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缅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 1881—1969)，苏联元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前主席。
1881年2月4日，伏罗希洛夫诞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今顿涅茨克州)巴赫姆特克县维尔涅耶村的铁路工人家庭，童年饱尝了生活的困苦。1891年他在当地一所小学上学，两年后因家贫而失学。
1896年，他进入顿涅茨克—尤里耶夫卡冶金公司设在阿尔切夫斯克的一家工厂，先后作过文件保管员、抽水站的司机助手、电工车间钳工、铸铁车间起重机的司机助手。他在工余时间读了不少有关电工技术的书籍。当时俄国许多地方相继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1898年，伏罗希洛夫加入阿尔切夫斯克的第一个社会民主革命小组，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共产党宣言》。他还带领同车间的司机进行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被厂方解雇。此后，他在顿巴斯和俄罗斯南部为就业长年奔波，直至1903年才在卢甘斯克机车制造厂找到工作。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宣告成立，党内出现了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卢甘斯克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合并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卢甘斯克市委员会，领导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伏罗希洛夫于同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伏罗希洛夫被选入党的市委会。
1905年革命爆发后，伏罗希洛夫作为卢甘斯克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组织了机车制造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建立由他任主席的全市罢工领导机构——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它的发动下，卢甘斯克许多工厂的工人相继行动起来，举行全市总罢工，组织工人战斗队。伏罗希洛夫到附近农村支持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号召农民同工人联合，准备武装起义。
1906年4月，伏罗希洛夫出席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见列宁。同年，卢甘斯克和邻近地区的一些工厂相继成立工会，伏罗希洛夫被选为机车制造厂工会主席，担任秘密出版的《顿涅茨克钟声报》总编辑。
从1907到1914年的七年中，伏罗希洛夫多次被监禁和流放，但从不停止革命活动。他在1907年7月被捕后，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当年12月，他从流放地脱逃，由党派往巴库党委员会，负责组织石油工人工会。1908年9月，他在彼得堡再次被捕，又遭流放。他在流放地建立社会民主工党支部，组织政治流放犯举行集会，抗议沙皇当局在沃洛果达监狱和捷连士伊监狱残酷折磨被囚者。后来，他被关进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他两次组织同狱难友进行绝食斗争，反对狱吏的暴行。1912年7月，伏罗希洛夫第二次从流放地逃出，回到顿巴斯。1913年3月，他又被捕并被流放到彼尔姆省。
1914年3月，伏罗希洛夫结束流放生活，到察里津大炮厂做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伏罗希洛夫在工人消费合作社等公开团体的掩护下进行反战宣传，多次表示：“当发生反对地主和工厂主的战争时，我将拿起武器。”不久，他到彼得格勒，按照彼得格勒党委会的指示，在工人和士兵中进行反战宣传。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当时，守卫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的伊兹麦洛夫禁卫团奉命镇压起义工人。伏罗希洛夫到该团营房，说服士兵站在工人一边，并商定了起义计划，成功地发动该团士兵的起义。3月底，他受党中央派遣，回到卢甘斯克，被选为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主编《顿涅茨克无产者报》。在他的领导下，许多工厂建立了工人战斗队。4月他出席了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会议通过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会后，他在卢甘斯克党的会议上宣传列宁的“四月提纲”。他在《顿涅茨克无产者报》，在群众大会上，号召工人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7月，列宁提出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伏罗希洛夫出席在彼得格勒秘密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他回到卢甘斯克，成立了拯救革命委员会，组织赤卫军，控制了各重要机关。在市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压倒优势，他被选为市苏维埃主席。
十月革命胜利后，伏罗希洛夫来到彼得格勒，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他任彼得格勒市人民委员。12月，他取缔了帝俄在彼得格勒的行政长官办公机构，负责建立新机构来管理城市事务。他担任保卫彼得格勒委员会主席和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同捷尔任斯基一起，着手巩固首都的革命秩序。
1918—1920年，伏罗希洛夫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战斗中，屡建战功，是红军的著名将领。
1918年2月底，他被派往顿涅茨克，领导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3月，他参加保卫顿巴斯特别委员会，组织和领导第一支卢甘斯克社会主义游击队。在德军占领哈尔科夫后，这支游击队扩建为乌克兰第五军(又称伏罗希洛夫兵团)，伏罗希洛夫任军长。面对德军的进攻，他率部历经三个月的艰苦作战，冲破敌人的包围和截击，向察里津转移。
1918年夏，克拉斯诺夫白匪在德帝国主义指使和支持下，以其主力向察里津大举进攻。伏罗希洛夫是保卫察里津战斗的领导人之一。7月，他被任命为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察里津的城防工作。8月下旬，他组织察里津军民，在“宁死也不让出察里津”的口号下，经过顽强抵抗，打退白匪军的第一次进攻。9月中旬，他成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保卫察里津主力——第十军的司令。他动员工人踊跃参军，补充装备，并亲临前线，指挥部队抗击敌军进犯。10月中旬，打破了白匪军对察里津的包围。
1918年10—11月，奥匈和德国的占领军被赶出苏维埃俄国，乌克兰回到工农手中。1919年初，伏罗希洛夫任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哈尔科夫军区司令，领导部队粉碎了以格里戈里耶夫为首的哥萨克白匪军的叛乱。
在红军建设问题上，伏罗希洛夫一度持有错误观点。1919年3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属于“军事反对派”。该派提出一项军事问题提案，认为旧军事专家不可靠，反对在红军中把指挥职务交给军事专家，反对建立正规红军，维护游击习气。列宁高度评价了伏罗希洛夫在察里津保卫战中的功绩，也批评了他同其他“军事反对派”成员的错误。大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军事工作的决议。伏罗希洛夫表示放弃错误的主张。
1919年夏，英、法支持邓尼金白匪军，苏维埃俄国面临严重威胁。为集中军事力量打击敌人，乌克兰共和国各部队统一为新的军团。伏罗希洛夫先后任第十四军军长、十二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致力于保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保卫基辅，加强南方战线。
1919年11月，伏罗希洛夫同布琼尼一起创建第一骑兵军。布琼尼任司令，伏罗希洛夫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根据列宁的当面指示，伏罗希洛夫在骑兵军中建立坚强的政治领导，培养严格的军纪，克服游击习气。在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指挥下，骑兵军英勇善战，同步兵部队密切配合，当年底就基本上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接着又攻克罗斯托夫。1920年初，骑兵军乘胜追击，歼灭了在库班和北高加索的邓尼金白匪军。
1920年5月，伏罗希洛夫率第一骑兵军回到乌克兰，参加对入侵的波兰军队的战斗。第一骑兵军在突破波军防线后，击溃基辅一带的波军重兵，解放了被波军侵占的基辅和文尼察。10月，骑兵军奉命调到南方战线，参加对弗兰格尔白匪军的战斗。10月28日，它会同其他红军部队，经过七天激战，消灭弗兰格尔的主力部队10万人。11月初全歼敌军，解放克里米亚。
苏维埃俄国转入和平建设之初，伏罗希洛夫继续领导骑兵军清剿残匪。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受党中央指派，带领三分之一的代表去平定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他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21—1924年，伏罗希洛夫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东南局委员、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他依靠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支持民族自治。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23年党中央九月全会不顾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反对，决定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等领导人进入革命军事委员会。经党中央批准，1924年改组了红军中央领导机构。根据伏龙芝的建议，伏罗希洛夫调任莫斯科军区司令。以他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同军队政治机关联系的条例，由党中央批准实施。他在莫斯科军区按实战要求加强军事训练，不断提高部队军政素质。
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军职，伏龙芝任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担任他的副手。同年11月，伏龙芝逝世，伏罗希洛夫接任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直至1934年6月。在1925年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批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继续实施伏龙芝的军事改革，发展军事院校网，选派大批受过中等和高等专门教育的军人担任指挥员，实行一长制。他领导制定和签发了一系列条令和指令，支持新型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在伏罗希洛夫的主持下，苏联红军走上正规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三十年代，鉴于法西斯势力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伏罗希洛夫按照党中央指示，加紧训练苏联红军，改善装备，完善指挥系统。1934年6月，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改称国防人民委员部，伏罗希洛夫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11月，他同图哈切夫斯基等军队领导人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1938年3月，他还担任新成立的工农红军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他的指导下，军事工业迅速发展，坦克年产量从1931到1938年增加了两倍，空军、红海军以及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和其他技术兵种都充实了新装备，还建立了防空部队。1935年，他批准“纵深作战指令”，亲自检查各军区的进攻战演习。1939年，最高苏维埃根据他的报告通过了新的“全国义务兵役制法”。
伏罗希洛夫作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和英、法策划的慕尼黑阴谋及时作出反应。1938年9月德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时，他下令西部特别军区进入战备状态。
三十年代后期，伏罗希洛夫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支持了斯大林的肃反政策，图哈切夫斯基等红军著名将领被处死，损害了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他对肃反扩大化负有一定责任。
1940年5月，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防人民委员会主席，参与制定和实施发展军事工业的紧急措施和改善军队装备的决策。
卫国战争开始后，伏罗希洛夫一直是最高统帅部成员。1941年7、8月，他先后被任命为西北方面军总司令、列宁格勒前线司令，领导抗击德国“北方”集团军群。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他同日丹诺夫一起组织城市防御，发动全市60%的共产党员和70%的共青团员上前线，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在他领导下，摩尔曼斯克等地的红军也顶住了敌军的进攻。10月，他受命组建苏联战略预备部队，对庞大的预备队进行综合军事训练，保证整个前线部队不断得到补充和扩编。
1942年9月，伏罗希洛夫任游击运动总司令。他同敌占区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对袭击敌军交通线、基地和司令部等重大战斗计划作出决断。他领导的中央游击运动司令部建立了专门机构，培训了大批游击斗争组织者和众多的破坏活动小组。同年冬，他同朱可夫一起，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组织了列宁格勒、沃尔霍夫两个方面军的协同作战，最终打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1943年12月至1944年4月，他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统一指挥陆、海、空军组成的大兵团，解放了克里米亚。当红军把侵略者赶出苏联后，他参与制订了战争最后阶段的军事行动计划。
伏罗希洛夫参加了战时一些重大外交活动。1941年9月29日至10月1日，他参加苏、美、英三国代表的莫斯科会议，决定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行动。1943年11月至12月，他出席了苏、美、英三国领导人的德黑兰会议，并同美、英的代表进行军事会谈，敦促美、英军队尽快开辟第二战场。1945年2月，他任盟军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协助匈牙利人民清除法西斯残余势力。
1946年3月至1953年3月，伏罗希洛夫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参与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还兼任过部长会议文化局主席，主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1952年10月，伏罗希洛夫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年3月起，他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担任国家领导职务期间，他领导完善立法、加强法制，签发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规定了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设立各委员会，加强同各级苏维埃、政府部门的联系：增加了同各国议会的接触。他以苏联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了欧、亚许多国家。1957年4月至5月间，他对中国的访问，为增强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伏罗希洛夫被认为加入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集团”。他在1957年6月党中央全会上，承认自己犯了错误。1960年5月，伏罗希洛夫被解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担任主席团委员。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他再次被指控支持“反党集团”的活动，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1966年4月在苏共“二十三大”上重新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69年12月2日，伏罗希洛夫病逝，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