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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词

何谓词

“什么是词?”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讨论​‍‌‍​‍‌‍‌‍​‍​‍‌‍​‍‌‍​‍​‍‌‍​‍‌​‍​‍​‍‌‍​‍​‍​‍‌‍‌‍‌‍‌‍​‍‌‍​‍​​‍​‍​‍​‍​‍​‍​‍‌‍​‍‌‍​‍‌‍‌‍‌‍​。

《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也”;段注云:“词者文字形声之合也”,又云:“词者从司言,此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说文》之所谓词,明明是指文法上所谓词类之词,并不是解释诗词之词​‍‌‍​‍‌‍‌‍​‍​‍‌‍​‍‌‍​‍​‍‌‍​‍‌​‍​‍​‍‌‍​‍​‍​‍‌‍‌‍‌‍‌‍​‍‌‍​‍​​‍​‍​‍​‍​‍​‍​‍‌‍​‍‌‍​‍‌‍‌‍‌‍​。因为词体晚出,最初词的解释,只有造字本义。及词体成立,词的意义,已经不是本义词的解释;也只能从词的作品里去探讨,不能从《说文》的解释了。

《词源》跋云:“词与辞通用。”段氏《说文解字》注云“辞谓篇章也。”是辞即篇章之辞,这又不免过于笼统了。词是文学的一体,固然是成篇章的。但成篇章的,又何止词呢?散文小说都没有不成篇章的,辞之一字,并不足以表现词的特色。最好说词是歌辞;那末歌辞是不错的,然而歌辞两字,只能算是词的别名,表明词是“歌”的,并不能算词的定义。——况且词还不能概括歌辞,古诗、乐府、近体、绝句,也是歌辞呢。

从词的作品里观察词的意义,我们诚然可以明白词是什么了,可是却不能指出词在文体上的特性。换句话说:诗与词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王阮亭曾经告诉我们诗词曲的分界,他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刘公戢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叔原则云:‘今宵剩把银 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此诗与词之分疆也。”这未免说得太神秘了。还有几种说法,也都是先肯定了诗与词的分别,再从作法上、修辞上、叶韵上、体格上,或字句上,勉强下一个区别。这都是没意义的。老实说:无论在形式、在内容上,诗与词都没有明显的划界。先从歌词方面说。

方在晚唐五代,词即歌辞。故《花间》《尊前》诸集,无词名,凡属歌辞,均为选录,并不以长短句分别。我们若以歌辞为诗词之分,那末《花间集》里面正有许多诗体。例如《杨柳枝》:

宜春苑外最长条,闲袅春风伴舞腰。正是玉人肠断处,一渠春水赤栏桥。

馆娃宫外邺城西,远映征帆近拂堤。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芳草绿萋萋。

(《花间集》温庭筠词)

这是两首七言绝句。又如《纥那曲》《长相思》系五言绝句。《清平调》《竹枝》《小秦王》《阳关曲》《八拍蛮》《浪淘沙》《阿那曲》《鸡叫子》,均七言绝句。《瑞鹧鸪》系七言律诗。《款残红》系五言古诗。这些歌辞俱载《尊前集》《花间集》《草堂集》中。如其我们承认这些是词集,便不得不承认这些是词,然而却是诗的体裁。我们如何去区分诗词呢?

或者这么说,诗虽是歌辞,却是整齐的句子;词是长短句的歌辞,这是诗与词的不同。殊不知古乐府里面也有许多长短句的歌辞,例如《战城南》(汉铙歌):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它如《瑟调曲》的《东门行》《孤儿行》之类,都是长短句的歌辞,都是乐府诗,而不是词。

还有一说,谓词是倚声制辞,按谱填词。这种倚声填谱,便是词与诗的分野线,这种说法也是枉然的。我们说《花间》为词集之祖,而《花间集》的词便没有一定的调谱。同系一个调子,字句多殊,并非定体。而所谓按谱填词者,乃后人摹拟宋词的体格,并不发生文学上的意义,尤不足以表明词的特征。

凡此处处俱无法证明诗词之划界,实因诗词无区划之可能。据我看来,词就是诗。所谓词者,不过表明词在诗里面的一个特殊色彩而已。何谓词?答曰:

“词就是抒情诗​‍‌‍​‍‌‍‌‍​‍​‍‌‍​‍‌‍​‍​‍‌‍​‍‌​‍​‍​‍‌‍​‍​‍​‍‌‍‌‍‌‍‌‍​‍‌‍​‍​​‍​‍​‍​‍​‍​‍​‍‌‍​‍‌‍​‍‌‍‌‍‌‍​。”这怎么说呢?且分形体、内容与音乐三方面来解释:

(一)诗的形体,大都是整齐的,也有不整齐的。《三百篇》的诗,汉代的古乐府,六朝的吴曲歌谣,长短句,很多词的形体,也是一样有不整齐的长短句,有整齐的五言七言。虽然词的长短句多些,这却更适宜于抒情诗。例如《三百篇》的抒情诗,六朝歌曲里的抒情诗,大概都用长短句。因为形式太整齐,便过于板滞不活动了。这种曲线式的长短句,为最适宜于抒情诗的形体。

(二)从音节方面看,词不但论平仄,并且讲求五声。词押韵比诗更要严格,故词之音乐成分,只有比诗复杂;音节比诗更要响亮。音节与韵律容易在听觉骤增抒情的力量,易于引起情绪的波动,发生联想的感情,故音节在抒情诗里面至关重要。而词的音节,自然是适宜于抒情了。

(三)更从内容方面看,诗可以分为抒情诗、叙事诗、剧诗等类。词则仅限于抒情一体。我们试将词的作品分析归纳下,其描写的对象,总不外闺情、离别、伤怀、怅忆之范畴。如《花间》小令,务着艳语。南唐李后主,宋初柳永皆婉约为宗。虽然苏(轼)辛(弃疾)务为豪放,却号称别派,然亦未尝非抒情也。南宋词若《绝妙好词》所选,莫非言情之作。沈伯时云:

作词与作诗不同,纵是用花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如只直咏花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乐府指迷》)

李东琪云:“诗庄词媚,其体元别。”沈伯时又云:“词过片须要自序。”明明是咏花草,不可不入情意;明明是咏物,不可不归自叙。总结一句,即词不可不是抒情的。那末抒情词与抒情诗,有什么区别呢?如李后主的《虞美人》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又如《捣练子》一首: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这与王昌龄的《长信秋词》: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夜听南宫清漏长。

李白的《玉阶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这都是抒情的诗和抒情的词,除了字句的长短以外,哪里有划分为两种体裁之可能呢?王昶谓:“不知(词)者谓诗之变,而其实诗之正也”,此言得之。

本来中国文学的分类,只是照形式分,全不顾及内容及其他方面。故《国风》与《离骚》原均为诗,乃因篇幅之长短,别为诗赋。诗歌小变,又分为古诗、近体。五言即为五言诗,七言即为七言诗;四句为绝句,八句为律诗。这完全以形式为划界,只要形体稍变即别立一类的名目,并没有根本的差异。词之得名,也是由于诗的形式上,小有变改,遂另立词名,以别于诗。其实词不但是诗,与诗没有何等的差异,而且是形式更适宜于抒情,音节更响亮,内容更系情感的。可以说是诗中之诗——抒情诗。唐诗之变,只是形成抒情诗的一种形式,宋词之发达,不过表现抒情诗之单方面的发展而已。

可是,如其我们说词是抒情诗,不错,抒情诗三个字,的确是词的最好的定义。但这又偏于内容的界说了。为普通人明白词是什么起见,暂下一词的定义:“倚声填谱的歌词,谓之词。”词是歌辞,已无话说。现在于歌辞上加以“倚声的”,则《三百篇》、古乐府、五七言绝句都是以乐协辞的,不算是词了。又有“填谱的”,则宋以后的填词,也算词了。大概这个定义,“倚声填谱的歌辞谓之词,尽可以包括一般之所谓词了”。于是“何谓词”的答案,可由(一)词是抒情诗,(二)倚声填谱之歌辞谓之词,两项归纳得一个结论:

“何谓词?在形体上是音顿一定的,篇幅简短的;最长的词如《莺啼序》也不过二百四十字。在音节上是‘倚声的’,或是‘填谱的’;而内容的实质,是‘抒情的’,那便叫作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