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以上所说全都是宗教信仰问题，我想，大家看得太枯燥了，我来说一个有趣的故事；其实也算不上有趣，只不过是一个遥远年代的回忆，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很想在这里、在结束我们关于人民的话题的现在这时候来叙述它。那时候我只有9岁……不不，我最好还是从我29岁那一年说起吧。

那是复活节的第二天。天气暖和，碧空如洗。太阳高高挂着，“暖和”，明亮，可是我心里非常阴冷。我在牢房后面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一边数着它们，一边看着监狱那坚固的圆木围墙里的洼地，我不愿意数它们，尽管已经习以为常了。按照监狱的规定，这一天还是“过节”，犯人不出工，不少人喝得醉醺醺的，到处是骂人、吵架的声音，没有一刻停止。唱下流无耻的小调，躲在铺板底下玩纸牌赌博。有几个犯人因为特别倔强，被毒打得半死，一旦死而复生，清醒过来，就用皮袄在铺板上遮着，拿同房的犯人来审问，有几次还拔刀相向——在过节的两天里，这些事让我厌恶透了，难受得要生出病来。而且我从来无法忍受众人的酗酒，讨厌极了，特别是在这里，在这种地方。这两天连当官的也不来监狱巡视，不进行搜查，不来禁酒。他们明白应当让这些被抛弃的人也乐一乐，一年只有一次，否则会更加糟糕。最后我心里起了恶念。我无意中遇见一个波兰人，政治犯，名叫米什么茨基；他板着脸看了我一眼，眼珠子闪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我恨这帮强盗！”他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便走过去了。我立刻回到牢房去，虽然一刻钟之前我像疯了似的从那里跑出来；那时有6个强壮的大汉同时扑上去抓住一个喝醉了的叫做加辛的鞑靼人，按倒在地，然后拳脚相加痛打一顿。他们没头没脑地打他，一只骆驼挨上这顿拳脚也会丧命。但他们明白，这个力大如牛的家伙轻易是打他不死的，所以放心大胆地使劲。这时我一回去，发现牢房墙根一个角落的铺板上，已经失去知觉的加辛，几乎没有了呼吸，躺在那里，身上盖了一件皮袄，围在他身边的人都一声不响，因为大家都坚决相信第二天天一亮他就会醒过来，“但是这样打一个人，说不定会要了他的命的。”我悄悄地回到自己的铺位上，正对着带铁栅的窗子，仰面朝天地躺着，两只手枕着脑袋，闭上眼睛。我喜欢这样躺着，因为一个人在睡觉，他们不会来找麻烦，同时思想又可以无拘无束地活动。但我没有去想什么，我的心里并不平静，耳边一直响着米什么茨基的话：“我恨这帮强盗！”其实，用不着描写我的印象；现在我有时每晚还梦见那些日子，没有比这更使我感到痛苦的梦了。也许大家会注意到我至今为止几乎从来没有在报刊上谈我在服苦役时的生活。我写了《死屋手记》，那是15年前，虚构了一个人物，一个罪犯，好像他把自己的妻子弄死了。这里顺便提一句，当作一个小故事吧。从那时候以来，许多人就以为，现在更有人认定，我是因为犯了杀妻罪才被流放的。

我慢慢地真的陷入沉思冥想之中，不知不觉地回忆起往事来了。我在4年苦役期间不断地回想起过去的事，仿佛在回忆中重温了一次我以前的生活。这些回忆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我很少有意去触动它们。开始时只是一个圆点，一根直线，有时还十分模糊，后来慢慢地变成了整整一个场面，一个强烈的完整的印象。我分析这些印象，把早已模糊的线条重新描一遍，而更加重要的是加以修正，不断地修正，这成了我的乐趣所在。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我最早的童年时代一个难以觉察的瞬间，那时我只有9岁——这一瞬间似乎被我完全忘记了，可是我那时非常喜欢回忆我最早的童年时代。我想起8月间在我们村子里，那一天天气干燥，晴朗，不过有点冷，刮着风。夏天眼看要过去，很快又得去莫斯科，又要花一个冬天去学习那枯燥的法文课了，而我又非常舍不得离开农村。我朝粮仓后面走去，下了一条沟，又从沟的那一边走上一片浓密的灌木丛，我们把它叫做洛斯克，然后便是小树林。于是我躲进灌木丛里，听到大约30步以外的不远处一块空地上，一个农民正独自在耕地。我知道他耕的是一块很陡的坡地，走马很困难，不时传来他的大声呵叱：“嘎嘎！”我差不多认识每一个农民，却不知道这时在耕地的是谁，反正同我没有关系，我正一门心思想自己的事；而且我也忙着呢，因为我正在折一根硬树枝，想拿它来打青蛙。榛树的枝条都很好看，又都不禁用，远远比不上白桦树的树枝。我还在捉小甲虫和小虫子，把它们装起来，有非常漂亮的；我也喜欢身上红一道黄一道有黑斑的小蜥蜴，十分机灵，可是我怕蛇。其实蛇不像蜥蜴那样都可以见到。这个地方蘑菇也不多，要采蘑菇得到白桦林里去，我也准备去。我的生活中除了树林子和林子里长的蘑菇、野果、昆虫、小鸟、小刺猬、小松鼠，还有林子里我非常想闻一闻的腐烂的树叶子那种潮湿的气味，此外别无所爱。现在当我写到这里时，我甚至还闻到了我们村子里那白桦林的芳香，这种印象是一生都不会消失的。忽然间在一片寂静之中，我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听到有人喊：“狼来了！”我大叫一声，吓得魂不附体。我一边大声叫喊，一边直向空地上正在耕地的农民身边跑去。

他是我们家的农民马莱。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名字，但大家都这样叫他——他大约50岁光景，身强力壮，相当魁梧，深褐色的大胡子有相当多已变白了。我知道他，但在此之前几乎从来没有同他说过话。听到我的喊声，他甚至让马站住了；而当我冲出来，一只手抓住他的木犁，另一只手拉着他的袖子时，他才看出我害怕极了。

“狼来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喊了一句。

他一时间几乎信了我的话，抬起头来，不由自主地四下看了一眼。

“狼在哪里？”

“喊过……刚才有人喊过： ‘狼来了！’……”我含含糊糊地说。

“你呀，你呀，有什么狼，耳朵听花了；这里哪有什么狼！”他急忙小声地安慰我。可是我全身发抖，仍然紧紧抓住他的衣服前襟，大概脸色也白得像纸一样了。他看着我，不自然地笑着，显然是为我担惊受怕。

“啊哟哟，你瞧，能怕成这样！”他摇摇头，“得了，好孩子。啊哟，瞧你是个大人了！”

他伸出手来，突然在我脸上摸了摸。

“好，行啦。唉，基督保佑你，画个十字吧。”但我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在抖动，这似乎特别让他吃惊。他轻轻地伸出一根胖乎乎的手指，指甲在泥里弄得都是黑的，稍为碰了碰我往上翘的嘴唇。

“你瞧，啊哟，”他向着我微笑，像母亲爱怜孩子似的，笑容很久都停留在他脸上。“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你瞧，啊哟哟！”

我终于明白过来，没有狼，有人朝我喊“狼来了”是我的幻觉。不过，一个字一个字喊得这样清楚，而且这样的喊声(不单是喊狼来了)，我以前还听见过一两次，我知道有这种事。(后来，随着童年的消逝，这种幻觉也不复存在了。)

“那我回去了。”我说，胆怯地看着他，问他的意见。

“好，你走吧，我在后面看着。我不会让狼来咬你！”他加了一句，仍然像母亲对孩子一样向着我微笑。“好，上帝保佑你，走吧。”他为我画了个十字，自己也画了个十字。我走了，几乎每走十步都回头看看。马莱和他的马一直站在地里，他一直看着我，每次当我回头望的时候都朝我点点头。坦白地说，我吓成这个样子，在他面前我觉得害臊。但我一路上仍然很怕狼，一直到走上这条沟的沟顶，来到最前面的一座粮仓前才放下心来；到了这里一点也不害怕了，而突然之间我们家守院的狗伏尔乔克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扑到我身上。有这条狗在身边，我的胆就壮了，我最后一次回头看马莱，他的面孔已分辨不清，但感到他仍然在温和地向我微笑，点着头。我向他挥挥手，他也朝我挥手，然后赶起马来。

“嘎嘎！”我又听到远远传来的他的呵叱声，马又拉动木犁走了起来。

这些情景我是一下子回想起来的，我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但是所有细节丝毫不差，令人奇怪。我忽然醒觉，在铺板上坐了起来，记得当时我的脸上还挂着回忆时淡淡的笑意。我接着大约又想了一分钟。

那一天我离开马莱回到家里，没有同任何人说起我的“历险”。这算是什么历险呢？不过那时我很快便把马莱忘了。后来同他也很少见面，甚至也从没有同他说过话，不但是狼，别的什么话都没有说过。而突然之间，20年后的今天，在西伯利亚，我想起了遇见他的事，一清二楚，毫不模糊。这就是说，这件事不知不觉中已在我心底里生了根，自然而然，不是我有意这样做的。而在必要时，它一下子就让我记起它来。这个可怜的农奴那温和的像母亲对孩子似的微笑，他为我画十字，他向我摇头时说的那句话：“瞧你吓成这样子，是个大人了！”一下子都让我记了起来；特别是他那根胖乎乎的在泥土里弄得又黑又脏的手指，它轻轻地有点胆怯地碰了碰我的颤抖的嘴唇。当然，这些动作对孩子都是一种鼓舞，但在这种场合，在只有两个人面对面时，似乎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假如我是他亲生的儿子，他必定不会用一种透露着更多光辉的爱的眼光来看我。是谁在强迫他吗？他是我们家的农奴，我尽管是他的小少爷；谁也不会知道他安慰过我，却没有因此得到奖赏。是不是他非常喜欢小孩子？是有这样的人。可是我和他是单独见面的，在空地上，也许只有上帝才从天上看见俄罗斯有一些农奴的心里，这样粗鲁的、野蛮无知的人的心里，也能饱含着如此深厚的文明人的感情，如此体贴入微的近乎女性的柔情，那时他却并不期待也不猜测能否获得自由。当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谈到我国人民接受高等教育问题时，请你们说一说，他所理解的是这个吗？

因而，当我从铺上下了地，向周围打量的时候，我记得突然感到我能够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不幸的人了，我心里装的一点点敌意和恶念也消失得干干净净。我一边走，一边注视着迎面过来的每一张脸孔。这是个农民，因受到惩罚被剃光了头，脸上有几个烙印，喝醉了酒，拉着嘶哑的嗓子高唱他的醉汉的小调。他也许又是一个马莱，因为我也无法看透他的心。那天晚上我又一次遇见米什么茨基。不幸的人啊！他不可能有什么马莱可以回忆，除了说一句“我恨这帮强盗！”之外，他也不可能用别的什么眼光来看他们。不，那时候这些波兰人比我受的痛苦要更多！

1876年2月

(刘季星、李鸿简　译)

注释：

本文是1876年2月《作家日记》中的一篇。作者在谈论作家与人民的关系时，同意作家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的意见，认为俄罗斯人民虽然不识字，没有受到教育，但在精神方面(道德上)是文明的，“有教养的”。然后便写到马莱。

这一天是1850年4月24日。

米什么茨基： 指波兰政治犯亚历山大·米列茨基。

指1831年8月，作者9岁，正在图拉省卡什尔斯克县达罗沃村父母的庄园里。作者在服苦役中回忆这件事是1850年4月24日，而把它写成文字则在1876年2月。

【赏析】

纵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你会发现，他很少有对农民的负面描写——农民的纯洁无可怀疑这一教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深信不疑的。即使是在牢狱之中，他也和贵族知识分子截然相反，对农民出身的罪犯具有强烈的亲切感。在创作于1876年的散文特写《农民马莱》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一个农奴制改革前的农奴美化成俄罗斯精神的代表，在他们的心灵之中葆有合乎道义的人生观与淳朴的严肃性。他说，“也许只有上帝才从天上看见俄罗斯有一些农奴的心里，这样粗鲁的、野蛮无知的人的心里，也能饱含着如此深厚的文明人的感情，如此体贴入微的近乎女性的柔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农民或者说穷人的感情，与他的身世和经历密切相关。他一来到人世所听到的就是那些颠沛无告的穷人由于疾病的折磨而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并且在这种气氛中长大。后来他本人也不断经受贫穷和疾病的折磨，几乎一直到死都未能摆脱。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典型的平民家庭。父亲米哈伊尔·安得烈耶维奇早年在故乡的神学校学习，但他觉得在宗教界服务很难出人头地，便于1809年从家出走，逃到莫斯科，入了皇家医学院。1812年俄法战争期间，他开始当军医，1821年退伍后来到玛丽茵诺贫民医院当住院医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曾经遭受过艰难困苦，一直向往着贵族阶级的生活和特权。为实现这个奋斗目标，他过着俭省的生活，节衣缩食，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钱。1828年，他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获得了贵族称号，全家注册为莫斯科贵族，并且于1831年在距莫斯科150俄里的图拉省卡舍尔县购置了庄园。这处庄园包括达罗沃耶和契列马什尼亚两个毗邻的小村，共有农奴百余人。这年夏天，全家来庄园避暑。这段生活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素材之一，他到晚年仍然记忆犹新。

在庄园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接触到农奴。他们那贫困生活的悲惨画面，使他铭记终生。在他家到来不久以前，村里发生一场火灾，焚后的灰烬和断墙残壁，令人触目惊心。陀氏晚年回忆起那种凄惨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他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通过米佳的梦写道：“近处有一个村庄，农舍全都乌黑乌黑的，有一半农舍烧掉，凸显出烧焦了的木头。村口大路上，站着许多农妇，排成一行，全都瘦弱不堪，脸色灰青。尤其是最边上的那一个，瘦骨嶙峋，高高的个子，看样子有40来岁，但也许只有20岁，脸又长又瘦，怀里的婴儿在哭叫，大概她的乳房干瘪了，没有一滴奶汁淌出来。这婴儿不停地哭叫，伸着光光的小手，冻得完全变成青色，握着小拳头……”

但是年仅9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能了解农奴苦难的社会根源，也没有去想这些。整个夏天，他都尽情地陶醉在大自然之中。庄园附近风景如画，地主的住宅坐落在美丽的果树园里，与果园相接的是一片优美宁静的白桦树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也曾描写过这里的景色：“春天发黏的嫩树叶，蔚蓝色的天空，这就是我所喜爱的！”

而《农民马莱》一文，则完全是根据这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桦林的经历而写成的。这段宝贵的经历，陀氏一直埋藏在记忆的深处。2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苦役营地看着身边那些酗酒打架、野蛮愚昧的囚徒，不由得回想起童年时期为自己祈祷的善良的农奴马莱。他在农民那粗野的外表下面挖掘到了人类最伟大的情感。

更全面地考察其作品，我们会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众多不幸者(妓女索尼娅，斯拉夫主义者沙托夫、梅思金等)都有着和马莱相同或相似的品质，他们淳朴、仁爱、单纯，与世无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资产者、贵族已无可挽回地嘴脸可憎、道德沦丧，而农奴、不幸者却仍然是道德的象征。

“人民”是苦难的；俄国社会的根基是“人民”；人与人之间只有彼此相爱才能拯救这个世界——这些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鼓吹的“根基主义”的实质。

(胡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