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唐人岭南诗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此类诗歌数量众多，构成复杂，创作趋向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未可一律看待。这是因为，唐人来岭南的身份背景、方式途径本身就不一样，其居岭南的心态和创作也不同。据王雪玲《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统计，通过贬官、流放、刺郡、入幕、出使、流寓、过境等方式到过岭南的文人，数以千计。而岭南本地文人也有诗歌创作。作者身份不同，其诗的题材、主题、风格取向就不一样。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外地诗人，对其他作者关注不够，不利于研究的深化。本文
将唐人岭南诗区分为乡土作家、迁客流人、做官出使等三个类别，力图分辨出其间的不同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促进研究的深化。
一
（一） 唐人迁客诗的“怨”与“恋”及对岭南的漠视和丑化
诗人作为创作主体，受生活环境的限制，总是会去写他熟悉的生活。但受环境和心境的影响，再熟悉的生活也不见得都写进诗中。同一事物，只因诗人身份、处境不同，就可以有不同的主题取向和艺术表现。唐人岭南诗在这一点上就表现得相当显著。同样是写岭南，迁客流人笔下的岭南和乡土作家、做官出使者所写就有明显不同。迁客流人受谪放沉沦身世的影响，大率以怨与恋为基调。怨即怨恨被贬流放，恋即留恋京城家园和昔日荣华，主要意思可概括为“盼归”和“不乐”，盼归写盼望回到北方家园，不乐写不乐岭南居住，不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岭南总是作为北方的对立面而存在。对他来讲，深有感触的生活是贬官岭南而不是岭南风土，所以即使在岭南为官数年，照样对这里的风土熟视无睹。从李百药、宋之问到李绅、李德裕，莫不如此。其贬放期间所作诗文，对于岭南的表现始终停留在泛写层次，所述和岭南总是保持着疏离状态，对其贬苦却表现深入。这种诗歌并非真正的岭南诗，而是文人政治抒情诗、作者的内心独白。例如宋之问、沈佺期，各有流贬诗三十多首，近半数是写路途见闻感受，和岭南并无很大关系；另一小半是对岭南的正面表现，但也未真正深入，只是以离家、白云、洛浦、北望、衡阳、归雁、帝乡、赦书、雨露等象征性意象来表达瞻恋京华的主题。偶尔使用儋耳、雕题、鬼门、鲸鱼、椰子、藤花等词来泛咏岭南风物，感情浮泛，不仅和他人之作写法相近，风格雷同，而且自我重复。由于总是抱持着北方人的文化优胜心理和对南方的地域偏见，对岭南的可爱一面总是不愿意正视，更不赞美。经由这些唐人的反复渲染放大，岭南变成了可怕之地，载于两《唐书》《唐语林》等的韦执谊怕见《崖州图》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一现象。《旧唐书·韦执谊传》说，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命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贬，果往崖州，卒于贬所”。说得相当迷信，可见其对岭南的畏惧程度。受此影响，甚至一些并未贬官岭南的人也有类似作品。如元稹《送岭南崔侍御》：“蜃吐朝光楼隐隐，鳌吹细浪雨霏霏。毒龙蜕骨轰雷鼓，野象埋牙劚石矶。火布垢尘须火浣，木绵温软当绵衣。桄榔面碜槟榔涩，海气常昏海日微。蛟老变为妖妇女，舶来多卖假珠玑。”元稹并未到过岭南，他的岭南知识主要源自唐代岭南方志、小说杂著，加以个人耳目所接。由于秉持的是北人立场，他笔下的岭南，尽是一些不无歪曲鄙视意味的似是而非的情绪化表达，并不是真正的
。总之，由于岭南经济文化、自然环境
原因，故北人一到此地就不喜欢，觉得不宜居住。在这种心态作用下，纷纷渲染其环境恶劣，遍地毒物，夸大其可怕的一面，其诗情充满悲剧色彩。在这种心境作用下，作者日渐衰老，或竟死于此地。然而世人所作诗文，却都把北方文人贬死于此归因于岭南瘴毒，其实炎瘴只是客观因素，文人那种生不如死之感才是真正的诱因。
（二） 做官出使过境者之诗对岭南的平视和泛览
外来士人固然是唐代岭南诗歌创作的主力，然而绝非全部。前引王雪玲统计的结果，唐代赴岭南的士人有1248人，其中文人381人，占总数的29.6%。自流贬而来的152人，占岭南流动士人总数的11.2%，流动文人总数的38.8%。这意味着在唐代，还有上千个非流贬的外地文人到过岭南，他们在唐五代来岭南的士人中仍占多数。只是流贬者名气大，地位高，所作诗文容易引人注目。与左降官和流人不同，到岭南做官、入幕的作家，由于不曾受到贬官流放的打击，不是朝廷政治犯，没有这样的身份背景，便不受贬官因素影响，没有压抑心境，所作诗文，自然就不会有悲苦情思和怨愤格调，能够如实再现生活，摒弃了流贬诗中惯见的夸张、丑化，能够取信后世。但由于都是外地人，对岭南也谈不上深厚感情，所以其岭南诗往往缺少思想和情感深度，所赋难以尽情表现作者性灵，顶多只是岭南风景的多重组合。所持心态既非仰视，亦非贬低，而是平视，看不出明显的褒贬。其中岭南东道节度使有杨於陵、徐申，幕僚有韋词、李翱，客游过路者有李群玉，朝廷使官有许浑、徐铉等。这些人在岭南任职期间所写诗篇，就没有一篇是怨恨、丑化和漠视基调的，但也很难找到充满赞美和喜爱的作品。例如李群玉，大中末自湖湘客游岭南，逗留年余，未能入幕而返。今《全唐诗》李群玉集中就有多首客游写景诗，皆写广州一带景物。例如《登蒲涧寺后二岩三首》《中秋越台看月》。前二首写广州蒲涧寺边山岩景色，第三首写越王台中秋节赏月，一副淡定心态，尽管流于平面铺叙，但至少没有那种过度的情绪化表达，笔下的景物都是真实的。由于他到岭南，身份是客游，而非入幕，更非流贬、做官，主要是过路和寓居
，故所赋以纪游为主，是从一个过路者的角度来切入的。
但由于留心观察，所作诗文能抓住岭南的地域特点。其他作品如许浑《闻韶州李相公移拜郴州因寄》、徐铉《清明日清远峡作》，都是这种风格，与李群玉写法、风格相近。外地作家的岭南西道诗主要出自李商隐之手，作于大中元年供职桂林使幕期间，作年和李群玉相去不远，写法
亦相近。由于李商隐的诗歌艺术要高出不少，故还留有佳作。例如《桂林路中作》，
文字洗练，笔触生动，
被视为摹写桂林风景的名篇。像这样的诗作，照样可以视为地域文学名篇，并不因为作者是以流寓身份就有所稍减，可见这差别的背后，关键原因还是作者前来岭南的社会背景和身份地位，它们影响着创作心态和艺术表现。在这种去除了心理阴影和主观情绪的创作背景下，诗人的心态就会由不乐、厌弃变成平心静气的审美欣赏，作品就能做到如实反映，外来的过路者
变成异乡风土人情的发现者，笔下的意象、境界会含有审美意识，
显现出景物自身的审美价值。
（三） 岭南乡土作家对故乡的热爱和夸赞
与迁客流人创作取向相反的是岭南本土诗人。
据左鹏《唐代岭南流动文人的数量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期）统计，有31人，与南迁者多达234人相比，
比例接近一比七。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张九龄，被公认为岭南文学之祖。现存的200余首诗中，咏及岭南的有近50首。与贬官诗不同，张九龄的岭南诗有明确的乡邦意识，对岭南的态度不同于外地诗人。同一个地方，一个被写成既远且恶，不是人境；一个却山川明秀，风物宜人。哪个更真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的本土作家诗作，具有独特的地域属性，能够在唐代岭南文学的主流——贬谪文学的夹缝中谋得空间。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依然是作者身份和创作心态。张氏是岭南人，故无论在岭南所作还是客居外地依靠回忆所作，都能直面岭南，用自己的乡土观念、依恋心态去塑造地域文学形象。由于作者的政治家身份和眼光见地，有时所写还超越了乡土本身，能够表现时代氛围，具有可接受的普遍性。个人成长经历、青少年时代的岭南生活经验，加上成年以来出仕异地的历练，使得他们的诗歌呈现出非北非南、兼容众体的复杂面貌，即既不是足不出境者那样浓厚的乡土风味，也不是异乡客所持的那种异样眼光。这就如同1930—1940年代寓居京沪的乡土作家，既熟悉京沪，又因流寓异乡而常怀故土，然而在现实中又不能回家，于是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一个恋乡怀土的精神家园。张九龄也是如此，他既熟悉长安、洛阳，又熟悉岭南风土，写起京洛来如话家常，写起故乡来更没有距离，带有足够的关爱，代表了唐代岭南本土文学中切近现实的一面。立意和主题方面，关注的主要是光明面，对其负面揭示很少。艺术风格属于抒情型，特色是对乡村山水作细致描摹和诗意表达，自然美、人情美融合，较有感染力。与张九龄类似的还有岭南西道诗人曹邺、曹唐。二人都是桂林人，早年以科举及第，踏入北方社会谋求仕进。主要生活于晚唐前期，
虽然诗歌
较少涉及故乡，偶尔作诗送友南游岭表，却没有一首是带鄙视和不喜意味的，都以深情怀想为基调，与北人所作在感情和风格上有天壤之别。这二人的例子再次说明作者立场、创作心态对于诗歌主题和风格确立的重要性。
二
以上所述不过是一般面相，但实际上所说的三类作者、三种情况并不适合于每个作者，不同作者仍有不同表现，有必要作针对性分析，使
持论更切实际。比如第二种情况“做官出使过境者之诗对岭南的平视和泛览”，就并不适于全体，而只能是少数。唐代到过岭南且非贬谪的何其多也，但真正做到了平视的也不多见，许浑、李群玉、李商隐算是其中做得好的，其余多数要么不写诗，要么无诗留存，真正有诗且持平视态度的不超过十人。第三种情况“岭南乡土作家对故乡的热爱和夸赞”表现突出的也只有张九龄，其弟张九皋、侄孙张仲方就不是这样，曹邺等也不是这样。曹邺甚至羞言自己是岭南人。同是韶州人，翁源邵谒在《全唐诗》中亦有诗一卷，提到故乡的只有两首，其余都是写外地，写自己，看不出他对故乡韶关含有多深的感情。广州人郑愚咸通中官至岭南东道节使，亦号岭南名人，但在《全唐诗》中却只存诗二首，研究无从下手。第一种情况“唐人迁客诗对岭南的漠视和丑化”差别更大，情况更复杂。
为了说明问题，可以韩愈和刘禹锡为例做比较。韩愈贞元十九年春贬阳山县令，刘禹锡元和十年贬连州刺史，两人贬官年代相近，地点相同，写作对象都是连州，但诗的内容和风格迥异。刘禹锡到连州时，已在朗州贬官十年，迫切希望结束贬谪，重获起用，但朝廷仍出其为远州刺史。而韩愈却是初次贬官，且在连州不过年余即量移江陵。照理说，刘禹锡应当怨望更深。但实况正好相反，刘在连州作有《莫徭歌》《插田歌》《海阳十咏》等，对连州风俗民情、地域景观做了多方面描述，其二十多首连州诗，并没有很浓的怨望情绪，贬官对他的连州诗并无深刻影响，诗风平和中正，写作态度客观，能够看到连州作为岭南州郡的可爱一面。《海阳湖别浩初师》对连州海阳湖的迷人景色做了传神写照，开篇就称之为“殊境”，完全是歌颂态度。《送曹璩归越中旧隐》云：“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这种赞美口气，韩愈诗中一句也没有，其他唐代岭南迁客诗中也极少见。韩愈初到连州，对这里
很不喜欢，作诗多持否定态度。《县斋有怀》等诗，对连州的山水井泉、风雷雾气做扭曲变形的表现。诗中还直言自己对连州“憎嫌”的态度。而他在结束了连州之贬，北归量移途中所作的十多首诗，态度却来了个大转弯，唐人诗中远恶的郴州、衡州，这时在他笔下竟变得十分可爱。回长安后所作《送桂州严大夫》更云：“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把到桂林做官说成是“远胜登仙”，桂林的景色之丽、地貌之奇、物产之异、人情之美，都有概括。同一个韩愈，写同一地，差别却如此之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此诗时已是长庆二年，几经蹉跌之后，心态已趋淡定。作此诗时已为朝廷高官，远离岭南，事隔十多年后，当日“闻犹恶”的丑地在现在的他看来，已经变得令人遥想，可怕一面则因远离当地，对诗人生活和心态构不成影响而逐渐淡漠，不再提及。由上可知，
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与作者的身份心态、气质个性、人生观念、创作方法都有关。在台阁则言台阁，在山林则言山林，作者的生存环境和社会身份固然决定了他的处世心态和写作态度，而气质个性也能影响到作品风格。刘禹锡性格豁达，性情倔强，遇到逆境想得开，虽然外贬二十多年，但并不以贬谪为意。到连州后，能深入了解百姓生活和地方风俗，甚至出游山水，发现美丽，散发忧心，并对其作忠实记录，使得千余年后的读者还能了解到中唐连州人民打猎、捕鱼、插田等生活实况。韩愈则不然，他性情忿激，急于功利。被贬后受到强烈刺激，难免把心中怨愤倾泻到当地事物上，因此才有其岭南诗对当地风土的情绪化再现，究其实际，只不过是个放大了的心影。这说明，对于一个本来很美的客观景物，要做到传神写照，首先就要摒弃功利化的立场和态度，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真正的审美判断。过于切近现实，他的判断就是带有社會政治背景的，不是审美判断，而是道德政治判断和现实生活价值判断。流贬者到岭南后，考虑得较多的是个人利益，难免把个人得失的考量投射到客观事物上。在这种目的性视野下，
美好的事物也往往失去其本来面目。只有远离了当下，笔下事物成为审美客体之时，才会有客观如实的再现。
唐人岭南诗内容风格上的差异性，说明了地域文学作品内涵和风格上的复杂性，表明对待地域文学作品，不能一刀切，先定性地认为出身决定立场，身份决定心态，而应注意到创作背景和成因上的差异性。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多样的，不仅作者的社会构成多层次，而且文学也是多样化的，要审美地体现特定条件下的审美客体，必然要联系到作者创作所处的特定背景及心态。受不同的主客观原因影响，作品体现的善恶美丑判断，有时是理性的准确的，有时又是非理性的偏执的。多数情况下文学是无功利的，但有时审美性也会让位于现实性，这样就构成了文学作品内涵和风格上的多层次性。认识到唐人三类岭南诗内部的多样性及成因上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岭南文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38 ）子课题“中古文学制度研究”成果；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Y目“馆阁制度与北朝文学研究”（编号16K033）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