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正受到由他亲手创造的文明的威胁。……

且慢！我们刚才说的这句话很可怀疑。它听起来太像是从右派报纸上发出来似的。必须透过词语去探究其底蕴。在右派报纸上，这类句子掩盖了一种思潮，它也可以这样表达： 人的精神正受到唯物主义的威胁；错就错在现代进步上，让我们还是回到中世纪对宗教价值的崇拜中去吧；人的唯一受尊敬的态度便是崇拜神灵和祈祷上苍。

唯灵论的人类学家不能让我们信服，虽然有时候在遣词造句上我们说了类似的话。他们是一些对劳动阶级毫无怜悯之心、对不公正现象不能表示愤慨的人。我们则相反，当我们说“人正受到由他亲手创造的文明的威胁”时，我们是想说人的生存、他自己的血肉正遭受神经衰弱、饥饿、被迫失业和战争所带来的凌辱甚至毁灭。这些灾难来自一个掠夺阶层为其本身利益而滥用的技术。

我们能拯救自己吗？呵，这可是最可怕的！人至今尚未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足够的进步以懂得不幸的根源及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当他周围的事物眼花缭乱地进行变换时，人却没有改变他的思想。从其手指的原始用途到操纵汽轮机，从马拉松的壮举到每小时500公里的飞机，从其基于食物的能量到利用煤和石油，从印第安人的信差到电视，他始终是老样子。当由于现代工业化而使人突然发生变化时，他的内心意识和环境之间的平衡被打乱了，他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所遭受的损害更严重的打击。他不断地繁衍又不断地腐烂，却搞不清复杂的社会领域。在灾难的时代里人只会呼喊。于是在那里出现了少数有识之士，他们呼吁历史的掌舵人。例如，面对技术的逆转出现了专家政治这个由技术阶层构成的运动。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应该放弃政治而让机器来对世界发号施令。对他们来说，人也是一架机器，如果照管得好的话，可以运转70年。人在发明机器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典范来使用： 他就是一部伟大的机器，成千上万裸露的躯体，由精确的肌肉运动联结着，在40个世纪前就建起了埃及的金字塔。这些肌肉构成了力大无穷的人体集成的机械。我们今天用以建立城市的工具，只是这种机械的延伸、扩大、反映和翻版而已。

这便是事实。当类人猿解放了它的双手并用这获得自由的双手建立了文明时，它就变成了人。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不相信手相术，但可相信手学。在手纹上，如同在巫书上，写着动物——人的神奇史诗。那儿，在手上，刻着物种演变的图表： 至今尚能认出攀缘树枝或在地上捕捉猎物的爪子；那儿，在手上，还刻着技术演化的图表： 我们仍然可以回到过去的状况去，回到引起产生杯子、钳子、锤子、锥子、勾子和剪刀、杠杆、活塞、连杆、吊车、手柄等想法的手的用途。当船只遇难的鲁宾逊·克鲁索被冲到岛上，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笛福向我们描述——向天举起双手，然后注视着它们，他发觉十根手指是不够的，它们缺乏武器和工具。我们的世界观同样建立在手的运用上。手是一种精细的认识器官，我们生存的经验的管理者和生命赖以感觉出其轮廓并向其发起进攻的积极点。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而且一切都很好，但是有件事必须指出，人在观察了他身体的作用后在机器上把这些作用表露出来，而另一种非常不同的看法则以为人是一种机器，应该被工程师们所统治。对工程师们来说，人只是一种两足动物，靠着28处基本关节得以直立起来。这是一座电化学工厂，它积聚和释放能量，通过气泵和水泵充电，它有发动机、信号灯、电话、电子计算器、活塞、电梯，带有显微镜、望远镜、光谱仪、电报天线的观察站，等等，等等。人的生理是机械性的——他们对我们说——因此，文明共处是，而且应该是一部由机械专家们控制的社会机器，而这些专家们——想成为专家治国论者的技术员们认为要解决问题，只有放弃价格体制(根据这种意见，由技术产生的东西要以劳动、商品或金钱来衡量)和采取把生产中所花费的能量作为衡量单位的办法。

在这个基础上将可能建立起一种新的、生产和消费达到平衡的经济结构。在这个结构里，制造物品不再为了出售，而是为了派用场。财富将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这样一种事实，即所有的能量形式，无论哪一种类——专家治国论者的头头霍华德·司科特说——都可以用尔格或焦耳或卡路里作单位来衡量的事实是极其重要的。解决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取决于是否承认这个事实。”他又补充道：“随着这一真理的发现，银行家、产业主、马克思主义者、法西斯分子、经济学家、士兵和政治家们都变成了过去的玩意儿。”“我们不必到共和派、民主派、社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那里去寻求帮助，因为他们每一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同样献祭于价格了。”(《当前危机性质的调查》，马德里《西方杂志》1933年5月号)

当然，专家治国论者尊重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结构，他们想以技术脑袋的名义进行统治而不告诉我们对私有财产将如何处置，科学人的解决办法。让我们悄悄地沿着贪婪的寡头政治家和被超人气概迷惑的理论家及专横的傻瓜们所设想的解决办法往前走吧。好吧，我们不相信少数专家治国论者印数有限的著作——欧亨尼奥·多尔斯说是“印在结实的牛皮纸上”——在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能够为人做些什么。为了反对私有制，群众是起作用的。用政治意识动员群众是战略，也是策略。

简陋的机器，蒸汽机和用电的机器得以进行雇佣大量产业工人的大批量生产。在科技革命阶段生产过程走得更远——由新的能源推动的更加复杂的机器——但也出现了自动化的问题和随之而来的劳动者人数的减少。迄今为止，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这些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经常对经济和全部生活的调节以19世纪那些自由派理论家做梦都未曾想到的规模进行干预。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中的科学技术革命并没有对习惯产生根本性的转变。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和资本主义之间很和谐，恰恰相反，潜在的冲突——它越来越激烈地表现出来——只有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才能得到解决。而就今天而言，技术非但远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反而孕育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越来越具有毁灭性的武器，人口的增长与要求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越来越不相称，水和空气的污染越来越不可收拾，生物链与生物学和物理学之间的不平衡越来越带自杀性。

只有政治觉悟能够指出怎样控制科学和技术，或质言之，能够控制科学技术的人应该是有觉悟的政治家。技术不是自治，它取决于整个社会，应该以价值的眼光审验它和改正它。当想到社会利益时，最高的价值便是正义。这并不是说，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为下定有效的决心而盗用获取和分析必要的技术情报的能力，而是人民同样有权参与这种知识，介入对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的讨论和进行统治。

于是，我们便能教育群众别再多生孩子(是的，避孕是一种如同罢工那样的解放的实践，此外有可能进行良好的公众教育)；我们将能教育他们认识经济的机制和他们所处的位置；我们将能教育他们成为反叛者，教育他们要求娱乐的权利，教育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准备战斗。

在教育和灾难之间，谁将取得成功？让我们进行教育吧，进行教育。如果我们不能唤起人类的紧迫的愿望以克服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悲惨的贫困，那么我们就永远别想获得新社会。这不是一项短期任务。这项教育计划应该有耐心地去完成，一天一天地，把最基本的概念慢慢地渗透到人们的脑子里去。因为当我们读到大众文化时，并不是指那种学究式的或自吹自擂者的假文化，这些人囤积了玄虚奥秘的知识，而是指关于人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关于人的义务和权利这些清楚明白的思想整体。人，在某种程度上，要对他的命运负责。他的行动受到异于他意志的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尽管这样，人是历史的原动力。

世间弊病的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理性。那些最富理性的人将把我们救出泥淖。只是既不该认为专家治国论者是最聪明的人，也不该寄信任于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会关心公平正义。我们并不反对少数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专家、计划制订者和官僚。但是，对了，对他们，咱们得提防着点。

说话、欢笑、做梦、哭泣、歌唱、相爱，这样，人创造了技术，是的，但同样创造了诗歌、形而上学、艺术、科学、哲学。赫·乔·威尔斯认为对人民进行教育将使知识分子中的精华有一天可能成为统治者。尽管他有科学的教育方法，威尔斯还是懂得人有喜怒哀乐生存的权利。在他的小说《星际战争》(1897)里，火星人入侵我们地球，他们是一群沉着冷静又富逻辑思维的超级技术专家。怎么办？给他们以热烈欢迎？呵，决不可能！因为不幸的是这些超人们需要以人的鲜血为食物。或者他们，或者我们，你死我活。在火星吸血鬼们的脑袋和可怜的地球人的良心之间，威尔斯这位以头脑冷静著称的作家，终于选择了良心，并以有利于我们世界的方式解决了“星际战争”。

结论是： 我们不允许人类中技术的一半吮吸另一半的血。

(沈国正　译)

注释：

笛福(1660—1731)： 英国作家、报纸撰稿人。《鲁宾逊漂流记》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欧亨尼奥·多尔斯(1882—1954)： 西班牙散文家、哲学家、艺术评论家。

赫·乔·威尔斯(1866—1946)： 英国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星际战争》、《隐身人》等。

【赏析】

现代社会内部的诸多矛盾及其产生根源早已成为众多思想者关注的焦点，他们以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批判力和深切浓烈的人文关怀对此问题给予了不同的分析与解答。《技术与民主》便是这样一篇兼具解剖性和建设性的散文。现代文明使物质条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这种成就却并没有带给人们自启蒙时代以来所预期的幸福生活，相反，人类正面临着由他亲手创造的文明的威胁，正经历着主体缺失的异化命运，遭受着“神经衰弱、饥饿、被迫失业和战争所带来的凌辱甚至毁灭”。在洋洋洒洒地描述现代社会种种矛盾表现的同时，作者对其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抨击了专家治国论者的垄断和压榨，指出“这些灾难来自一个掠夺阶层为其本身利益而滥用的技术”，对技术官僚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鞭挞。

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初衷是为了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和奴役，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解放。然而，当它缺乏正确的引导机制时，则会对人类的主体位置构成威胁，“异化”是最明显的表征。早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就已被提出，用以阐发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类在市场化与工业化过程中陷入的悖论。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劳动者而存在，进而成为与人类对抗的独立力量。人沦落为机器的奴隶，自由自觉的特性丧失殆尽。随着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的到来，社会化大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了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世界的巨大解放，而同时，人在物质利益、社会关系和精神领域的异化矛盾也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升级。和本文作者的观点相同，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现代工业社会推行的“强制性消费”，把本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和享受的欲望无限度地刺激起来，使人把这种虚假的追求当作真正的需求而无止境地追逐。人与产品的关系完全颠倒，不是产品为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相反，是人为了使产品能被消费而存在。这造成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成为物质的附庸而日趋单维化、畸形化，完全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当由于现代工业化而使人突然发生变化时，他的内心意识和环境之间的平衡被打乱了，他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所遭受的损害更严重的打击。”技术的进步制造了一种生活方式，让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体验幸福，从而丧失对自由的追寻以及批判能力。科技理性抑制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对物质和情欲的极度追求把人类引入精神的荒漠，迷途难返。

而更为关键的是，上述异化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作者反对“错就错在技术进步上”的论调，指出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决不是因为物质条件发展本身而造成，而是因为“这些灾难来自一个掠夺阶层为其本身利益而滥用的技术”。——“技术”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民主”问题。专家治国论者以技术的名义进行垄断专治，而“不告诉我们对私有财产将如何处置”，并“让我们悄悄地沿着贪婪的寡头政治家和超人气概迷惑的理论家及专横的傻瓜们所设想的解决办法往前走”。他们把人当作机器，愚弄大众说应该放弃政治的权利而让机器来对世界发号施令。专家政治也使少数智力精英控制芸芸众生成为可能，而这种智力上对少数人的依赖，不仅使社会的发展被控制在专制者的手中，也使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潜藏着巨大的不安定性，甚至可能导致全面的灾难。

技术负载着价值的、伦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诸多因素，一定的科技形态究竟是作为生产力还是破坏力，是造福于人类还是毁灭人类，这不取决于科技本身而取决于现实社会关系中它的实际操控者。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正如以后工业理论审视后现代社会的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后工业社会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而且随着技术问题的增多，这种技术官僚化的趋势将日益明显，这显然是与“平等”原则相冲突的，他们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当今社会冲突的格局。因此，技术的良性发展一定需要民主的坚实保证。“技术不是自治，它取决于整个社会，应该以价值的眼光审验它和改正它。”作者指出“能够控制科学技术的人应该是有觉悟的政治家”。技术不应由专家垄断，人民同样应有权参与其中，介入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讨论，从而避免专制横行的发生。因此，当务之急是进行教育，以民主思想的浸润从根本上为技术发展的方向把关。作者以威尔斯小说《星际战争》象征作结，提出“选择良心”的结论——“我们不允许人类中技术的一半吮吸另一半的血”。人类应把握自己的主体位置，而不应可怜地沦为技术的一部分；技术应成为以人为本的服务工具，而不应适得其反变成人类互相倾轧和残杀的工具。因此，以人文精神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航，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整合起来，才能使科技自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人本主义批判意识；调整社会制度，建立合理的社会、政策约束机制，才能保证民主的巩固，对科技发展进行积极有效地引导。正如作者指出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要对他的命运负责。……人是历史的原动力。”任何时候，人都应明确自身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无论技术怎样发展，人都应保有“人之为人”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民主人文之光应始终笼罩着这片星球。

(袁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