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苏书记
[唐]杜审言
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
关于“燕支山下莫经年”
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浅释》曰：“燕支山在今甘肃省山丹县东，是汉、唐时代国内各民族杂居的地方，也是苏书记要去任职的所在。汉大将霍去病大破匈奴，曾乘胜追击，越过燕支山千余里。燕支山一带，土地肥沃，水草茂盛，人民的生活较好，相传其地多生美女，所以匈奴在失去此山以后，有‘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民谣。燕支即红兰花。古人采其汁加入脂油，用作女子的化妆品，所以一般也写作燕脂或胭脂。这里是说，希望苏书记想到自己的每天都在怀念他的妻子，在取得胜利，完成任务以后，早点回家，不要为他乡美女所迷，乐而忘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按：《史记》卷一一GA996《匈奴列传》唐张守节《正义》曰：“《括地志》（按，唐李泰等撰）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慜惜乃如此。”又，唐司马贞《索隐》曰：“《西河旧事》云：山（按，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馀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浅释》所据，似即此二条。但原典是说祁连山“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并未言及燕支山“土地肥沃，水草茂盛”，释者似乎张冠李戴了。由此出发，释者又引申出燕支山一带“人民的生活较好，相传其地多生美女”的说法，而这两点也都是原典所难以容受的。匈奴为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特点是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祁连山也罢，燕支山也罢，都不过是他们游牧的场所而已，不好说谁是那里的“人民”。至于“相传其地多生美女”云云，则是对匈奴人歌“使我妇女无颜色”句意的误解。只消比对此歌的另一种版本“使我嫁妇无颜色”，即可知道，匈奴人歌的意思是说：失去了燕支山，便没有了作胭脂的原料；我们的女子抹不上胭脂，面容便不像过去那样红润美丽了呀！而绝不是说：失去了燕支山，便失去了生活在那一带的女子，以致我们匈奴再也没有美女了。
要之，释者说此二句“希望苏书记想到自己的每天都在怀念他的妻子，在取得胜利，完成任务以后，早点回家”，完全正确；而“在取得胜利，完成任务以后”云云，据原诗文字论之，虽属添油加醋，却也无伤大雅；惟“不要为他乡美女所迷，乐而忘返”云云，实为误读，不可信从。
宿昭应
[唐]顾况
武帝祈灵太一坛，新丰树色绕千官。岂知今夜长生殿，独闭山门月影寒。
关于此诗主旨
明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六《七言绝句》二注“昭应”曰：“《旧唐书》：天宝七载，改会昌为昭应，治温泉宫，属京兆。”又注“武帝”句曰：“《史记孝武纪》：亳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又注“新丰”曰：“《唐书地理志》：昭应县，本新丰，有宫在骊山下，贞观十八年置，咸丰（按：当作‘天宝’）二年始名温泉宫，天宝六载更温泉曰华清宫。”又注“长生殿”曰：“《雍录》：长生殿，斋殿也。有事于朝元阁，则斋沐于此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722页）又解此诗曰：“上联状昔日之豪华，下联见今日之寂寞。所以讥玄宗祈祷之无益也。”（第722—723页）
明周敬、周珽辑《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录宋胡次焱曰：“祈灵徼福，以觊不死，今独闭空山，唯有月影，仙安在哉？后之君人者睹此，则汗漫不经之说可以尽扫。规警之意寓于言外。”（转引自《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册，第1414页）
清黄生《唐诗摘钞》曰：“李约诗‘玉辇升天人已尽，故宫犹有树长生’，讽求仙不效，此地空有树名长生耳。此诗亦与同意，只用‘长生殿’隐隐寓讽，含意更深。”（同上）
清王士禛辑《唐人万首绝句选评》清宋顾乐评曰：“此刺求仙也。长生殿闭，求长生者安在哉！”（同上）
刘永济先生《唐人绝句精华》曰：“此诗讽求仙也。德宗服胡僧长生药，暴疾不救，其后宪宗复服方士柳泌金丹药死。诗借汉武求长生以讽时君，三四句讽意甚明。山门月寒，神仙安在，然则长生殿中人之梦可醒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按：此诗之所谓“武帝”，是借汉武帝以称唐玄宗。例同杜甫《兵车行》中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载：天宝三载十二月“甲寅，亲祀九宫贵神于东郊”。《新唐书》卷五《玄宗纪》载：天宝三载“十二月癸丑，祠九宫贵神于东郊”。《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一载：天宝三载，“术士苏嘉庆上言：‘遁甲术有九宫贵神，典司水旱。请立坛于东郊，祀以四孟月。’从之。礼在昊天上帝下，太清宫、太庙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元胡三省《注》曰：“九宫贵人，盖《易·乾凿度》所谓‘太一’也。”则顾诗“武帝祈灵太一坛”云云，即指此事。既然此神“典司水旱”，则祭祀的目的就与国计民生有关，而非祈祷君王一己之长生。说顾诗“借汉武求长生以讽时君”，恐怕不能成立。要之，国家祭典与帝王服丹药求长生是两码事，岂可混为一谈？国家祭典是任何一个封建朝代都要举行的，是制度化了的，一般来说，谁也不会或不敢持异议。
笔者以为，此诗前二句极力铺陈玄宗当年立坛祭祀太一的宏大排场，后二句着意渲染而今华清宫门闭月寒的凄凉景象，两相对比，今昔盛衰的感喟自在不言之中。论其主旨，不外乎是。
杜陵叟
[唐]白居易
伤农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馀。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关于“帝心恻隐知人弊”
王汝弼先生《白居易选集》注曰：“知人弊，知道官吏欺上压下的弊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
按：此诗中的“弊”，非指“弊端”，而是“困苦”的意思。宋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卷四《去声·十三祭》曰：“弊，困也。”“人弊”，即百姓的困苦。原先习作“民弊”，如《战国策》卷一四《楚策》一载张仪说楚王曰：“臣闻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于上。”又，汉荀悦《申鉴》卷二《时事》曰：“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时也。”又，《世说新语·规箴》载：“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馀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又，《梁书》卷七《太宗王皇后传》曰：“大宝元年九月，葬庄陵。先是，诏曰：‘简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为藏；东汉寿陵，流水而已。朕属值时艰，岁饥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营庄陵，务存约俭。’”又，《陈书》卷一四《衡阳献王昌传》载巴陵王萧沇等上表曰：“王琳逆命，逋诛岁久。今者连结犬羊，乘流纵衅。舟旗野阵，绵江蔽陆。兵疲民弊，杼轴用空。中外骚然，藩篱罔固。”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讳，“民”改用“人”，故曰“人弊”。岑参《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得霁字》诗曰：“兵马守西山，中国非得计。不知何代策，空使蜀人弊。”杨炎《诫刺史县令录事参军诏》曰：“敕旨：弛张刑政，兴化阜俗，使吏息贪污之迹，下无愁怨之声者，不惟良二千石，亦在郡主簿、县大夫，亲其教训，举其纲目，条察善恶，惠养困穷，方伯得以考其殿最。故汉置刺史，临课郡国；周制官刑，纠绳邦理：其义明矣。朕思举旧典以清时俗，频诏长吏，精择此官。如闻近日犹有奸滥，或未习政事，素无令闻，因依请托，尸旷禄位，邪枉附法，懦弱废官，人弊于下，怨归于上。”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五七《翰林制诰》四《答宗正卿李词等贺德音表》亦曰：“朕统承鸿绪，子育苍生。累岁有秋，今春不雨。在阴阳之数，虽有盈虚；为父子之心，敢忘恻隐？俾除人弊，以荡岁灾。卿等任重宗卿，恩连属籍。省兹陈贺，深见忠诚。”皆是其例，并可参看。
弹筝人
[唐]温庭筠
天宝年中事玉皇，曾将新曲教宁王。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
关于此诗写作缘起
刘永济先生《唐人绝句精华》：“弹筝人当系唐明皇宫伎，诗语系追忆昔时而生感叹，必弹筝人自述而诗人写以韵语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页）
按：众所周知，温庭筠是晚唐诗人。而“唐明皇宫伎”是盛唐艺人，与温庭筠时代悬隔，诗人似乎没有与她交集的可能。为了精确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做一番数学的演算。
“天宝”系唐玄宗年号，当公元742年至756年。为了尽可能迁就刘永济先生之说，我们对这位“弹筝人”的年龄取下限：假定她在天宝十四载（755）安氏之乱前夕方侍奉玄宗，时年仅十五岁。那么，她的生年亦当在开元二十九年（741）。
“宁王”是唐玄宗的长兄。《旧唐书》卷九五《睿宗诸子传·让皇帝宪》曰：“让皇帝宪本名成器，睿宗长子也。……开元……四年避昭成王后尊号，改名宪，封为宁王。……二十九年冬……十一月薨，时年六十三。”又，《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曰：“开元……二十八年冬，宪寝疾。……二十九年……十一月……辛未，太尉宁王宪薨，谥为让皇帝，葬于惠陵。”开元二十八年，当公元740年；开元二十九年，当公元741年。为了尽可能迁就刘永济先生之说，我们仍然对这位“弹筝人”的年龄取下限：假定她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冬宁王“寝疾”前夕方以“新曲”“教宁王”，时年亦仅十五岁。那么，她的生年还得向前推到开元十五年（726）。
至于温庭筠的生年，学术界则有宪宗元和七年（812，见夏承焘先生《温飞卿系年》）、德宗贞元十七年（801，见陈尚君先生《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等不同意见。这里，我们仍采用对刘永济先生说最为有利的意见，暂定温庭筠即生于801年，且尽可能对温庭筠作此诗时的年龄取上限，假定他在十五岁时就见到了这位“弹筝人”，则其时亦当为元和十年（815）。
如此算来，到元和十年（815），那“弹筝人”已满九十岁了。即便她真的这般高寿，试问，九十岁的老人，还有多大的可能性登场献艺？还有多大的可能性会被邀请了来登场献艺？倘若我们对于她生年及诗人与她邂逅之年的假定，两限皆取其中，那“弹筝人”岂不得活到一百二三十岁？
可见，此诗不可能是“弹筝人自述而诗人写以韵语”；而只能是文学虚构。也就是说，其实诗人温庭筠并没有遇到过什么“唐明皇宫伎”。中晚唐人好在诗里虚构一些安史之乱前前后后与唐玄宗、杨贵妃有关的人和事来抒发治乱兴亡的感慨，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