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巴普提斯特·冯·施韦泽(Johann Baptist vonSchweitzer，1833—1875)，著名的拉萨尔主义者，曾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不良影响。

1833年7月12日，施韦泽生于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家庭。曾祖父是在法兰克福定居的意大利商人。祖父兄弟3人在1814年被巴伐利亚国王封为世袭贵族，祖母是法国公使的女儿，外祖父是法国侨民，父亲曾是1830年被人民群众驱逐的不伦瑞克卡尔公爵的侍从。

在少年时期，施韦泽由外祖母照管。施韦泽13岁起在阿沙芬堡耶稣会主办的神学院就读数年，19岁进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在柏林期间，他常与外祖母的妹夫，宫廷牧师克鲁玛赫来往，结识了普鲁士反动的《十字报》党的人物。他埋头钻研马基雅弗利的著作，成了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狂热信徒，善于玩弄权术。1855年，他在海德堡通过了法律博士考试;1857年起在家乡法兰克福当律师，颇为空闲，便研究叔本华的哲学，并于1858年写了诗剧《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和一部喜剧。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起，欧洲民族民主运动重新高涨，意大利统一和德国统一问题重新提上日程。施韦泽开始就德国统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

起初，施韦泽与南德意志多数居民观点一致，持所谓的大德意志派观点，反对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全德而排除奥地利的所谓小德意志派。在1859年4—7月法意对奥战争期间，他发表了两篇著作：《奥地利的事业就是德意志的事业》和《驳卡尔·福格特对欧洲现状的研究》，认为奥地利的事业就是德国独立统一的民族事业，要求全德支援奥地利。

1860年，施韦泽在自己的小册子《通向统一的唯一道路》中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各邦君主的利益与全民族的利益不相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历史发展同统一的德国不相容，德国统一的道路在于人民的“革命主动性”。他反对民族联盟，认为它要求普鲁士领导统一德国是向普鲁士反动派谄媚。他对带着华丽的大德意志面具的多邦制主张也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些人实际上是反动派、容克和僧侣的可怜奴仆。他在1861年还发表了《时代精神和基督教》的著作，认为当今的时代精神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产物，而基督教与当今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1861年11月，施韦泽担任法兰克福工人教育协会的主席，同时又担任法兰克福射击协会主席，并任职于体操协会，站在颇为激进的立场，进行宣传鼓动。他认为，指望人民的革命主动性并不是指望资产阶级的空谈，而是指望无产阶级的拳头，民族联盟的自由资产阶级只是为了资本的利益而甘愿接受普鲁士刺刀的保护。他还发表反对资本的演说，并以工人教育协会主席的身份，反对民族联盟通过资助工人赴伦敦参观工业博览会这种用小恩小惠拉拢工人的做法。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起，德国工人运动逐渐高涨，先进工人力图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要求建立独立工人组织。施韦泽于1863年写了小册子《奥地利的领导地位》。他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早已不愿再搞民族革命，而德国工人阶级又将很长时间都没有能力进行民族革命;只有普鲁士或奥地利的领导才能解决德国统一，但普鲁士由于其反动的国家本质，不适宜于统一德国，因此，他主张由奥地利领导统一德国。但是几个月之后，施韦泽又认为奥地利的领导只是一种梦幻，只有普鲁士的领导才是一种现实，最终由大德意志派转为小德意志派，支持俾斯麦用铁与血统一德国。施韦泽开始主张采取“现实的政策”，因而与拉萨尔的观点相吻合，1863年6月中他写信给拉萨尔，准备献给拉萨尔一本政治小说，名曰《柳青达。或资本和劳动》。从文学角度看，这本书写得颇为拙劣，但由于它讽刺了民族联盟，大量引用拉萨尔的话，立即得到拉萨尔的赏识。拉萨尔要接纳他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遭到法兰克福全权代表和工人们的反对。但拉萨尔终于以私人生活与政治品质无关为理由，介绍施韦泽加入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莱比锡分会，并同意由施韦泽和巴伐利亚军官霍夫施泰滕筹备创办一家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

全德工人联合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成了宗派组织。它不仅在政治上奉行拉萨尔主义，而且在组织上完全处于拉萨尔的独裁统治之下。拉萨尔死后，他的密友哈茨费尔特夫人为了寻找代理人操纵全德工人联合会，而与拉萨尔指定的继承人伯·贝克尔以及其他人之间围绕主席职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都是些平庸之辈。施韦泽虽然名声不佳，暂时不可能直接参与主席职位的争夺，但他具有拉萨尔派首领们所缺乏的政治理论分析能力和写作鼓动才华，很快就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占居显著地位。1864年底，施韦泽创办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唯一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从1864年12月至1871年4月在柏林出版。

当《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时，施韦泽为了借助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声望，邀请他们为该报撰稿。施韦泽提出的办报纲领包括三点：各国人民利益一致;整个强大的德国是统一自由的人民国家;消灭资本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宣传刚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和科学社会主义，并鉴于他的办报纲领中没有拉萨尔的口号，因而同意撰稿。《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的《论蒲鲁东》等。但施韦泽同拉萨尔一样是所谓的“现实政治家”。他奉行依靠普鲁士王国政府实行社会主义的“现实政策”，很快就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方针发生对立。施韦泽违背最初的办报纲领，奉行拉萨尔主义，向俾斯麦谄媚，并攻击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多次提出警告，严厉批评该报鼓吹“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和宣扬无产阶级同俾斯麦结成反资产阶级联盟的主张。施韦泽不仅拒绝这些批评，而且变本加厉地向俾斯麦谄媚。1865年1至3月，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连续发表题为《俾斯麦内阁》等文章，颂扬普鲁士国王是“伟大的天才”，俾斯麦的独裁政治表现了“勇敢的主动精神”，认为俾斯麦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是“把普鲁士历史最光荣的传统从长期睡眠中唤醒”，支持俾斯麦用铁与血统一德国。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于1865年5月声明与该报断绝关系。

1865年11月，施韦泽因违反出版条例被监禁一年。1866年4月，他在狱中写了《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和德意志民主》一文，主张排除奥地利，这等于明白无误地向俾斯麦表示支持。5月施韦泽出狱，到各地游说。1865年10月，俾斯麦通过布赫尔请马克思为普鲁士政府喉舌《普鲁士国家通报》撰稿。马克思严词拒绝。与此同时，布赫尔收买了欧根·杜林。实际上，施韦泽至少也从这时起已为俾斯麦所收买。

1867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不伦瑞克召开代表大会，施韦泽在这次大会上终于排除了哈茨费尔特夫人为首的一部分拉萨尔分子和其他对手，当选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同年8月，他当选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成了第一个进入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人。由此开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施韦泽独裁时期。

施韦泽时期德国政治形势已大大不同于拉萨尔时期。由于第一国际的影响、《资本论》的问世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德国工人运动已进入新的阶段。拉萨尔主义逐渐走向没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形成了一个力图摆脱拉萨尔主义的，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亚为首的反对派。六十年代末，资产阶级大部分已经向俾斯麦投降，俾斯麦不再需要玩弄工人运动。对他来说，施韦泽只是他收买的一个俯首贴耳并且已无多大用处的奴仆。这些情况决定了施韦泽的活动的一系列特点。

施韦泽是拉萨尔主义者，但他与那些正统拉萨尔主义者不同。他注意观察和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深知死抱拉萨尔的狭隘教条已维持不了拉萨尔宗派，因而在某些方面突破了拉萨尔主义的框框，扩大了拉萨尔派的视野和活动范围。1866年8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召开汉堡大会，议程列有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规定标准工作日、关于《资本论》以及工人阶级国际合作等项，并致函邀请马克思出席。大会通过的决议承认罢工是促进工人觉悟的一种手段，承认《资本论》对工人阶级的贡献，赞同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承认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施韦泽在大会上不顾正统拉萨尔分子的竭力反对，提出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以建立工会的建议。但是，施韦泽的这些行动具有两面派的性质。他只是被迫采取这些行动。他仍然坚持拉萨尔主义立场，并不去实施汉堡大会的决议。他甚至趁莱比锡警察当局于1869年9月16日查封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央的会址之机，立即于10月10日把会址由莱比锡迁往柏林，公开表示要在普鲁士首都的警察监督下严格遵守普鲁士的法律，从而实际上取消了汉堡大会的决议。1868年9月26日，他在柏林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排斥倍倍尔领导的工人组织。这些完全暴露出施韦泽的目的只是力图挽救和保持拉萨尔宗派组织，控制全德工人运动，把德国工人的阶级的运动纳入拉萨尔的宗派的运动。

施韦泽为了利用国际和马克思的巨大声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作出某些姿态，似乎赞成各国工人共同行动，似乎愿意加入国际，而实际上坚持以拉萨尔主义、宗派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对抗国际的原则，以种种借口拒绝加入国际，拒绝马克思的任何劝告和批评。他对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工人运动的革命派则公开采取宗派主义的仇视态度，进行卑劣的攻击和诽谤，挑动德国工人运动的两派——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进行激烈的斗争，严重地阻碍德国工人运动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统一。

拉萨尔有强烈的独裁欲，他在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时制定的章程规定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拥有独裁的权力。施韦泽同样热中于独裁，但是他既没有拉萨尔那样的政治威望，又面临着宗派运动走向没落的阶段，因此，施韦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竭力鼓吹对拉萨尔的迷信，鼓吹对领袖的崇拜以及运用各种权术维护自己作为联合会主席拥有的独裁权力，维护宗派组织原则，反对组织内部民主。1869年3月28日，联合会在巴门—爱北斐特召开代表大会。1/3的代表由于不满意施韦泽的独裁以及怀疑施韦泽与俾斯麦的关系而拒绝对施韦泽投信任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联合会主席的权力和使内部生活民主化的决议。施韦泽的威信和权力遭到严重的打击和削弱。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施韦泽同在哈茨费尔特夫人影响下于1867年另立门户的“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门德，于1869年6月18日共同署名发表《恢复拉萨尔党的统一》的呼吁书，号召两个全德工人联合会回到1863年拉萨尔制定的旧章程上统一起来。结果，恢复了原先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施韦泽当选为主席，恢复了1863年旧章程，恢复了主席的独裁权力。施韦泽以此行动完全取消了巴门—爱北斐特大会确定的比较民主的组织原则。当时，人们把施韦泽的这一行动称之为“政变”。

这次“政变”虽然使施韦泽暂时保住了自己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独裁统治，但引起会员们强烈的愤慨，促使先进会员纷纷退出联合会并转到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爱森纳赫派。

1870年7月19日爆发了普法战争，这可以说是施韦泽为俾斯麦效劳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参与沙文主义叫嚣，声称对法战争是为祖国、为德意志人民和社会主义而战。他在国会赞成军事拨款。9月2日普鲁士在色当大获全胜。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建立。俾斯麦最终完成了德国的统一，施韦泽对他来说已经完全没有用处。

德国的统一，俾斯麦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必然使德国工人朝着革命方向统一。德国工人运动两派的合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1871年3月3日举行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施韦泽落选; 3月24日，他宣布要辞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职位。1871年5月18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哈森克莱维尔为主席，哈赛尔曼为联合会机关报主编;施韦泽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统治时期从此结束。

施韦泽的政治生涯从此可悲地完结了，他重新开始从事剧本创作，他的剧本在柏林等地得到上演。

1875年7月28日，施韦泽病死于瑞士，除了家属之外，无人参加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