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毕利·皮尔格里姆是美军的随军牧师助理。1944年，盟军已在西欧战区登陆，向德国本土推进。但在同年爆发的卢森堡战役中，毕利被德军俘虏，押送到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被关押在“五号屠场”，那原是一座用于圈养即将屠宰的猪群的棚子。毕利幸运地被指派管理伙食，他也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第二年在盟军大举进攻德国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中，美军俘虏幸免于难。战争结束后，毕利和他的朋友坐着马车经过城区。尽管春意盎然，百鸟鸣啭，所见现状却惨不忍睹。毕利的思绪在真实世界和科幻世界之间、地球和外星之间穿梭交织，时间也在过去、现在、未来间穿越，场景更是任意变换。后来他被俄国占领军送回美国，但德累斯顿大轰炸始终盘踞在他的脑海，更有对战争的荒谬、残酷及当代人的现实困境的反思。

【作品选录】

现在讲一讲毕利·皮尔格里姆丧妻的经过。

验光配镜师乘坐的那架专机在休格布什山头失事之后，毕利被救护到佛蒙特的医院。他处于昏迷状态。瓦伦西亚闻讯后，驾驶着家里的高级轿车从埃廉市赶往医院。人们直言不讳地告诉她说，毕利可能活不了，如果不死也会呆。她听后变得如痴如狂。

瓦伦西亚很喜欢毕利，禁不住嚎啕大哭，哭得错过了高速公路上该转弯的地方，因而出了岔子。她揿制动器时，后面的一辆汽车向她的轿车冲了过来。谢天谢地，谁也没受伤，因为两人都束了保险带。真是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啦。那辆汽车只撞掉了一只前灯，而她的轿车后面撞得一塌糊涂，车尾行李箱和挡板都垮了。裂开来的车尾行李箱看上去像乡村白痴张大的一张嘴巴，他胡言乱语地在解释着什么傻事儿。挡板则耸起了肩膀，保险杠还高高举起了手。贴在保险杠上的一张标语上写着：“选里根当总统！”车后的玻璃裂开了一条条纹路，排气管摔到了路上。

开那辆汽车的人走出来看看瓦伦西亚是否受伤。她歇斯底里大发作，胡言乱语，说到毕利，说到飞机失事，然后发动汽车，穿过分道线，丢下排气管开走了。

当她到达医院时，人们冲到窗户看看外面为何有这么厉害的噪声。她的高级轿车由于失落了消声器，发出的声响像一架重型轰炸机嗡嗡地飞来。瓦伦西亚关了发动机，瘫伏在方向盘上，喇叭嘟嘟嘟地直响。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急冲冲走出来看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可怜的瓦伦西亚失去了知觉，吸了过量的一氧化碳。她正向碧蓝的天堂走去。

一个钟头以后，她离开了人间。就这么回事。

毕利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已经去世。他在做梦，进行着时间旅行。医院里很挤，毕利不能单独住一间病房。他同哈佛大学的历史教授伯特伦·科普兰·朗福德合住。朗福德不必抬眼看毕利，因为毕利躺在装有橡皮轮的病床上，罩在白亚麻帐子里，但他可以听到毕利不时自言自语。

朗福德在滑雪时摔断左腿，现被牵引在病床上。论年龄，他已到古稀之年，但论体力和精力，他却像三十来岁的人。他摔断腿时刚和他的第五个妻子度蜜月呢。他的妻子名叫莉莉，二十三岁。

正当宣布可怜的瓦伦西亚的死讯时，莉莉夹了一捆书走进毕利和朗福德的房间，这些书是朗福德派她到波士顿取来的。他正在写一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空军史。带来的书是关于轰炸和空战的情况，那时莉莉甚至还没出世哩。

“你们继续走吧，别管我。”毕利·皮尔格里姆说着胡话，这时漂亮的小莉莉走进来了。在朗福德见到她并决心娶她时，她还是一个跳阿哥哥舞的舞女。她在高中时辍学，她的智商是一百零三。“他吓死我啦。”她指着毕利·皮尔格里姆对她的丈夫低低地说。

“他搞得我厌烦透顶啦！”朗福德瓮声瓮气地说，“他在梦中全是说什么放弃战斗呀，投降呀，道歉呀，要求让他一个人留下呀。”朗福德是空军后备队的退休准将，空军史官，正教授，二十六本书的作者，一直是水手竞赛中的佼佼者，落娘胎就是拥有数百万家财的大富豪。他的最流行的一本书是关于六十五岁以上的男人的性和剧烈的体育运动。

朗福德吩咐莉莉做的事情之一是在波士顿取一份哈里·S。杜鲁门的声明。在这份声明里，杜鲁门向世界宣布一颗原子弹已投掷广岛。她复印了一份，朗福德问她有没有看。

“没有。”她的阅读能力不强，这是她在高中退学的原因之一。

朗福德命她坐下来读杜鲁门的声明。他不知道她不能读很多书。除她能在大庭广众作为活证据，证明他是超人外，他对她的了解微乎其微。

于是莉莉坐下来，假装读杜鲁门的声明：

十六个小时之前，美国飞机向日本重要军事基地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那颗炸弹爆炸力超过两万吨梯恩梯，它比英国的“大满贯”炸弹的爆炸力大两千多倍，它是战争史上所使用的最大的炸弹。

日本以空袭珍珠港挑起战争。他们已经付出了多倍的代价。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由于有了这种炸弹，为我们武装部队日益增长的力量增添了新的、革命性的毁灭性威力。像现在这种形式的炸弹目前正在制造，比这更有威力的炸弹正在发展之中。

它叫做原子弹。它利用了宇宙里基本的能量。太阳吸收的能量被它释放出来，以反对那些把战争带到远东地区的人。

一九三九年以前，科学家们公认释放原子能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谁也不知道释放原子能的实际方法。不过到了一九四二年，我们了解到德国人狂热地想研制出一种释放原子能的方法，把原子能用到所有的战争武器上，妄想以此奴役世界。但是他们失败了。我们也许要感谢上帝，德国人后来才得到V1飞弹和V2飞弹，而且数量有限，更要感谢上帝的是，他们根本没有研制出原子弹。

不仅是空战、陆战和海战，而且是实验室之战，给我们大家带来致命的危险。如同我们赢得了海、陆、空之战，我们现在也赢得了实验室之战。

我们现在准备更迅速、更彻底地消灭日本人在任何城市里、地面上的每一个生产性企业。我们将摧毁他们的船坞、工厂和交通。让我们准确无误地打击，我们将彻底摧毁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

在莉莉带给朗福德的书中，有一本是英国人戴维·欧文写的《德累斯顿之毁灭》。这本书有一个美国版本，于一九六四年由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社出版。朗福德想引用这本书的两篇前言的部分。这两篇前言是他的两位朋友写的。一位是退休的美国空军中将艾拉·C。伊克和一位英国空军上将罗伯特·桑德比爵士。

他的朋友伊克将军在他的前言中写道：

英国人或美国人为敌方的人民被杀而哭泣，可是对我们的英勇战士在与凶恶的敌人进行战斗而牺牲不流一滴眼泪，我对此大惑不解。当欧文先生描绘平民在德累斯顿被杀害的可怕情景时，我认为他最好要记住： 正好就在那个时刻，德国的V1飞弹和V2飞弹按照预定计划和预定发射目标，投掷到英国，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了无数的平民百姓。最好也要记住布痕瓦尔德和考文垂。

伊克的前言是这样结束的：

我对英、美两国的轰炸机在袭击德累斯顿时炸死了十三万五千人深感遗憾，但是我没有忘怀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更使我感到悲痛的是同盟国方面为了完全打败和彻底摧毁纳粹而不得不丧失五百万人的生命。

就这么回事。

空军上将桑德比在他的前言中尤其提到：

谁也不能否认，轰炸德累斯顿是一场大悲剧。读完这本书后，谁也不会相信这次轰炸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这是战时偶尔发生的可怕事件之一，由于某些机会不幸地凑拢来而引起了这次事件的发生。那些赞成轰炸德累斯顿的人既不恶毒也不残酷，不过他们很可能距离残酷的现实太远了，以致不能充分了解一九四五年春天空袭的可怕破坏力。

主张裁减原子武器的人似乎相信，如果他们的目的能达到，战争就可以马马虎虎过得去。这些人读读这本书，并想一想德累斯顿的命运，是有好处的，德累斯顿由于遭到常规武器的一次空袭而失去十三万五千人。一九四五年三月九号晚，美国重型轰炸机用燃烧弹和烈性炸弹对东京空袭，使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三人丧生。扔在广岛上的原子弹炸死了七万一千三百七十九人。

就这么回事。

“如果你在怀俄明州科迪的话，”毕利·皮尔格里姆在白亚麻布帐子里说，“那就要问问怀尔德·鲍勃了。”

莉莉·朗福德听了不寒而栗，继续假装看哈里·杜鲁门的声明。

毕利的女儿在那天晚一些时候来了。她昏昏沉沉，眼神呆滞，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在德累斯顿被枪决前一刻的眼神也是这样的。医生给她服了丸药，以便她能继续走动。尽管她的父亲摔伤了，母亲死了，她仍这样呆若木鸡。

就这么回事。

她由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陪同。她的弟弟罗伯特从越南战场正乘飞机回家。“爹——”她勉强地叫她的父亲，“爹——？”

但毕利这时已年轻了十岁，回到一九五八年。他正为一个蒙古少年白痴检查眼睛。给他配合光的眼镜。白痴的母亲在那儿给他充当翻译。

“你看见了多少点子。”毕利·皮尔格里姆问他。

毕利向后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了十六岁，在一个医生的候诊室里治疗他的一个受感染的拇指。在候诊室里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他因为煤气中毒而痛苦万分，不停地放屁，不断地打嗝。

“对不起，”他对毕利说。然后他又是放屁又是打嗝。“啊，天哪——”他说，“我知道人老了是不妙的。”他摇着头，“但不知道是这样的不妙。”

毕利·皮尔格里姆在佛蒙特的医院里睁开双眼，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守护他的是他的儿子罗伯特，他身穿著名的特种部队军装，头发很短，一脸小麦茬似的短胡须，全身整齐清洁，并且佩戴着紫心勋章、银星奖章和铜星奖章。

罗伯特在中学因成绩不及格而退学，十六岁时就成了酒鬼，同一帮小阿飞鬼混。他们有一次因搞倒了天主教墓地里几百块墓碑而被捕。他现在改好了，升了军官，举止洒脱，成了翩翩少年。他的皮鞋擦得雪亮雪亮，裤子烫得笔挺笔挺。

“爹——？”

毕利·皮尔格里姆又闭上了眼睛。

毕利病得很厉害，无法参加妻子的葬礼。不过在埃廉市安葬瓦伦西亚时，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毕利苏醒以后讲话不多，对瓦伦西亚的死亡和罗伯特的回家以及其他等等的事情反应不强烈，所以大家认为他已经傻了。据说后来给他动了手术，可以改善血进入脑部的血液循环。

毕利表面显得无精打采，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倦怠的外表遮掩了十分活跃的思想，这使他能写一封封信，进行一次次演说就飞碟、轻生和时间的实质等问题发表他的独特见解。

朗福德教授把毕利的听觉说得很可怕，深信他根本没有脑子了。“为什么他们不让他死掉算了？”他问莉莉。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

“他不再是人了，医生是医治人的。应该把他送到兽医和树医那儿去。他们会知道如何办。看看他吧！根据医学常识，他还活着。难道生命是如此美好吗？”

“我不知道。”莉莉回答说。

朗福德有一次同莉莉谈论德累斯顿的轰炸，毕利全听到了。对轰炸德累斯顿，朗福德还有一个问题没搞清。他希望自己写的一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空军史》是二十七卷本《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军史》的便于阅读的缩写本。不过问题是，虽然那部洋洋巨著获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书里几乎没有提及德累斯顿的轰炸问题。对轰炸德累斯顿的胜利程度在战后保守了多年的秘密，这是对美国人保密。当然对德国人或俄国人来说不算秘密。战后俄国人占领了德累斯顿，他们现在仍在那儿。

“美国人最后还是听到了轰炸德累斯顿的情况，”朗福德在轰炸德累斯顿的二十三年后说道，“许多美国人现在了解到它比原子弹炸广岛还要厉害。所以我把有关它的一些情况写进我的书里。从官方的空军观点来看，它是崭新的材料呢。”

“为什么他们保密这么长时间？”莉莉问道。

“可能担心许多内心受创伤的人，”朗福德说，“认为这样做很不光彩。”

毕利·皮尔格里姆这时变得聪明起来，说道：“轰炸时，我在那儿哩。”

朗福德很难认真对待毕利，因为他长时间认为毕利很讨厌，不是人了，最好死掉。这次毕利的谈吐却很清楚，而且简明扼要。朗福德的耳朵想把他的话当作不值一学的外国话。“他说什么呀？”朗福德问。

莉莉不得不充当翻译：“他说他那时在那儿哩。”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说，“你那时在哪儿呀？”她问毕利。

“德累斯顿。”毕利回答说。

“德累斯顿。”莉莉告诉朗福德。

“他仅是重复我们说的话。”朗福德说。

“唔。”莉莉说。

“他现在患了模仿言语症啦。”

“唔。”

言语模仿是一种脑病，使病人能立刻准确地重复他旁边的人所说的话。但毕利确实没有患此症。朗福德只图自己的一时痛快，便坚持认为毕利得了言语模仿症。朗福德正以军人的风度考虑这个问题： 基于实际原因，这个打扰其他人的人，这个非常想死的人，正患了一种使人讨厌的毛病。

朗福德坚持认为毕利是患了言语模仿症，坚持了好几个钟头。他这时还对护士和医生说毕利得了这种病。医生和护士对毕利进行了一些试验，试图使毕利重复别人的话，但毕利一声也不吭。

“他现在不重复人家的话，”朗福德生气地说，“你们一走开，他又要重复人家的话了。”

对朗福德的诊断谁也不重视。大伙儿认为朗福德是个可恶的老头，自高自大，残酷成性。他常常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对他们说，弱者该死，而医生和护士当然忠于这种看法： 应当尽可能地救死扶伤，谁也不该死。

毕利在医院里的这段遭遇，对战时没有权力的人们来说是很普通的，即向一个故意装聋作哑的敌人证明： 他对听和看还是有兴致的。他保持沉默，直到夜里灯灭了，周围已是万籁俱寂的时候，他才对朗福德说：“轰炸德累斯顿时我在那儿。我是战俘。”

朗福德不耐烦地叹气。

“我用名誉担保，”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们一定要现在谈它吗？”朗福德说。他听见了，但不相信。

“我们根本不必谈它嘛，”毕利说，“我只是让你晓得： 我那时在那儿。”

那天夜里，对德累斯顿的问题他们不再谈下去了。毕利闭上眼睛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五月的一天下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结束后的第三天，毕利和其他五个美国俘虏发现被扔在德累斯顿郊区的一辆棺材似的绿色四轮运货马车，于是坐在里面，由两匹马拉着，笃笃笃地走在废墟中开出来的一条小路上，这些废墟好似月球上的土堆。他们正返回屠宰场去找战利品，这使毕利想起他在童年时每天大清早听到埃廉市送牛奶的马蹄声。

毕利坐在这轻轻摇晃的棺材后面，头向后仰，鼻孔朝天。他很开心，感到浑身暖洋洋的。车里有食物，有酒，还有一只照相机，一本集邮簿，一只猫头鹰标本，以及摆在壁炉架上的气压表。美国战俘被关在郊区，他们到那一带的空房子去过，把这些和其他一些东西都顺手拿来了。

那些房子的主人们听说俄国人要来，要烧杀、抢劫和强奸，已逃之夭夭。

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天，但俄国人还没有到。废墟上一片死寂。毕利在去屠宰场的途中只见到一个人，是一个推着婴儿车的老头。车里放着茶壶、杯子、一把伞骨子以及他找到的其他东西。

车子到达屠宰场以后，毕利呆在车里晒太阳，其他的人都下车找战利品去了。日后，541号大众星生物将劝毕利专注他生活里的快乐时刻，而不必去注意那些不快活的时候： 当永恒还没逝去，要一直望着美好的事物。如果毕利能进行这样的选择，他准会把他那天在车后晒太阳打瞌睡的时刻，看作他最快活的时刻。

毕利打瞌睡时身上带着武器，这是他自从接受基本训练以来第一次携带武器。他的同伴坚持要他带武器，因为谁也闹不清在这月球表面的洞穴里会隐藏什么样的杀人凶手——野狗，被尸体喂肥的成群老鼠，逃出来的疯子，杀人犯或在被杀死之前不断杀人的王八们。

毕利的皮带上别着一支骑兵用的大手枪，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枪托上有一个环，枪膛里装了鸟蛋大的子弹。这支枪毕利是在一间房里的床头柜里发现的。战争结束时往往发生许多情况，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任何人想得到武器都可以得到。武器遍地都是。毕利还得到一把军刀，是德国空军仪仗队用的军刀。刀柄上印着一只厉声尖叫的鹰，鹰背上扛着一个卐字，鹰眼俯视下方。毕利发现这把刀插在电线杆上，当运货马车经过时，他把它拔下来了。

毕利的鼾声低了下来，他这时听见一男一女用怜悯的语调讲德语。这两个人似乎悲天怜人地在大发感慨，那种腔调在毕利睁开眼之前听起来，仿佛是耶稣的朋友在把耶稣受残害的尸体搬下十字架时所讲出来的。就这么回事。

毕利张开眼睛，看见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对着两匹马哼哼唧唧地低声安慰哩。他们注意到美国人所忽视的地方： 马嘴被马嚼子搞了很深的口子而在流血，马蹄也裂开了，每走一步都很痛苦，而且马渴得要死。美国人却不当作一回事，好像它们是六只汽缸的小汽车那样无感觉的交通工具。

这两位马的怜悯者朝车后挪动几步，以恩主般的谴责目光盯着看毕利·皮尔格里姆。他细长而虚弱，穿着那件天蓝色“大礼服”和银白色靴子，看起来十分可笑。他们不怕他，他们什么也不怕。他们是医生，是产科医生。在医院被烧毁以前，他们一直不停地接生。现在他们正在过去住房的废墟上野餐。

那女的婀娜多姿，因为长期只吃马铃薯而面色苍白。男的身穿普通服装，佩戴领带，马铃薯使他面容憔悴。他与毕利一样高，戴着有边眼镜。这对夫妻一天到晚忙于接生，虽然他们自己可以生育，却没有生过孩子。这是对整个后代繁殖问题的一个有趣的评论。

他俩彼此可以用九种语言交谈。他们先试着对毕利讲波兰话，他穿得颇像小丑，因为可怜的波兰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自觉的小丑。

毕利用英语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立刻用英语指责他把马糟蹋得这副模样，让毕利从车上下来看看马。毕利看到那交通工具的惨象时不觉泪如雨下，他在战争期间还没有为别的什么哭泣过哩。

他以后作为一个中年验光配镜师会有时偷偷流泪，但决不会像现在那样欷歔不止。

本书引用著名的圣诞颂歌里四句作为题辞，道理也就在于此。毕利以前常常看到许多值得痛苦的事儿，但他很少哭泣，在这个意义上看，他至少像圣诞颂歌里的耶稣：

　 牲口哞哞叫，

圣婴惊醒了。

但小主基督，

不哭也不闹。

毕利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了佛蒙特的医院。早餐用过，杯盘也收拾了。朗福德逐渐勉强地把毕利当作人看待，生硬地拷问毕利，对毕利真的到过德累斯顿感到满意。他问毕利德累斯顿那时是个什么样儿，毕利向他提到了两匹马和在那月球上野餐的一对夫妇。

这故事是这样结束的： 毕利和两个医生把马卸下来，但是马哪儿也不愿去，它们的脚伤得很厉害。接着俄国人骑着摩托车来了，逮捕了所有的人，却留下了马匹。

两天以后，他们把毕利交给了美国人，让他乘慢速货轮“芦克雷霞·A。莫特号”返回美国，芦克雷霞·A。莫特是鼓吹妇女参政的著名美国妇女。她已经去世。就这么回事。

(云彩、紫芹　译)

注释：

德国市镇。1934年至1945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杀爱国者和战俘。

【赏析】

如果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希特勒做过的最坏的事情是什么？视回答者身份不同，答案一定也是各种各样，从斯大林格勒到奥斯维辛，不一而足。美国小说家冯内古特给出的是一个典型的黑色幽默式的回答，就像他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是希特勒干的最坏的事，使得战争又成为一件体面的事。”

批判反对战争的小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非常之多。这是因为战争以空前的规模呈现出了其赤裸裸的暴力、残酷本质，但是对其荒诞性质的揭示是从黑色幽默小说开始的。《五号屠场》没有对于战争之非人性和残酷场面的直接描写，也不像海明威或茨威格那样注重描写战争给人心灵带来的巨大创痛，而是着重于对战争荒诞性的表现。

一部分原因在于《五号屠场》创作的意图很大程度上在于纠正二战之后美国文学中流行的、将这次大战过分地正义化、人道化的描写，比如欧文·肖的《幼狮》、赫尔曼·沃克的《战争与回忆》这些流行小说。冯内古特经历了德累斯顿一夜之间化为废墟、十几万无辜平民炸死的悲剧，同时他又看到了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此情况下，他认为自己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做那件办不到的事，那就是做个反战主义者”。他告诉采访者：“我觉得，在看到了这一切以后，我有义务，你知道，觉得这是我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仗了。”虽然他从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二战比起一战来更多些正义，但正因为它不像一战那样表现明显的残酷和非正义，不能直接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战情绪，因而有责任要加倍警醒世人。

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冯内古特的创作理念。冯内古特认为幽默和讽刺是不同的，讽刺是包含着愤怒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作品的质量，更好的方法是在笑中看到存在的荒诞，同时又通过笑暂时缓和存在的痛苦。存在主义在面对荒诞虚无的时候以“选择”来保持人的尊严，黑色幽默则以自嘲和戏谑中的睿智来体现尊严。但这种自嘲和戏谑必须是建立在对荒诞情形的洞察之上。黑色幽默指向自身存在的反讽在冯内古特看来最适合作为凸显荒诞、批判幻想的艺术手法，“绞刑架下的幽默”也成为对西方社会人们茫然不觉的潜在巨大危机最好的警钟。

冯内古特借他笔下的一个人物特劳特把二战称为“西方文明第二次未遂自杀”。无独有偶，茨威格在《绝命书》中也写过类似的话：“我自己的语言所熟悉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同样一开篇就提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 自杀。”那么，西方文明的所谓“自杀”又意味着什么？其实它所指的即是西方文明的巨大危机。

人的自杀是因为丧失了生存的价值信念。如果可以类比的话，文明的自杀也是因为丧失了价值信念。西方社会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崩溃之后，人们尝试过不同的理论来为现世的价值寻找基础： 理性、自然、经验、审美、荒诞等等，但这些都没有成功。西方文明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多的财富，却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社会群体性地缺乏信仰。在这样的年代，疯狂、非理性、残忍、苦难自然会更加频繁地、更加习以为常地出现。如果说在尚有法律维系社会准则的国家内部，道德沦丧还有一定的顾忌的话，那么在没有法律维系，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冲突的国家之间，失去伦理基础之后，道德沦丧就彻底失去了顾忌，只剩下血腥野蛮的大屠杀。只不过在《五号屠场》中，作者面对如此惨烈的人间悲剧，故意用轻松的调侃笔法，来揭露战争的有悖人性，以喜剧艺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毁给大家看。

整部小说不仅在思想理念上是后现代的，否决了所有有价值的追求，创作手法也十分超前，意识随意转换，进行时间旅行，严肃的话题和荒诞不经的幻觉随意穿插，有的评论家干脆称之为“精神分裂式手法”，阅读起来有一定困难。这里节选的是小说的第九章，相对而言思路还比较清晰。毕利已经回到美国和家人团聚了若干年，他不幸遭遇飞机事故，受伤住院，妻子在来探望他的途中发生车祸，废气中毒而死。但更多盘踞在他心头的，仍然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阴影。他的思绪会随时随地回到以前。在他心目中，这一类常规轰炸的杀伤力和不人道，丝毫不比广岛原子弹差，因此人们只顾谴责原子武器是远远不够的。但与此同时，作为鲜明的对比，美军将领、舆论界和研究战争史与空军史的所谓权威，却在连篇累牍地为德累斯顿大轰炸作辩护。同时构成尖锐讽刺的是，毕利的儿子竟然也参与了屠杀人的战争事业，在越南战场当特种兵部队的军官，并因杀人有功而屡获勋章。这最鲜明不过地暴露了，人们并未从二战的惨剧中吸取任何一点历史教训。

从节选部分里能够看到，作者喜欢用的一个短语即“就这么回事”。其中不知凝聚了多少痛苦、辛酸的血泪与万般无奈。其中出现的那匹受尽折磨和虐待的马，也是人类的象征。小说中，不乏有关战俘得到的悲惨待遇的描写，如毕利等人在被送到战俘营的路上就耽搁了十天之久，其间不知多少人死去，正如冯内古特另一本小说《囚鸟》中女主人公奥菲莉亚-露斯对集中营生活的形容，“这种地方上帝决不会降临”。这表明，人类自作孽的处境差不多已遭上帝遗弃。所以《五号屠场》直接宣布：“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历史上又一个冰期正在悄悄来临，不过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五号屠场》的叙事手法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间之线，但这并非单纯的刻意求新，而是为表现主题而服务的。毕利的时间旅行的能力，既使他始终能够以一种超然物外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以局外人的视角使世间的种种荒诞表露无遗，也带来许多小插曲，打乱了正常的叙事节奏和故事安排，在对比、并列、反衬之中，凸显正在进行中的事件及世界和人物的荒诞可笑。

因创作观念的关系，冯内古特的小说里很少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正如《五号屠场》所说，人无非是“被巨大的力量耍弄的无精打采的玩物”。主人公毕利是现代小说中常见的“反英雄”形象，这些“反英雄”很少对生活中的荒诞和不公作出反抗，尽管他们往往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在毕利身上，因为具有时间旅行的能力，早就洞察了命中注定的过去、现在、将来，一切无可更改，所以更加不做任何的主观努力。或许，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其视为决定论或宿命论，而是应当认为，作家是想以此说明，在一个疯狂、荒诞的世界里，人就像棋子，任人摆布，没有自主能力。当然，这也导致另一个问题。固然冯内古特的小说总是妙趣横生，也不乏深邃的见解和悲悯情怀，但总体来看，他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基于作家要表达的抽象理念，因而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同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他的小说的功能仅止于表述作家有限的思想。而真正伟大的里程碑式作品，本身就具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它们直逼生命存在的本质核心，使得这些作品超越了作家的构想，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进入永恒。以此标准来衡量，显然冯内古特的创作尚有距离。虽然小说中偶尔也有这样的一些片断，但是不多，且零散，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

(张弘、田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