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很难理解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不存在永恒的社会真理。生命是运动着的，作为现实的镜子，社会真理也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之中。今日的真实，明日可能罩在疑问的阴影之中，随着历史车轮升降的不仅仅是人的命运，还有思想。在这机遇和人群的不断流逝中，奇怪的是艺术却得以长存，我不是指那些实用的“艺术”，而是指能够触动人类心灵的真正艺术。
荷马老人的史诗曾经陪伴古希腊的游牧民族，印度的吠陀经指引牧人们赞美光明和大自然，向自然祈求茂盛的牧草和肥壮的羊群。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可是我们今天读到这些作品，仍能得到美的享受。莎士比亚堪称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作给我们的美感甚至胜过他的同代人。菲底亚斯和普拉西特雷斯的雕塑、拉斐尔的绘画、帕列斯特里纳的音乐仍能使我们迷醉。同样，格里戈雷·乌雷克勾勒的斯特凡大公的形象直至今日仍在激励着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罗马尼亚人民的优秀品德。
可是，那些直接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指引他们过美好生活，告诫他们不要互相欺诈的所谓思想艺术，就是另一码事了。
任凭你的心地多么纯洁，你的用意多么善良，你引进的法制多么完善，多么美好，只要它不符合我国的情况，你就将把整个社会葬送掉。为什么？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偶像，而是活的有机体，对待它们就应该像对待任何有机体那样。任何有机体都有诞生、成长、染疾、康复直至死亡的过程。由于类型的差异，医治这些有机体的办法也各不相同，斯坦吃了某种草药会得到康复，同样是这种草药，布朗吃了可能会使他的疾病急剧恶化。
有人说他们发现了一种世上难寻的灵丹妙药，可以医治各种疑难病症，保你药到病除，疯子吃了可以恢复理智，聋子吃了可以重新听到声音，什么皮疹啊、斑秃啊、天花啊、冻疮啊、白内障啊、牙疼啊，只要敷上这种药，只要服下这种药，保证康复。我们应该怎样称呼这种人呢？
对这种江湖术士，我们只能称之为骗子！
那么，为罗马尼亚民族医治疾病的那些人又是怎么个样子呢？他们对各种痼疾也是只用一成不变的一帖药，至于效果嘛，鬼才知道！
公路失修，车辆阻塞吗？好，服上一帖自由、平等、博爱的药，保你道路畅通。债务剧增吗？好，服上一帖自由、平等、博爱的药，保你财源亨通，不愁付债。学校质量差吗？教师水平低吗？农民穷困化吗？手工业倒退吗？小麦没有收成吗？牲畜闹瘟疫吗？好，好，好，用一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药，保你诸事如意。
也许这些丸丹膏散在特定的场合对特定的事物是有益的，可它却医治不了我们的疾病。
现在，让我们看看自由党人是怎么配制他们的不能医治任何疾病的灵丹妙药吧。上个世纪，法国十分混乱。由于王宫奢侈无度，国家债台高筑，甚至对小麦的销售都采取了垄断措施。苛捐杂税和名目繁多的徭役压得百姓透不过气来，为了生存，只能揭竿而起。
我国的情况如何呢？斯蒂尔贝大公退位时，给国库留下了1 600万金币的储备，外加散在农村的300万。两国的情况不相同！
法国的税收是通过承包的办法征集的，为了维持宫廷的寄生生活，承包人无情压榨社会各个阶层。在我国，税收是直接征集的，大公是富有的贵族，靠自己的庄园支付日常费用，不敢过度奢侈。两国的情况又不相符！
在法国，法院和军队的显要位置是用钱买来的，公正也是这样，有钱就有公正。在我国，只有那些知书达理、聪明能干的人才能接近名门望族。又是不相符！
在法国，经济问题引起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因为每个人都想得到比自己拥有的还要多的东西，奢侈和时髦耗费了大量财富。在我国，贵族们是从曾祖父那里继承一件裘皮袄，从祖父那里继承一条土耳其围巾，从父亲那里继承一件体面的长袍，而且他们还打算把这些东西传给自己的孙子，让后辈人也为此感到骄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秋收冬藏，为可能遇到的苦日子留下一些积蓄。可以说人人都有储备，因此当时整个国家都是“保守”的。又是一个不相符！
老一代人到底造了什么孽，以至受到自由党人的如此摧残？世道如此，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也是尽了自己的努力呀！他们也想自己百年之后，愿那些教堂、修道院、学校、医院、水井和桥梁仍能记得他们的名字……还有一点不能忘记，那就是许多老一代人自己掏腰包，把他们认为“内秀”的子弟送出国读书，为民族的幸福深造。依我看，他们这是做了一件养痈遗患的事。
何出此言？那是因为青年一代去的是一个社会生活病态的国家。豪富的上层阶级穷奢极欲，恐怕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难以见到，形形色色的庸俗书刊排挤了健康的文学艺术作品。总之，在那里任何肮脏的东西都比清凉洁净的泉水值钱。香水、糖水、扁桃水、毒药水随处可见，就是没有泉水。
在那里，我们的年青人不是学习实用的东西，诸如如何有效耕作，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医治胃疼，如何制鞋等应用学科，而几乎是一股脑儿地全都扑到政治上，试图找到治国富民的妙方，这就难怪他们的知识全是从费加罗报和法兰西共和国报上学来的了。数年之后，他们囊空如洗，带着一幅十足的寒酸相，纷纷回归故里，妄图治理国政了。这一代轻松愉快的年青人生在罗马尼亚，却在法国长了“见识”。他们属于一个穷国，但却沾染了法国富有的中产阶级的许多陋习。他们需要的是百万金币，可他们的口袋里并不殷实，远不如一个正直的修鞋匠。这一代年青人有个特点，那就是对祖辈的传统和美德极为不恭，蔑视美丽的民族语言，开口闭口都是蹩脚的洋文。他们用狭隘的目光衡量周围的人与事，只要他们那颗容量为75德拉姆的脑壳(只怪造物主太苛刻了)不能理解的事，就一概予以否定。还要补充一点，这一代年青人是在巴黎郊区下等剧院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凭着这种广博的知识，回国后第二天就要当议员、部长、大学教授和学部委员……他们是罗马尼亚人，但是他们缺乏民族史观，他们与罗马尼亚民族的唯一联系只是那块出生地，而绝不是语言、习俗和观察事物的方式。
于是乎他们成批成批地回到国内，满脑子都是从法国咖啡馆和头脑不健全的作家那里得来的稀奇古怪的思想，他们用这种思想设计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世界上可能存在绝对真理，他们认为法国适用的东西对我们也同样适用。
抵达边境的时候，老一代人大摆筵席，为他们接风洗尘，可是这些被年轻人称之为“魔鬼”、“老朽”、“土财主”和“守旧”的人们竟对自己的前景一无所知。他们只是感到高兴，因为有这么多满腹学识年轻英俊的人才回到国内！……
(冯志臣 译)
注释：
菲底亚斯： 古希腊雕塑家，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
普拉西特雷斯(前390—前335)： 古希腊雕塑家。
帕列斯特里纳(1526—1594)： 意大利作曲家。
格里戈雷·乌雷克(1590—1647)： 罗马尼亚编年史家，著有《摩尔多瓦公国史》。
斯蒂尔贝大公(1849—1853， 1854—1856在位)： 1848年前多次任政府部长，在农业、教育、市政建设等方面均有建树，政见偏向保守。
德拉姆： 罗马尼亚旧时重量单位，1德拉姆约合3。18～3。23克。
【赏析】
他的才华初露于1870年发表的两首诗中，他被公认为最主要的罗马尼亚现代诗人，他的思想沉浸在罗马尼亚中世纪的光辉历史和民间传说中，他就是爱明奈斯库！他的语言异常简洁明快，寓意深刻，他几乎影响了同时代和后来的每一位罗马尼亚作家。在黑海之滨，在古城雅西，在许多地方都有他的雕像，到处都在传诵他的作品，他是一个跨越时代和国界的爱明奈斯库！
《两代人》是一篇思考国家与社会命运的优秀作品，爱明奈斯库以深刻的思考、锋利的笔触针砭时弊，发表了自己对于罗马尼亚现代化进程中种种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如何正确借鉴、吸收法国社会政治思想，并引为己国之用，成了作者笔下的重中之重。
“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不存在永恒的社会真理。”作者开篇就从理论高度指出，除了“能够触动人类心灵的真正艺术”以外，“那些直接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社会理论和政治思潮不可能是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论倡导者出于多么善良的用意，引进的制度多么完善，“只要它不符合我国的情况，你就将把整个社会葬送掉”。这一真知灼见已经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得以验证，毕竟“任何事物都不是偶像，而是活的有机体，对待它们就应该像对待任何有机体那样”。如同医治病人要对症下药，医治一个千疮百孔、亟待治疗的社会，同样也要选择合适的药材。至于那些兜售“包治百病”药方的“江湖术士”，我们只能称其为“骗子”。
19世纪后期的罗马尼亚，社会发展步履维艰，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落后于西欧发达国家，于是许多人急于开出药方“为罗马尼亚民族医治疾病”。当时，“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响彻欧洲，在这片东欧土地上也受到了人们热情的欢迎。然而，面对这种声音，爱明奈斯库并没有简单地随声附和，而是在深入思考了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许这些丸丹膏散在特定的场合对待特定的事物是有益的，可它却医治不了我们的疾病。”包治百病的药方、永恒真理般的准则是不存在的。罗马尼亚不是法国。作者详细比较了两个国家在财政、税收、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用事实说话，印证了自己的观点。
随后，爱明奈斯库开始着重分析这一新思潮的介入，给罗马尼亚民族精神状况带来的影响。以“自由、平等、博爱”自我标榜的自由党人对代表了民族传统的“老一代人”开始了摧残。这些留洋归来的“优秀子弟”很多都是老一代人自掏腰包送出国读书的，以作者看，“他们这是做了一件养痈遗患的事”。何出此言？作者理由如下： 首先，“那些青年一代去的是一个社会生活病态的国家”。爱明奈斯库对法国的现代文明大加贬斥，认为那里“香水、糖水、扁桃水、毒药水随处可见，就是没有泉水”。第二，“在那里，我们的年轻人不是学习实用的东西……而几乎是一股脑儿地全都扑到政治上，试图找到治国富民的妙方”。他们带着空想与狂热，就“纷纷回归故里，妄图治理国政了”。第三，这些年轻人并没有认清祖国的历史与现状，“他们属于一个穷国，但却沾染了法国富有的中产阶级的许多陋习”。种种原因导致了这些盲目西化的年轻人“对祖辈的传统和美德极为不恭”，而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就一概予以否定”。“他们是罗马尼亚人，但是他们缺乏民族史观，他们与罗马尼亚民族的唯一联系只是那块出生地，而绝不是语言、习俗和观察事物的方式。”
一个民族在刚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时，总面临着如何处理与民族感情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应该把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奉为至善至美的绝对的文化神话，同时也不应赋予西方文化以至善至美性。无论民族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实际上都是偏至的文化。一方面，它们都是有局限性的、片面的、有缺陷的文化，不能把它们理想化、绝对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任何文化，它的价值与偏至都是同时存在的。我们要有一种宽容，如果尽用“万能”来衡量，一旦发现有缺陷，就很容易轻率地否认这个文化。不同的文化，完全可以在彼此平等的比较中，既互相吸收补充，又互相拒斥竞争；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爱明奈斯库在《两代人》中批判的一些年轻人，“认为世界上可能存在绝对真理”，这往往是一个民族悲剧的开始。
(柳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