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二世(Theodore Ⅱ，1818—1868)①，埃塞俄比亚皇帝。他结束了埃塞俄比亚的百年内乱，重新统一了国家，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中兴本国封建制度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西奥多原名卡萨，出生在埃塞俄比亚西北部夸拉的一个破落封建贵族家庭。父亲海卢·沃勒达·乔奥吉斯，在卡萨幼年去世。当时，埃塞俄比亚处在持续百年的“王侯纷争”时期，各地豪强割据、全国分裂。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国内最大的封建诸侯有阿里公爵和孟伦皇后，据有北部贝格姆迪尔地区;伍比侯爵，占提格雷地区;戈舒侯爵，统治戈贾姆地区;海尔·马拉科特，在绍阿地区称王。较小的割据者和乡间营垒更是不计其数。

按照上层社会习惯，卡萨少年时就被送到塔纳湖附近的一所修道院学习。几年之后，修道院在战乱中被抢劫，他便跟随母亲投奔了稍有势力的叔父——坎福侯爵。当卡萨长到成年，戈贾姆的大豪强戈舒派兵夺取了坎福侯爵的领地。卡萨母子失去了生活的依靠，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母亲为了维持生活，被迫做起出售草药“科索”②的小贩。不久，卡萨铤而走险，与当地几百名流浪汉、贫苦农牧民啸聚山林，成为这支队伍的首领。几年之后，由于大批流离失所的农牧民的加入，这支原为流寇的队伍逐渐变成一支战斗力颇强的军队。

卡萨的军队既不同于腐败的封建诸侯的武装，也有别于一般农民起义军。从本质上看，它是一支由中小贵族领导的农民军，有着较为明确的作战目标。卡萨本人兼有贵族豪强和农民军首领的双重身份，他接受过修道院的所谓正统封建教育，又继承了叔父的某些统治经验，所以早就抱有统一国家的雄心。1848年，他曾与几个欧洲人谈到他未来的设想。事后，一个欧洲人写道，卡萨“有无限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终有一天，他将成为统治整个埃塞俄比亚的公爵”。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预言。

五十年代，卡萨经常活动于冈达尔地区，这里的传统统治者孟伦皇后开始对卡萨势力日渐强盛感到恐惧。她派兵征讨，结果大败。为了安抚住卡萨，孟伦皇后授予他一个登比亚分督的职位，并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他。但卡萨不甘心寄人篱下，沉溺于酒色之中。1852年，他率军与埃及人交战败北，孟伦皇后幸灾乐祸。她派人送去一块牛肉，并捎话给卡萨：象他那样地位和品质的人是不配享受整只牛的。卡萨盛怒之下宣布与她决裂，打垮了冈达尔的军队，孟伦做了阶下囚。次年，卡萨挥师与皇后之子阿里公爵再战，阿里也得到了像他母亲一样的下场。接着，卡萨南进戈贾姆，戈舒侯爵自恃兵强马壮，不肯称臣。双方在塔纳湖畔的果尔果拉决战，侯爵大败，当了俘虏;一度坚守平顶山，执意不降的侯爵夫人，也被卡萨军攻破要塞被杀身死。从此，在北方各诸侯中仅剩下盘踞提格雷地区的伍比侯爵与卡萨对峙。1853年，卡萨率军推进到提格雷的锡缅山脉，准备与伍比的军队交战。出发前，他对将士们说：“你们已经打了无数胜仗。现在，那个患风湿病的老朽还能阻挡你们的威力吗?”战斗结果，卡萨军队大获全胜。伍比侯爵被俘。藏匿在高峰岩洞中的大量财富也被搜出送往冈达尔。1855年2月5日，卡萨到古城阿克苏姆的玛丽安·德雷斯教堂加冕。一百年来埃塞俄比亚人民中曾流传着一种神秘的预言，说上帝将派神王西奥多来复兴国家。卡萨自认身负天命，便以此命名，称西奥多二世皇帝。

西奥多夺得帝位，南方封建诸侯提心吊胆，纷纷筹粮集饷，征召壮丁，扩大兵力，以应付战事。1856年，西奥多出兵南征。初战，杀盖拉人的领袖阿达拉·比尔，平定了盖拉族聚居地区，并且在战略要地马格达拉平顶山修建城垒。西奥多大军继续向南，一路上所向无敌，最后与南方大封建诸侯——绍阿国王海尔·马拉科特交锋。结果，绍阿军队惨败，海尔·马拉科特在溃逃中患重病而死。西奥多为防止绍阿割据势力东山再起，便派亲信贝兹贝担任这一地区的行政长官，并把年幼的王子萨尔·马利尔(即后来的孟尼利克二世皇帝)作人质押到马格达拉囚禁起来。1862年，西奥多皇帝为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决定将统治中心南移，定都马格达拉。从此，古老的埃塞俄比亚重归统一，“王侯纷争”时代结束了。由于西奥多的这一历史功绩，埃塞俄比亚的史学家把他列为第一个“现代君主”。

西奥多皇帝能迅速扫平诸侯割据势力，固然与他的勇敢善战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作为西奥多军队的基本骨干——贫苦农牧民痛恶封建分裂势力，期望尽早结束战争，获得赖以生息的土地和安定局面。在统一国家这一点上，身为贵族的西奥多与农牧民的利益取得了一致，因此，他就能够顺利地利用农民的力量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埃塞俄比亚社会较为稳定。西奥多皇帝开始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着手制定和改革国家的内外政策。他首先采取的步骤是限制教权，扩大皇权。他规定：教会不再单独直接地占有土地，而归皇帝属下的民政长官统一管理。教士的生活由国家予以安排，为此每个教堂只能设两个神父和三名祭司。为了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他主张立即建立地方行政长官制，这些官员统归中央政府任免，一律以国家俸禄为限，不得在其管辖地区私自占有土地和其它财产来源。西奥多改革了税制，废除了“盖巴尔制”(即政府官员和军队由当地农民奉养的制度)。西奥多皇帝对于发展埃塞俄比亚经济很重视。他统一全国时，军队所到之处，大封建主逃走，农民有了一定的荒地可耕，这也在客观上有助于尖锐的土地问题的解决。战乱平息后，他又拟定了庞大的计划，缩减了妨碍贸易的国内关税的数额，并进一步号召“每一个人恢复自己祖辈的行业：商人回铺子，农民去扶犁”。西奥多在限制奴隶制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禁止奴隶贸易。

在西奥多实施的改革中，军事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建立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他规定军队归皇帝直接领导，士兵由各省征募;军队划分军团，设团长指挥;官兵一律从国库拿取薪饷。由于进口武器有困难，西奥多命令自造火枪和臼炮，吸收欧洲人(主要是德国人)参与这一工作。据估计，在西奥多统治的极盛时期，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总数达15万人。

然而，西奥多并没有能把这些改革进行到底。迁都之后6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武装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

英国殖民者早就觊觎埃塞俄比亚。181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索尔特就到过提格雷两次。他曾经建议本国政府利用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混乱状态，占领沿海地区。1841年，一名英国代表还同绍阿国王签署了一项“友好和贸易条约”。1843年，英国驻马萨瓦领事普洛登同阿里公爵订立了“友好”通商条约，规定了对英国商品的低额进口税，给予英国商品在埃塞俄比亚国内不纳捐税的权利。西奥多称帝时，埃塞俄比亚已经有许多欧洲商人、传教士在活动。对于这些行动，西奥多是有一定的觉察的。他曾对法国领事勒让说：“我知道欧洲政府想要吞并一个东方国家时使用什么手法。他们先派传教士，然后派领事来支持他，接着便让军队去做领事的后盾。我不是印度斯坦的土王，不会让人这样愚弄。我宁可直接了当地同军队打交道!”这些认识固然失之简单，但对当时一个闭塞的封建皇帝来说，实是难能可贵。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警惕，才使英国殖民者对西奥多有所顾忌。为此，英国采取了两条措施来对付西奥多。一是回避与他的直接冲突，暗中扶持对新的中央政权不满的封建主;二是扩大埃塞俄比亚与埃及—土耳其当局的矛盾，挑起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利用双方势力互相削弱，坐收渔利。

西奥多作为一个封建阶级的代表，确曾想借国家统一的有利条件，扩张领土。西奥多主张“同教”政策，排斥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梦想建立神人合一的基督教非洲帝国。西奥多曾致书埃及属国苏丹的穆萨帕夏，要求取得他的大部分领土，其中包括喀土穆城。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西奥多皇帝开始向广大农民追加捐税，这就引起刚刚摆脱战祸的人民的不满。本来就对西奥多的改革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封建诸侯，乘机抬头，把相当大一部分农民拉到自己一边。英国殖民主义者也抓住这个机会，取消了早已承诺的军火供应。西奥多被英国的卑鄙行径激怒，在1865年扣押英国领事卡麦伦，两年后又将其投入监狱。

西奥多皇帝的政策失误授人以柄。1867年10月21日，英国当局派罗伯特·内皮尔将军率领6万2千士兵在祖拉港登陆，越过达纳基尔平原，进入拉斯塔高原。提格雷、拉斯塔、戈贾姆、绍阿的封建诸侯乘外敌入侵的危急时刻，纷纷反叛，摆脱了中央政府的领导。西奥多仍希望与英国和平解决冲突，始终没有成功。西奥多预感到失败，对部下说：“我本来打算按照上帝的意志征服世界”，“但是，现在我的苦心孤诣全都落空了”。由于西奥多对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长期战争，军队或死伤或开小差，人数大大减少。到1866年只剩下8万人，一年之后仅剩下1万5千人。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大削弱。为了进行最后的抵抗，1868年初，西奥多下令焚毁冈达尔，把3千名主力部队全部撤到马格达拉平顶山要塞。

1868年4月10日，埃塞俄比亚军队与英国侵略军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了三天。英国参战的人数是2，000人。当时有人记载了4月13日最后一天的战斗场面：

这天，埃方城堡遭到英国军队的猛烈炮击，埃塞俄比亚官兵一批批阵亡。十几个小时之后，城堡上的枪声开始稀疏，西奥多皇帝发现身边只剩下最后16名将士。形势告急，他立即脱去皇袍’指挥战士搬过巨石堵住城门。就在这时，一名军官被炮弹打中。几分钟后，西奥多本人的战马也被炸死。西奥多看到大势已去，便转身对尚存的几个士兵喊道：“快走吧，士兵们!我现在解除你们效忠的义务。至于我本人决不会落在敌人手中。”说罢，他就用手枪对着咽喉自杀了。

马格达拉失陷后，英国军队把埃军的全部大炮炸毁，烧掉城堡，并且从城内的救世主教堂和其它各处抢走了5百多件最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西奥多的皇冠。为了斩草除根，英国殖民者还把西奥多的妻子和王子抓走。皇后在途中病故。王子到了英国，后死在英国。西奥多皇帝去世后，埃塞俄比亚重又陷入争夺帝位的诸侯混战之中。

西奥多统一国家的时间虽短，但他建立的中央集权政府曾打击和削弱了大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缓和了社会的阶级矛盾，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恢复经济生活，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有着进步作用。作为中小封建贵族的代表，尽管他力图改革许多弊政，可是由于本身的局限性，对于弊政的根源却没有改变;没有触动大封建贵族势力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较长时间内相对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减轻农民的赋税。加之他在与邻国关系上的政策失误和英国入侵，导致了他的悲剧。但是，他在强敌面前，毫无惧色，领导军民进行英勇的抗击，最后饮弹而尽。他的英雄业绩赢得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赞扬。西奥多二世是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一位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