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的结构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千古传诵、人们耳熟能详的名作。据传欧阳修曾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一篇而已”（《东坡志林》），同时的著名文人宋庠又曾说这篇作品是“南北文章之绝唱”（晁说之《答李持国先辈书》）。古代无数才智之士身世坎，怨愤抑郁，不平则鸣，或抒怀，或刺世，写出许多发愤以述情的文字。而陶渊明这篇格调和写法特殊。文章的《序》里说，他本来“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缸无储粟”；又说自己好酒，居官可得“公田之利”，由于得到叔叔陶夔的关照，“见用为小邑”（柴桑令）。但只居官八十多天，就决绝地辞官回乡种地去了。文中表现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孤傲品格，对于名闻利禄的淡泊，又能够以平和简淡文字出之，确是古今绝少人能够企及的。可以拿屈原的《离骚》作对比（这种对比当然没有评论二人作品高下的意思，实际也不能、不必评论二者的高下）。屈原赋《离骚》，“骚”者，牢骚也，牢愁也。而用现在的话说，屈原终究是“体制内”的人，所以他抒写离愁怨思，是意在“以讽谏君”，还是“冀君觉悟”（王逸《离骚序》）。他后来自投汨罗，以死明志，也是表明忠君报国之志。可是陶渊明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乱世弊政是绝望了，视官位如敝屣，干脆弃之而去。这种风范，这种态度，感动了后世无数身处乱世的有良知的文人士大夫。即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能追踪他，但却不能不赞叹之，向往之，从中受到教育，得到警醒。

但关于这篇作品的结构，却有不同看法。文章由说明“归去”缘由的“序”和抒写回乡之情的“辞”两部分组成。前面已经介绍《序》里所述“归去”缘由，结尾处明确记载写作时间：“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乙巳岁”是义熙五年，公元405年。接着正文的《辞》开始是：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照应了前面表明的“归去来”的文章主旨。接着描写首途景象：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然后，转而描写到家情形：“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以下是大段铺叙，写乡居的闲适、乡间的风景、亲朋亲切来往、新春农事的喜悦等等。之后是点题的议论：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这番感慨照应开头，加深了《序》里所述“归去来”的主题。

可是细看文章思路，本来《序》里明确说文章写于弃官而去的“乙巳岁十一月”，时令是初冬，而《辞》里却从还乡写到春耕。这里显然存在矛盾。因此逯钦立在所校注的《陶渊明集》确定《归去来辞》写于“归来”之后的第二年的春耕以后。他在该书附录的《年谱》里提出根据：“辞云：‘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知为春以后作。”但是元代著名文人王若虚则另有看法。与他同一时期的另一位文人刘祁记载王若虚主张《归去来兮辞》的结构本是“前想象，后直述，不相恈”。王若虚在他的《文辨》里也曾具体说明：

凡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乱也。《归去来辞》，将归而赋耳。既归之事，当想而言之。今自问途而下，皆追录之语，其于畦径，无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总结而为断也，不宜更及“耘耔”“啸咏”之事。（《滹南遗老集》卷三四《文辨》）

实际这是认为《归去来兮辞》结构混乱，把“既归”的已然事和“想当然”的未然事夹叙在回归路途的描写当中；而结尾处的总括论断，更不当涉及回乡后的“耘耔”“啸咏”之事。因此，如是结构，就使得文思“窒碍”了。

应当说，王若虚把文章中间大段回乡后的描写看做“遥想而言之”，是合乎作者本来思路的。钱钟书《管锥编》里记述周振甫和他本人的看法：

周君振甫曰：“《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录’、‘直述’，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乎西畴’、‘或植杖以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本文自“舟遥遥以轻扬”至“亦崎岖而经邱”一节，叙启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诸况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求之于古，则《诗·东山》第三章写征人尚未抵家，而意中已有“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等情状，笔法庶几相类。

这是说《归去来兮辞》大幅抒写“归前之想象”，而且写得“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是一种写作技巧，并非是结构的缺陷，正如《诗经·东山》篇一样。陶渊明这篇文章是使用想象手法，构思中“虚”与“实”巧妙结合起来，而且两者过渡了无痕迹，抒写出对于”归去来“的欢愉与期待，是一种结构技巧。附带说一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本是怪异之谈，同样是虚拟之辞。这种用”虚“的写作方法被陶渊明成功地运用，显示古典散文艺术发展轨迹的一端。这就是本文拟讨论的。

文有“虚”“实”

日本著名中国学家吉川幸次郎曾指出：

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两大特长。（《中国文学论》）

吉川讲的应当是指历史上的“正统”文学体裁的诗文，后起的小说、戏曲显然不符合这样的论断。他这段话概括中国诗文的两个特长，也可以说是特征，是独具只眼的。又所谓“重视非虚构”，当然并不是没有“虚构”。另一方面，诗文的“虚”与“实”又是发展变化的。按袁宏道的说法：

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宋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雪涛阁集序》）

这里分别论“诗”与“文”的“虚”和“实”。诗的情形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他说晋宋以后，作文有“架空而言”，“文之体已不能实矣”，则确乎指出了晋宋以后散文写作用“虚”逐渐发展的趋势。上面说的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正是一例。明人李邺嗣又说过：

盖文自东汉而后，作者俱用实，而退之独用虚。（《王无畍先生七十序》）

李邺嗣又特别提出韩愈，说他造成了作文由“实”而”虚“的转变。这显然夸大了韩愈一个人的力量。但韩愈作为唐文的代表，对于推进“用虚”这一转变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当补充说明，这里讲的作文的“虚”与“实”，是指行文构思说的。不是讲修辞手法。修辞方法，如比喻、象征、夸张等等，在先秦各体文字里都“古已有之”，与作品整体构思的“虚”“实”是两码事。下面用一个典型的纪实文体做例子，来说明作文如何用“虚”，如何发展了作文用“虚”的艺术。

明人吴讷编《文章辨体》，分五十九种文体选录文章。这部书选文价值不大，但文体分类详密，特别是在每类选文前加上一段论说性质的叙，讨论该文体的发展、特征并举出例子，颇有价值。后人把这些叙汇集成一本书，就是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丛书”一种的《文章辨体序说》（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合为一册）。关于“记”这种文体，其中说：

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为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学者以是求之，则必有以得之矣。

这里所讲“记”这种文体的“正”与“变”即和本文讨论的写作方法的“虚”与“实”有密切关联，又和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有相当大的关系。下面举出宋人的几篇著名的“记”做例子。这已是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古代散文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

先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符合上面吴讷的说法，记营建，首先“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欧阳修这样写：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这是写醉翁亭创建，一步步由远及近，首先确定其位置；然后写谁是创建者，谁是命名者；归结到命名的意义。这全然是写实的。接下来三段描写，一段写醉翁亭的四时景致：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一段写在亭的怡乐，以“滁人游”做陪衬，主要写“太守”“醉翁”即作者自己在亭饮宴的欢愉情形：

至于负者歌于涂，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最后一段是吴讷所说的“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荫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因为支持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被罪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次年建醉翁亭。作者在亭寄情饮宴，欣赏风景，抒写无妄被罪之后悠游自得的情怀，流露进退荣辱不萦于怀的潇洒。这篇文章写法上历来被人赞赏的运用语气词“也”贯穿通篇。费衮《梁溪漫志》评论说：

文字中用语助太多，或令文气卑弱……然后之文人，多因难以见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有助语……其后欧阳公作《醉翁亭记》继之，又特尽纡徐不迫之态。二公固以为游戏，然非大手笔不能也。（《梁溪漫志》）

从文章内容看，则完全合乎吴讷所说“记”的“正体”，其构思方式也是地地道道地写“实”的。如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里评论说：

文中之画。昔人读此文，谓如游幽泉邃石，入一层，才见一层。路不穷，兴亦不穷。读已，令人神骨翛然长往矣。此时文章中洞天也。

所谓“文中之画”，是称赞作者一笔一笔地描绘出让读者身临其境的画面。这是写“实”的功夫和效果。

再看另外两篇“记”，同样都是记楼台的。

王禹偁（954—1001）于咸平元年（998）因为预修《太宗实录》直言无忌得罪，罢知制诰，被贬出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市），次年作《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文章立意与《醉翁亭记》大体相同，也是通过记叙楼台风景来抒写贬谪中悠游放达的怀抱而隐含获谴的不平的。但写法与欧阳修的步步写实不同。开头写作楼用竹，呼应题目“小竹楼”：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

接着简单地写筑楼原委：“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榛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然后主要描绘休憩楼上的风光：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黙坐，销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这一段描写的种种景致全然是“小楼”主人即作者借以抒发情怀的想象，即是虚拟的。最后举出四个著名古代楼台的典故：唐曹恭王建齐云楼，三国东吴建落星楼，汉武帝建井干楼，三国魏曹操建丽谯楼，拿这些和小竹楼相比，表明古代这些帝王贵胄所建不同，乃是“骚人之事”，点出抒写牢愁的用意。接着联想到自己屡经贬斥的坎坷不平生涯：

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

这是呼应文章开头筑楼用竹来抒写感慨。所谓“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指至道元年乙未（995）因为议论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葬礼事，被罢免翰林学士等职，出知滁州；次年丙申改知扬州，再次年丁酉被召还朝，担任刑部郎中、知制诰（“西掖”即中书省，刑部为其所属）；最后咸平元年己亥来到黄州。简单地点出这短短四年间屡遭贬谪的经历，牢骚不平意在言外。这样，文章题目是“小竹楼”，但并没有描绘竹楼，立意也不在建楼或享受楼台的乐趣。这是“虚”写。

再看和黄州有关的另一篇，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元丰二年（1079），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贬官黄州，名义是团练副使。大约过了三年，友人张孟德（偓佺）也贬到黄州，在所居西南长江边上建亭。苏轼命亭曰“快哉”，有词《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作》，中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句。当年“乌台”案发，苏辙受兄长牵连，贬监筠州（今江西高安市）酒税。他随兄长之后，元丰三年五月末赴贬所，途经黄州，顺便送苏轼家小，小住之后就离开了。黄州与筠州相距不算远，兄弟二人书信往还、诗词酬唱密切。快哉亭成，苏轼托苏辙作记。亭本是苏轼来黄后建的，苏辙不可能见到。所以他来作记，只能凭空“虚”写。文章两段。第一段：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倐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这是写亭所处形势和建亭与命名，连带写到附近黄州赤壁形胜，都是想象的风光。至于所述赤壁，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一句表明的，不能落实为“赤壁之战”的赤壁（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在“嘉鱼赤壁”），只是发抒感慨的“借景”。这一段写景，还算有点“实”的内容。第二段则全然是议论了：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这一段议论，先是用《文选》里宋玉《风赋》典，说居上位者和一般人对事物感受不同；然后一转，说感受决定于内心取向，进而赞扬贬谪中的张姓朋友能够不计得失，放情山水；接着再一转，说“骚人、思士”遇到良辰美景更会“悲伤憔悴而不能胜”，对友人遭遇表示同情，也是抒写自己对世事的不平。这篇文章根本没有写快哉亭，苏辙也根本没见过这座亭子。

上面三篇文章，内容都是记亭台之盛，都是借楼台抒发感慨，但写法有“虚”“实”的不同。三篇都出自大手笔，写来无论用“虚”还是纪“实”，都从容自得，都作出了好文章。不过从散文发展角度讲，用“虚”则有另外的意义，后面再加说明。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