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无聊

在这个文明国度，几乎每个人都是为了挣钱而找工作。在他们看来，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在对工作的选择上并不十分谨慎，只要找一份能够给自己带来丰厚的酬金的工作就行了。

那种誓死都不愿工作的人已经越来越罕见了，即使存在，那也是一些总是无法满足的挑剔的人，他们不会因为酬金的多少而感到满足，除非工作本身能够使其满足。有许多各色艺术家和旁观者就是这样的怪人，还有那些懒鬼，他们终日沉溺于打猎、旅游、冒险和爱情交易中，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一生。其实这类人并不是不想工作，只是想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一旦工作符合了兴趣，他们便会全力以赴，即使是最繁重、最艰苦的工作也在所不辞；否则，他们就会一直懒散下去，就算穷困潦倒、颜面尽失，甚至发生危及健康和生命的状况也全然不顾。与无聊相比，他们实际上更害怕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

无聊对于思想家和有创意思维的人来说意味着灵魂的“干涸”，灵魂本是幸福与快乐的先导，而现在，他们不得不忍受着无聊的折磨，无奈地忍受着无聊带给自己的影响，下等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人们一般都想方设法将无聊赶走，这就和在没有兴趣的情况下也得继续干活的道理一样。亚洲人的耐受性比欧洲人更强，他们更能忍受长久的寂寞，这也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与欧洲的毒剂和烈酒的突发的效力不同，亚洲人的麻醉剂的效用相当缓慢，这就要求人们忍耐，这实在有点让人无法接受。

每个人在每个时代对痛苦的认识是不同的，这种痛苦来自心灵和肉体两方面，这种不同也是区分不同的人和不同时代的最具标志性的特征。

首先说一下肉体上的痛苦，虽然这种痛苦会严重损害到我们的健康，使我们变得衰弱不堪，但是由于自我体验的缺乏，使得我们这代人和恐怖时代的人比起来，显得既蠢钝又爱幻想。在那个漫长的恐怖时代，几乎人人自危，甚至为了自我保护而不得不成为施暴者。当时，经过肉体上的痛苦和疾病的折磨，已经使人们得到了历练，遭受残酷、经受痛苦，已经逐渐被人们视为必不可少的自我保存的手段。人们总是处在矛盾当中，一方面教育身边的人要能够忍受痛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给别人施加痛苦，当一种残酷的痛苦被转嫁到别人身上，自己便能够体会到一种安全感。

观察一个人心灵是否正忍受到痛苦的折磨，其实可以这样做：看他在认识它的时候是用自身的经验还是通过旁人的描述；看他是否在佯装痛苦之下，还甘愿将痛苦当成一种精心塑造自己的标志；另外，还可以看他是否认愿意直言他心灵底蕴的剧痛，就像直言肉体的剧痛比如牙痛胃痛一样。

可是，现在大多数人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因为受苦者对双重痛苦缺乏历练，就使得他看起来非常古怪、可怕，这样，现在的人和过去的人比起来，对痛苦的憎恶感更强，并且对它的指责也比过去更多，现在的人认为这种存在于理念之中痛苦几乎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于是他们大肆谴责这个世界失去了天良。各种悲观主义哲学的出现是对各个时代的一切价值存在提出的质疑，而不是作为一种可怕的剧痛的象征。生活的闲适和轻松在这样的时代里将心灵和肉体的小痛苦变成了充满血腥的凶神恶煞，正是由于人们对痛苦体验的缺乏，才导致这些如蚊子叮咬一般轻微的、在所难免的痛苦在人们看来似乎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如今，一种可以医治悲观主义哲学和我所认为的“当代的痛苦”的过敏性的药方已经出现了，或许这剂药方是残酷的，也或许可以被列入那一类人们据此可以判断“存在即恶”的病症之中。这样说来，治疗“痛苦”的药方其实就是痛苦本身。

一些现象看似充满着矛盾，例如，一个人本来心绪良好，却会突然变得冷漠暴躁，而刚才还很忧郁的人却也突然变得幽默起来；某个人的报复心理会在某天突然消失，一种用嫉妒的办法使自己得到满足的宽容，竟然会在那些具有强大内驱力的、会突感满足或厌恶的人身上。

正是因为他们的满足来得太过神速和强烈，才使得这种感觉在顷刻之间走向反面，转变成为一种厌恶之情，于是就导致情感的剧烈震颤，这样才会出现突然的冷漠和狂笑，甚至还有涕泪滂沱和自杀。在我看来，宽宏大量的人对报复是极度渴求的。当满足像饮酒般被他们在意念中一饮而尽之时，厌恶便接踵而至了。他们假装已经“超越自我”，就像人们说的，他们对敌人表示出了宽容，甚至还有祝福与尊敬。他们这样蹂躏自己、嘲笑自己刚才还依然炽烈的报复欲望，就是为了向新的欲望——厌恶让步，这个时候，隐藏于他们内心的厌恶已经接近了极限，于是，他们如同刚才在意念中扼杀报复的欲望一样将厌恶也一饮而尽了。

显然，这两种自私——雅量与报复是同一级别的，只是在性质方面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