写英语，却不会俄语(除了“可可”和“妈妈”)。于是他决定，村小学校长每天下午来给我们上课，带我们散步。
我的第一件水手服上配有一只口哨，随着一声尖利而愉快的哨声，我的童年召唤我回到遥远的过去，让我再次跟我那位快乐的老师握手。瓦西里·马提诺维奇·日诺谢科夫长着毛茸茸的棕色胡子，秃顶，一双瓷蓝色的眼睛，其中一只眼睛的上眼皮上长着一个迷人的小疣。第一天他带来了一盒令人胃口大开的积木，每一面都画着不同的字母；他摆布着这些方块，仿佛爱不释手的宝贝，实际上它们确实如此(此外，还能为玩具火车搭起一个壮丽的隧道)。他敬重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刚刚将乡村小学修葺一新。他招摇地系着一根松垂的黑领结，随意打成蝴蝶结的样子，这是一种老式的自由思想的标志。在称呼我这个小男孩时，他使用第二人称复数——不是仆人的那种僵硬的语气，也不是在我发脾气或者丢掉一个小的火车乘客玩偶后母亲无限温柔地称呼我的那种语气(就好像单数人称太瘦弱，无法承受她的厚爱)，而是一种彬彬有礼的语气，这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还没有熟悉到以“你”称呼时所采用的语气。他是一个激烈的革命派，在我们的乡间散步中，他会激动得手舞足蹈，大谈人性、自由、战争的危害、推翻暴政的可悲(但有趣，我想)的必要性，有时他会拿出那本当时很流行的反战著作《放下武器！》(伯沙·冯·苏特纳的作品翻译本)，对我这个6岁的孩子引上几段冗长的段落。我试图加以反驳： 我那时年幼好斗，大声为流血辩护，愤怒地捍卫着我那玩具手枪和亚瑟王的骑士们构成的世界。在列宁统治时期，日诺谢科夫也被送进了一个苦役营，但他设法逃往国外，结果1939年死于纳尔瓦。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亏了他，我才能继续沿着我的个人小径走上一程，那是一段与那纷纷扰扰的十年相伴随的人生路。1906年7月，沙皇违反宪法解散了议会，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些议会成员在维堡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他们发表宣言，敦促人民对抗政府。因此，在一年半之后，他们受到了监禁。我的父亲被单独囚禁了三个月，尽管有些寂寞，但对他来说也不失为一种休息。与他相伴的是图书，可折叠的浴盆，以及一套J。P。穆勒设计的家庭体操器械。我的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都珍藏着父亲偷偷写给她的信件——那是用铅笔写在手纸上的、洋溢着兴奋的信件(1965年，我将这些信件发表在罗曼·格林伯格编辑的纽约俄文杂志《空中道路》第四卷上)。他获释时，我们正在乡下，正是那位村小学校长一手导演了庆祝仪式，他一路插上许多彩旗(有些干脆就是红旗)，欢迎我的父亲从火车站回家，还用冷杉针叶和我父亲喜爱的矢车菊花冠搭成一个拱门。我们这些孩子都在乡下，当我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时，我异常清晰地看到了那条阳光闪烁、波光粼粼的河流；那座桥，那亮闪闪的马口铁，是一个渔夫留在木栏上的铁皮罐头；那长满椴树的山冈，玫瑰红的教堂，大理石的陵墓，我母亲家的亡人就安息在那里；那条通往村子的、尘土飞扬的小路；在小路和丁香花丛之间蜿蜒伸展着的、低矮的、菘蓝绿的野草，间或露出一块块沙地，远处是成排的遥遥欲坠的小木屋，浑身苔藓，翻着白眼；那用木头搭成的旧校舍的旁边立着石砌的新校舍；还有，我们的马车匆匆驶过时，那条突然从小屋里窜出来的牙齿雪白的小黑狗，它速度奇快，却一声不吭。它铆着劲儿终于追上了急驰的马车，于是得意洋洋地汪汪叫了几声。
五
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初十年真可谓新旧交织，光怪陆离，有的追逐自由主义风气，有的抱守宗法制思想，有的穷得要命，有的命定富有。我们维拉庄园的餐厅在一楼，那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地方，有许多窗子，胡桃木做的边框。夏日里总会几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午餐时分，男管家阿列克谢忧心忡忡地走到父亲身边，弯腰低语(若有客人在场，声音就更低)，说外面有一群村民要见首脑。父亲轻快地拿开膝上的餐巾，跟母亲招呼了一声，就出去了。餐厅西首的一扇窗户对着正门旁边车道的一部分，可以看到门廊对面的丛丛忍冬花冠。从那个方向传来农民们嗡嗡的殷勤招呼声，隐身的人群正在问候隐身的父亲。接着是语调平常的商谈，听不真切，因为谈话是在窗下进行的，为了隔热，窗子又都被关上了。也许是请他调解当地的某个纠纷，也许是谈论一笔特殊的补贴，也许是希望得到允许，好在我家的某块地上收割，或砍掉我家一些旁逸的树枝。如果要求当场得到满足(往往是这样)，就会再次响起一阵嗡嗡声，接着，作为感激，好心的首脑就得经受那种民族化的折腾，差不多二十条强壮的手臂将他摇来摆去，抛向天空，再稳稳地接住。
餐厅里，我和弟弟继续奉命就餐。我的母亲手指撮一些美食，眼睛扫视着桌子下面，看她那神情兴奋、脾气粗暴的达克斯猎狗是否在那里。“总有一天他们会让他摔下来的。”高莱小姐说。她是一个古板、悲观的老太太，过去是我母亲的家庭教师，后来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跟我们这些孩子的家庭教师关系很差)。我在座位上会从西面的窗子里突然看到一次美妙的升空。有那么一刻，父亲的形象会展现在半空，一身夏装被风吹得鼓鼓的，他怡然自得，四肢在空中随意伸展，英俊、安详的面庞仰望着天空。在那些看不见的抛举者洪量的嗬嗨声中，父亲会被这样连抛三次，第二次比第一次抛得高，最后一次则飞得最高，他就那样斜躺在夏日正午钴蓝色的天空，仿佛永远这般躺着，如同那些天堂中的形象，自由自在地翱翔在教堂的拱顶，衣袂飘飘，下面香烟缭绕，人们手擎蜡烛，朵朵烛光闪烁，牧师反复吟咏祝祷着永恒的安息，灵柩敞开，灯火摇曳，百合花掩映着躺在那儿的那个人的脸。
(刘佳林译)
【赏析】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流亡中的纳博科夫陆续以片断的方式回忆过去的生活。1951年出版的《真凭实据》(Conclusive Evidence)收录了15则这样的片断，1966年最终修订为《说吧，记忆》。《说吧，记忆》把作家从出生到1940年离开欧陆赴美这期间差不多40年的生活剪辑组合为几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主题，如父亲、母亲、家庭教师、恋爱、蝴蝶、诗歌写作、流亡等。与一般传记按照时间的自然顺序来组织传主的生平事件不同，纳博科夫更多是依从记忆本身的活动规律和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来安排过去的人与事，因此《说吧，记忆》在自传形式上显得别具一格，是一部具有非凡的艺术成就的传记作品。
纳博科夫声称要写一种“新自传”，它不同于奥古斯丁、卢梭和托尔斯泰等人笔下的那种忏悔式文体，而是诗与真的结合，是亲历的真实生活与温馨的追忆的结合。对于流亡者来说，过去的消逝是一种异常彻底的现象，甚至无法借助空间的重返和残存物事的重睹来唤回一些零星的印象，只有凭借记忆，才能找回失去的时光。因此，纳博科夫十分看重记忆女神摩涅墨绪涅的力量。在出版《说吧，记忆》时，纳博科夫曾试图为自传取名为《说吧，摩涅墨绪涅》，只是出于商业考虑，才在出版商的建议下改为现在的名称。在希腊神话中，摩涅墨绪涅是艺术女神缪斯的母亲。正如纳博科夫的权威传记作家博伊德所说，“说吧，记忆”非常类似于史诗开头的那种吁请：“唱吧，缪斯……”也就是说，纳博科夫的个人回忆是在记忆女神的神力下展开的，是一种纯粹诗性的活动。
《说吧，记忆》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在于，它充满了大量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构成了整部自传的生命。纳博科夫儿时的那些别出心裁的玩具，父亲被释放回家时的欢快场景，母亲一手夹着香烟一手抓牌的神情，初恋约会时的日落景象，拜访导师时碰翻茶具的情景等等，都是通过逼真的细节加以展现的。一般而言，细节具有唯一性，它很难杜撰，因而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和表现力。从记忆的发生规律看，人们恰恰是通过对细节的记忆和回忆才把握整个对象或生活时期的，《追忆逝水年华》关于“小玛德莱娜”点心的描写就是生动的典型。纳博科夫深悟细节的文学表现能力，他不但反复劝告读者关注细节、咀嚼细节，而且通过细节来组织他作品中的人物关系、情节安排和主题设计等。为了使消失了的完美往昔变得丰富和生动，他在《说吧，记忆》中更是把细节放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描写全家人为父亲的获释安排庆祝仪式时，纳博科夫详细描写闪光的河流、木栏上的马口铁、长满椴树的山冈、玫瑰红的教堂、大理石的陵墓、尘土飞扬的小路、遥遥欲坠的小木屋、石砌的新校舍、从小屋里窜出来的牙齿雪白的小黑狗等景象，这一系列的细节共同构成了一幅真实而欢欣的乡村场景。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叙述过去，所有关于过去的再现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回忆活动。因此，回忆就必然包含两个时间维度： 事件发生的时间(过去)和回忆事件的时间(现在)。《说吧，记忆》没有为了刻意制造虚幻的当下感而隐去回忆的痕迹，相反，纳博科夫不断提醒自己和读者，一切都已成为往事。“我的第一件水手服上配有一只口哨，随着一声尖利而愉快的哨声，我的童年召唤我回到遥远的过去，让我再次跟我那位快乐的老师握手。”通过艺术想象活动，纳博科夫在童年水手服的那只口哨声中回到了乡村小学校长的身边。同样，第四章写道：“在我重返往昔时，那些令人迷惑的英国保姆和女教师们鱼贯出来迎接我，她们有的绞着双手，有的谜一般地朝我笑着。”纳博科夫之所以不断强调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时间维度，一方面是为了让读者理解他所谓的“时间之狱”——在物理时间中，我们都是时间的囚徒，不能自由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穿梭；但是另一方面，记忆和艺术创造活动又能够突破时间之狱的囚禁，让我们从现在回到过去，甚至从时间的牢狱中彻底解放出来。第五章在对法国女家庭教师乘雪橇前往他家中的那个童年雪夜作了极为动情的描绘以后，纳博科夫接着写道：“不知不觉地，两辆雪橇悄无声息地走了，留下一个没有护照的特务，他穿着新英格兰的雪靴和抵御风暴的雨衣，站在蓝白色的道路上。萦绕我耳际的不再是雪橇远去的铃声，而是我老迈的血液的汩汩声。一切归于静谧，一切陷于忘境，全然被月亮这面幻想的后视镜迷住了。可雪是真实的，我俯下身子掬上一捧，六十年的岁月在我的指缝里碎成了晶莹的霜尘。”这是追忆中的过去向写作时的当下悄然转换的情境，但过去与现在的界限又因为永恒不变的月亮和皑皑白雪变得真幻莫辨，两个时间维度最终失去方向地融合在令人陶醉的、自由的艺术想象之中。
纳博科夫说：“无论是在环境中还是在遗传里，我都找不到造就我的那件工具，一只无名的墨辊在我的生命上压出了某种复杂精细的水印，当艺术之灯照耀生命的印张时，那别具一格的图案将清晰可见。”也就是说，在单纯物理时间的序列中铺陈生平事实，无助于揭示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只有打破时间的锁链，借助艺术之光，寻找生命的各种主题设计，才能真正把握传主的一生。《说吧，记忆》在很多时候就是在着力探寻这样的主题设计。1904年，纳博科夫在圣彼得堡初见克鲁泡特金将军，后者用火柴一会儿排成一片风平浪静的大海，一会儿排成一片暴风雨的大海。15年后他父亲逃亡克里米亚，在穿过一座桥时，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向父亲借火，而就在火柴划亮的那个瞬间，父亲认出了克鲁泡特金。这就是火柴主题的自我演绎。
如果说这样的设计带有偶然的、宿命论的色彩，那么纳博科夫关于父亲之死的叙述就是一种极富艺术匠心的安排。他的父亲1922年3月28日在柏林遇刺身亡，这对纳博科夫来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说吧，记忆》曾多次以不同的形式叙及此事。而在第一章的末尾，纳博科夫先是描写父亲被要求得到满足的农民们欢呼着抛到空中的情景，再从父亲斜躺在午后钴蓝色天空中的姿势联想到翱翔在教堂拱顶的那些天使形象，接着描写下面敞开的灵柩，百合花掩映着的死者的脸，从而极其巧妙自然地把多年后父亲葬礼的情景与此刻受爱戴的场景结合在一起。这是一次出神入化的联想，是记忆女神的神奇点化，更是纳博科夫非凡艺术能力的证明。毫不夸张地说，仅凭这样一组场景的想象与设计安排，纳博科夫就足以跻身世界最优秀的作家之列而无任何愧色。
(刘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