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向谨小慎微，工作卖力，只希望早日还清父亲当年欠下的债务。一天清晨他从睡梦中醒来，却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由于这个变故，他和周围世界、和家人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尽管他还懂得家里人的语言，还保留着正常的理性思维和人的善良愿望，然而没有人尝试同他进行语言沟通。他一厢情愿地指望一切照旧，即使不能延续从前的职业生活，至少可以虫类身份与人类生活达成某种妥协，但残酷的事实是他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失去了人形的他经历了家人从同情到冷漠和厌恶的过程，最终被彻底抛弃。大甲虫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全家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沉重负担，在孤独和绝望中悄然死去，而一家三口则准备从此开始新的生活。

【作品选录】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来。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他的房间，一间略嫌小了些、地地道道的人住的房间静卧在四堵熟悉的墙壁之间。在摊放着衣料样品的桌子上方——萨姆沙是旅行推销员——，挂着那幅画，这是他最近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并装在了一只漂亮的镀金镜框里的。画上画的是一位戴毛皮帽子围毛皮围巾的贵妇人，她挺直身子坐着，把一只套没了她的整个前臂的厚重的皮手筒递给看画的人。

格里高尔接着又朝窗口望去，那阴暗的天气——人们听得见雨点敲打在窗格子铁皮上的声音——使他的心情变得十分忧郁。“还是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晦气事统统忘掉吧。”他想，但是这件事却完全办不到，因为他习惯侧向右边睡，可是在目前这种状况下竟无法使自己摆出这个姿势来。不管他怎么使劲扑向右边，他总是又摆荡回复到仰卧姿势。他试了大约一百次，闭上眼睛，好不必看见那些拼命挣扎的腿，后来他开始在腰部感觉到一种还从未感受过的隐痛，这时他才不得不罢休。

“啊，天哪，”他想，“我挑上了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长年累月到处奔波。在外面跑买卖比坐办公室做生意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那种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的、劣质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觉得肚子上有点痒痒；便仰卧着慢慢向床头挪近过去，好让自己头抬起来更容易些；看清了发痒的地方，那儿布满了白色小斑点，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想用一条腿去搔一搔，可是立刻又把腿缩了回来，因为这一碰引起他浑身一阵寒颤。

他又滑下来回复到原来的姿势。“这么早起床，”他想，“简直把人弄得痴痴呆呆的了。人必须要有足够的睡眠。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后宫里的贵妇。譬如每逢我上午回旅店领取已到达的定货单时，这帮老爷们才在吃早饭。我若是对老板来这一手，我立刻就会被解雇。不过话说回来，谁知道被解雇对我来说是否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呢。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就会走到老板面前，把我的意见一古脑儿全告诉他。他非从斜面桌上掉下来不可！坐到那张斜面桌上并居高临下同职员说话，而由于他重听，人家就不得不走到他跟前来，这也真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的工作方式了。嗯，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只要等我积攒好了钱，还清父母欠他的债——也许还要五六年吧——，我就一定把这件事办了。那时候我就会时来运转。不过眼下我必须起床，因为火车五点钟开。”

他看了看那边柜子上滴滴嗒嗒响着的闹钟。“天哪！”他想。六点半，指针正在悠悠然向前移动，甚至过了六点半了，都快六点三刻了。闹钟难道没有响过吗？从床上可以看到闹钟明明是拨到四点钟的；它一定已经闹过了。是闹过了，可是这可能吗，睡得那么安稳竟没听见这使家具受到震动的响声？嗯，安稳，他睡得可并不安稳，但是也许睡得更沉。可是现在他该怎么办？下一班车七点钟开，要搭这一班车他就得拼命赶，可是货样还没包装好，他自己则觉得精神甚是不佳。而且即使他赶上这班车，他也是免不了要受到老板的一顿训斥，因为公司听差曾等候他上那班五点钟开的火车并早已就他的误车作过汇报了。他是老板的一条走狗，没有骨气和理智。那么请病假如何呢？这可是令人极其难堪、极其可疑的，因为他工作五年了还从来没有病过。老板一定会带着医疗保险组织的医生来，会责备父母养了这么一个懒儿子并凭借着那位医生断然驳回一切抗辩，在这位医生看来他压根儿就是个完全健康、却好吃懒做的人。再说，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医生的话就那么完全没有道理吗？除了有一种在长时间的睡眠之后确实是不必要的困倦之外，格里高尔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甚至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饥饿感。

他飞快地考虑着这一切，还是未能下定决心离开这张床——闹钟恰好打响六点三刻——，这时有人小心翼翼敲他床头的房门。“格里高尔，”有人喊——是母亲在喊——，“现在六点三刻。你不想出门了？”好和蔼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声时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他从前的声音，但这个声音中却搀和着一种从下面发出来的、无法压制下去的痛苦的叽喳声，这叽喳声简直是只在最初一瞬间让那句话保持清晰可听，随后便彻底毁坏了那句话的余音，以至人们竟不知道，人们是否听真切了。格里高尔本想回答得详细些并把一切解释清楚，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只得简单地说：“是，是，谢谢母亲，我这就起床。”隔着木头门外面大概觉察不出格里高尔声音中的变化，因为一听到这句话母亲便放下心来，踢踢嗒嗒地走了。但是这场简短的谈话却使其余的家里人都注意到格里高尔令人失望地现在还在家里，而这时父亲则已经敲响了侧边的一扇门，敲得很轻，不过用的却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你怎么啦？”过了一小会儿他又用更低沉的声音催促道：“格里高尔！格里高尔！”而在另一扇侧门旁边妹妹却轻声责怪道：“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你需要什么东西吗？”格里高尔向两边回答说：“我马上就好了。”并努力以小心翼翼的发音以及在各个词儿之间加上长长的休止来使他的声音失去一切异乎寻常的色彩。父亲也走回去吃他的早饭去了，妹妹却悄声说：“格里高尔，开开门，我求你了。”可是他却根本不想去开门，而是暗自庆幸自己由于经常旅行而养成的这种小心谨慎的习惯，即便在家里他晚上也是要锁上门睡觉的。

首先他想静悄悄地、不受打扰地起床，穿衣并且最要紧的是吃早饭，然后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因为他分明觉察到，躺在床上他是不会考虑出什么名堂来的。他记得在床上曾经常感受过某种也许是由于睡姿不好而造成的轻微的疼痛，及至起床时才知道这种疼痛纯属子虚乌有，现在他急于想知道，他今天的幻觉将会怎样渐渐消逝。声音的变化无非是一种重感冒、一种推销员职业病的前兆而已，对此他没有丝毫的怀疑。

要掀掉被子很容易；他只需把身上稍稍一抬，它自己就掉下来了。可是下一步就难了，特别是因为他的身子宽得出奇。他本来用胳臂和手就可以坐起来；可是他现在没有胳臂和手，却只有这众多的小腿，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且他竟无法控制住它们。他想屈起其中的一条腿，这条腿总是先伸得笔直；他终于如愿以偿把这条腿屈起来了，这时所有其余的小腿便像散了架，痛苦不堪地乱颤乱动。“可别无所事事地待在床上。”格里高尔暗自思忖。

他想先让下身离床，可是他尚未见过、也想象不出是什么模样的这个下身却实在太笨重；挪动起来十分迟缓；当他最后几乎发了狂，用尽全力、不顾一切向前冲去时，他却选择错了方向，重重地撞在床腿的下端，一阵彻骨的痛楚使他明白，眼下他身上最敏感的部位也许恰好正是他的下身。

所以他便试图先让上身离床，小心翼翼地把头转向床沿。这也轻易地做到了，尽管他身宽体重，他的躯体却终于慢慢地跟着头部转动起来。可是等到他终于将头部悬在床沿外边时，他又害怕起来，不敢再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向前移动，因为如果他终于让自己这样掉下去，他的脑袋不摔破那才叫怪呢。正是现在他千万不可以失去知觉；他还是待在床上吧。

但是，当他付出同样的辛劳后又气喘吁吁像先前那样这般躺着，并且又看到自己的细腿也许更厉害地在相互挣扎，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平息这种乱颤乱动时，他又心想，他不能老是在床上待着，即便希望微乎其微，也要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脱离这张床，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可是他同时也没有忘记提醒自己，三思而后行比一味蛮干强得多。这当儿，他竭力凝神把目光投向那扇窗户，但是遗憾的是，甚至连这条狭街的对面也都裹在浓雾中，这一片晨雾实在难以让人产生信心和乐观的情绪。“已经七点了，”方才闹钟响时他暗自思忖，“已经七点了，可是雾一直还这么重。”他带着轻微的呼吸静静地躺了片刻，仿佛他也许期盼着这充分的寂静会使那种真实的、理所当然的境况回归似的。

但是随后他便心想：“七点一刻以前我无论如何也要完全离开这张床。到那时候公司里也会有人来询问我的情况的，因为公司七点前开门。”于是他开始设法完全有节奏地将自己的整个身子从床上摆荡出去。倘若他以这样的方式让自己从床上掉下去，着地时他将尽量昂起脑袋，估计脑袋还不至于会受伤。后背似乎坚硬；跌在地毯上后背大概不会出什么事。他最担心的还是那必然会引起的巨大响声，这响声一定会在一扇扇门后即使不引起恐惧也会引起焦虑。可是这件事做起来得有点胆量。

当格里高尔已经将半个身子探到床外的时候——这种新方法与其说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还不如说是一种游戏，他永远只需要一阵一阵地摆荡——，他忽然想起，如果有人来帮他一把，这一切将是何等的简单方便。两个身强力壮的人——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和那个使女——就足够了；他们只需要把胳臂伸到他那拱起的背下，这么一托把他从床上托起来，托着这个重物弯下腰去，然后只需小心翼翼耐心等待着他在地板上翻过身来，但愿细腿们一触到地便能发挥其作用。那么，姑且不管所有的门都是锁着的，他是否真的应该叫人来帮忙呢？尽管处境非常困难，想到这一层，他禁不住透出一丝微笑。

他已经到了使出更大的力气摆荡便几乎要保持不了平衡的地步，很快他就要不得不最终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了，因为再过五分钟便是七点一刻——正在这时候，寓所大门的门铃响了起来。“是公司里派什么人来了。”他暗自思忖，几乎惊呆了，而他的细腿们却一个劲儿舞动得更猛烈了。四周保持着片刻的寂静。“他们不开门。”格里高尔心里在想，怀抱着某种无谓的希望。但是随后使女自然就一如既往踏着坚定的步子到门口开门去了。格里高尔只需听见来访者的第一声招呼便立刻知道这是谁——是秘书主任亲自出马了。为什么只有格里高尔生就这个命，要给这样一家公司当差，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差池，马上就会招来最大的怀疑？难道所有员工统统都是无赖，难道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忠诚、顺从的人，这个人即便只是在早晨占用公司两三个小时就于心不安得滑稽可笑，简直都下不了床了？若是派个学徒来问问真的不顶事——假若压根儿有必要这么刨根问底问个不休的话——，秘书主任就非得亲自出马，就非得由此而向无辜的全家人表示，这件可疑的事情只能委托秘书主任这样的行家来调查吗？与其说是由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断，还不如说是由于格里高尔想到这些事内心十分激动，他用尽全力一跃下了床。响起了一声响亮的撞击声，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闹声。地毯把跌落的声音减弱了几分，后背也比他想象的更富有弹性，这声并不十分惊动人的闷响便是这么产生出来的。只有那脑袋他没有足够小心地将其翘起，撞在地板上了；他扭动脑袋，痛苦而忿懑地将它在地毯上蹭了蹭。

“那儿里面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秘书主任在左边邻室里说。格里高尔试着设想，类似今天他身上发生的事会不会有朝一日也让秘书主任碰上；其实人们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可是像是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粗暴的回答似的，现在秘书主任在隔壁房间里坚定地走了几步，让他那双漆皮靴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妹妹从右边的邻室里用耳语向格里高尔通报消息：“格里高尔，秘书主任来了。”“我知道了。”格里高尔嘟哝道；但是他没敢将嗓门提高到足以让妹妹听见的程度。

“格里高尔，”这时父亲从左边邻室里说道，“秘书主任先生来了，他要知道为什么你没乘早班火车走。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对他说什么。再者，他也想亲自和你谈谈。所以请你开开门吧。他度量大，对房间里凌乱不会见怪的。”“早上好，萨姆沙先生！”秘书主任和蔼地招呼道。“他身体不舒服。”母亲对秘书主任说，而父亲则还在门旁说：“他身体不舒服，您相信我吧，秘书主任先生。要不然格里高尔怎么会误了一班火车！这孩子脑袋瓜子里一心只想着公事。他晚上从来不出门，连我瞧着都快要生气了；现在他已经在城里待了八天了，可是每天晚上他都守在家里。他和我们一起坐在桌旁，默默读报或研究火车时刻表。如果他用钢丝锯干点活儿，这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种消遣了。譬如他就用两三个晚上雕刻了一只小镜框；您会感到惊讶的，它雕刻得多漂亮；它就挂在这房间里；等格里高尔一开门，您马上就会看到它。您的光临真叫我高兴，秘书主任先生；光靠我们简直没法让他开门；他固执极了；他一定是身体不舒服了，尽管他早晨矢口否认。”“我马上就来。”格里高尔慢条斯理地说，可是却寸步也没移动，生怕漏听了交谈中的一句话。“太太，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秘书主任说，“但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可是话也得说回来，我们买卖人——你可以说是晦气也可以说是福气——出于生意经往往只好不把这种小毛小病当做一回事。”“秘书主任先生现在可以进去看你了吗？”不耐烦的父亲又敲门问道。“不行。”格里高尔说。左边邻室里顿时出现一片令人难堪的寂静，右边邻室里妹妹开始啜泣起来。

妹妹为什么不到其他人那儿去呢？她大概现在才起床，根本还没开始穿衣吧。那么她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不起床并且不让秘书主任进来，因为他有丢掉这份差使的危险，因为随后老板就又要向父母亲逼债吗？眼下这不都是瞎操心嘛。格里高尔还在这里，丝毫也不想离开他的家人嘛。眼下他好好地躺在这儿地毯上，哪个知道他目前状况的人都不会当真要求他让秘书主任进来的。可是格里高尔总不会由于这个小小的失礼行为马上就被开除的吧，以后很容易就可以找个借口把它掩饰过去的嘛。格里高尔觉得现在他们与其抹鼻子流眼泪苦苦哀求，还不如别来打扰他的好。但是正是这种捉摸不定的情况令其他人感到苦恼，证明着他们的态度无可厚非。

“萨姆沙先生，”秘书主任提高嗓门说，“您这是怎么回事？您把您自己关在房间里，光是回答‘是’和‘不是’，不必要地引起您父母极大的忧虑，还以一种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方式疏忽了——我只是捎带提一句——您的公务职守。我现在以您父母和您经理的名义和您说话，并正式要求您立刻做出明确的解释。我感到惊讶，我感到惊讶。我原以为您是个文文静静、明达事理的人，可是现在您似乎突然要耍怪脾气了。虽然今天早晨经理向我暗示了您不露面的原因——他提到了最近委托您收取的那笔现款——，但是我确实几乎以我的名誉向他担保这根本不可能。可是如今我在这里看到您执拗得简直不可思议，我完全失去了任何兴致，丝毫也不想替您去说项了。您在公司里的地位决不是最牢固的。这些话我本来想私下里对您说的，但是既然您在这里白白糟蹋我的时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令尊和令堂就不可以也一起听听呢。近来您的成绩很不能令人满意；现在虽然不是做生意的旺季，这一点我们承认；但是不做生意的季节是根本不存在的，萨姆沙先生，是不允许存在的。”

“可是秘书主任先生，”格里高尔气愤地说，一激动便忘记了一切，“我马上，我这就来开门。我有点不舒服，头晕，起不了床了。我现在还躺在床上呢。但是现在我已经又有了精神了。我正在下床。请稍等片刻！情况还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可是我已经恢复健康了。一个人怎么会突然患上这种病！昨天晚上我还好好儿的，我父母亲是知道的嘛，或许不如说，昨天晚上我就已经有所预感。想必人们已经看出我有点不对头了。我为什么没向公司告病假！我总以为，这病用不着请假待在家里我也能挺过去的。秘书主任先生！请您体谅我的父母！您现在对我所作的种种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人们一句话也没对我说过。也许您还没看到我已经寄出的最近一批订单吧。再者，我就乘八点钟的火车上路，这几个小时的休息使我精力充沛起来了。您别耽误时间了吧，秘书主任先生；我本人马上就上班，劳您大驾，把这一点告诉经理并代我向经理问好！”

就在格里高尔急促发出这一席话、几乎不知道自己讲了些什么的当儿，分明是由于有了床上的那些锻炼，他已经轻易地渐渐接近那只柜子，现在正试图靠着它使自己直立起来。他果真想开门，果真想露面并和秘书主任谈话；他很想知道，那些现在如此渴望见到他的人一旦看见他时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给吓住了，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什么责任，就可以心安理得。但是如果他们对这一切泰然处之，那么他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大惊小怪，只要抓紧时间就真的可以在八点钟赶到火车站。起先他从光滑的柜上滑落下来几次，但是他最后猛一使劲终于站直了起来： 对于下身的疼痛他一点儿也不在意了，虽然它火辣辣地作痛。他向着近处一把椅子的靠背倒下，他用自己的细腿紧紧抓住靠背的边缘。这一下他却也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并且沉默不语了，因为现在他可以倾听秘书主任讲话了。

(张荣昌　译)

【赏析】

异化的实质就是人同自身的疏离。人不认识自身了，不认识自身周围一度熟悉的环境了，由此造成的心理效果，就是一种恐惧、不安，就是海德格尔讲的烦和畏。可是烦和畏包含在此在的现象学结构之中，是此在的在的方式，如此说来，人无时无刻不处在异化当中。异化未必全是坏事，黑格尔式的精神攀升就是自我异化，克服个别性达到普遍的意思。但反过来说又有脱离自然的危险，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感受不到黑格尔在抽象体系中发现的绝对精神的引领，却只是承受那种无归宿感带来的恐惧与茫然，因为从前的价值观念，从前借以把握世界和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认识方式应付不了眼前的现实——世界于是变得陌生而不可理喻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异化本身也无法清楚地显示出来，因为作为参照系的环境无时不随异化主体而变化。于是卡夫卡布置了一个骤然的场景转换，使《变形记》成为差异的游戏。一夜间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成了家中的寄食者，这一摆脱了人形的明显差异，却使他原来的工作环境与责任，他在家中扮演的赡养者角色第一次凸现出来。由格里高尔的变形导致了许多小的变形，大的差异引发了许多小的差异。家人无法完全卸去对他的责任，但变形者不再属于他们的世界，却是无疑的事实，他们不得不同时以变形来应付格里高尔的不幸带来的问题： 重新走入职业生活的父亲由不中用的老朽恢复了家长的权威，为了使现在的家庭不受骚扰，对变形的儿子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母亲由操劳过度的老人一度变成格里高尔的保护者，最后回复到弱者和被保护者的状态；变化最大的则是妹妹，在她身上格里高尔曾寄托了最大的希望，可她由格里高尔起初的同盟变成了最坚决的对手，第一个明确要求将过去的哥哥同眼前的虫子区分开来，直到他死后，看到他干瘪的身体，她才恢复了使用“他”的人称。

我们这里所选的是小说开始的一部分。文本开始于一句漫不经心的陈述，叙事者以简单的陈述给出一个简单的事实，生怕激起读者的丝毫不安，更不愿将日常生活秩序搅乱，可正是这种漫不经心造成了恐怖效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恐怖(unheimlich)的本意就是熟悉的东西变得不熟悉了：“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同样地，面对突然的变故，主人公也没有惊惶失措，倒是镇静地对眼前的情况进行了一番理性的审视： 这不是梦，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实，似乎并没有超出常识理解范围，他的房间仍“静卧在四堵熟悉的墙壁之间”——他并没有脱离熟悉的世界。这件倒霉事大概得归咎于自己的职业，作为旅行推销员的他得日复一日地奔波，忍受不定时的劣质伙食，没有真正的朋友，而这一切的原因是父亲当年的破产欠债，使他早早担起养家的重担。他巴望这种日子早日结束，所以从心理学上说，“变形”也有逃避的意味。

同时他仔细检验自己新获得的生理特性。面前乱舞的细腿，身上的斑块和隆起的后背，都证明了他作为甲虫的特性，但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不安。他没有什么生理上的不适，“除了有一种在长时间的睡眠之后确实是不必要的困倦之外，格里高尔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他一门心思只是放在这件事情给职业带来的影响上，变形虽说是一种讨厌的感觉，但实质性后果却只能由工作情况来确定，只要能及时赶上火车，不耽误生意，那就证明一切照常，今天的变故不过像偶尔的感冒一样无伤大雅。就是说，健康与生理结构失去了同自我的必然联系，而仅和职业相关，经济需要决定了自我的判断，这就是工业社会导致的异化现象。

可他还不太适应新的身体机能，他无论如何也起不了床。起床这件事是他变形后和世界发生的第一次冲突，是重新进入世界的先决条件，这第一回合就给他难堪，因为他的身子宽得出奇而又极其笨重，他现在没有胳臂和手，只有众多难以控制的小腿，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几番尝试都未得手，他累得精疲力竭，不过潜意识里希望尚存，他指望着家里的帮助来克服眼前的困难：“如果有人来帮他一把，这一切将是何等的简单方便。两个身强力壮的人——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和那个使女——就足够了；他们只需要把胳臂伸到他那拱起的背下，这么一托把他从床上托起来，托着这个重物弯下腰去，然后只需小心翼翼耐心等待着他在地板上翻过身来，但愿细腿们一触到地便能发挥其作用。”在格里高尔的心中，这个希望的落实似乎无可置疑，而眼下并没有到非需要援救的地步，那就让它留在原地，充作默然的鼓励吧，想到这一层，他感到由衷的欣慰，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可他的信心在动摇，窗外的景色代表了心境的变化，也象征着未来前景，但是“甚至连这条狭街的对面也都裹在浓雾中，这一片晨雾实在难以让人产生信心和乐观的情绪”。变形后所面临的世界茫然一片，脱离了格里高尔的把握，他对家人寄予的希望最终也将自行破灭。

秘书主任的来访揭开了家人和变形后的主人公打交道的序幕。因为格里高尔错过了火车，秘书主任前来兴师问罪，这下打乱了格里高尔在动物身份和职业之间达成妥协的计划。听到上司驾到，情急中他不顾一切地滚下了床，在地上摔得半死。他要尽快冲出门去，要给秘书主任一个圆满的解释，这一点大约不难做到。他边急着出门还边想：“那些现在如此渴望见到他的人一旦看见他时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给吓住了，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什么责任，就可以心安理得。但是如果他们对这一切泰然处之，那么他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大惊小怪，只要抓紧时间就真的可以在八点钟赶到火车站。”这种计算可以说既狡猾又幼稚，其中的逻辑无非是： 要么他真变形了，也就是病了，那睡过了时间赶不上火车，责任就不在他，要么他就是在别人眼里一切正常，那他至少不是动物，也不用为自己变形的怪事操心了。这正体现了希腊悲剧的实质： 主人公在悲剧性的盲目状态中行动，无法看清自己真实的处境。变形者的所有行动和对自身状态的一切认识都依赖于外界，他不是独立判断，而是在不切实际地设想，同时牢牢相信他人判断的优越性。如果说希腊悲剧是古典悲剧，《哈姆雷特》是现代悲剧的开始，这就是现代悲剧的极端化。

总之，对工作与职业的思考压倒了对目前变形的焦虑，这正说明了他在社会生活中经历的异化程度有多么深。人变成甲虫只是场景的转换，真正构成卡夫卡式“怪诞”的，是变形后的主体沿用他从前的认知方式，以至于无法应付新的处境，而这也是卡夫卡揭示的现代人的认识论处境。格里高尔的变形并不彻底，他现在是人的思维加上虫的身躯，这一微妙差异却使无论虫的生理特征(所指)和人的思维(能指)都清楚地呈现出来，而矛盾造成的困惑使读者无论对意义还是符号本身都要投入双倍注意力。纳博科夫曾在他的课堂上，对学生们得意地宣布了他的“重要发现”： 这样一种甲虫应该属于有翅目，可是格里高尔就从来没有发现他背上的硬壳下有翅膀。言下之意，变形者的问题通过简单地“飞走”就能得到解决。留给我们的唯一困惑是，如果他“飞走”了，那还有这一篇小说吗？他遁入另一个(非人的)语言领域去了——这还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

文本的反讽意味在于，格里高尔恰恰通过变成动物，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人的身份(这是他以往在工作世界中完全遗忘了的)，在人性和动物性的不协调中，在人性和动物性的冲突和磨合以及磨合的失败中，看清了何为人性——差异产生了意义。作为这种超越的代价，他被彻底排除出人的世界。这正是作为艺术家的卡夫卡的厄运。

(范　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