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研究中古文学与文论的重要文献，可惜原书散佚，只能通过后人的辑补，略窥其貌。其中有一段辨析五、七言诗体的，很具有理论价值，今人频频引述，作为立论的依据。然而今人引述的这段文字是有讹误的。以讹传讹，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需要重新给予校核。
今人常依据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引述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这样一段文字：
（1） 《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2） 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3） 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4） 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序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严可均此书主要是取材于明梅鼎祚的《文纪》和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曾旁采了梅鼎祚的《文纪》，现查上引挚虞《文章流别论》的这一段文字，也赫然存在于张、梅二书中，文字相同，可见是大家相互转抄，而其始作俑者是万历间的梅鼎祚。梅鼎祚《西晋文纪》卷十三辑录了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并注：“以上见《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严可均抄录自梅书，注其原始出处为《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但并没有核校原文。
其实，《艺文类聚》卷五十六的原文并非如此，查《宋本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印）卷五十六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曰：
（1） 《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
（2） 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3） 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4） 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言。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梅鼎祚、张溥、严可均等书所谓五言、七言“于俳谐倡乐世用之”的字样都不见于《艺文类聚》。那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摘自《太平御览》，并发生了拼接的讹误。《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引《文章流别论》曰：
（1） “诗言志，歌永言。”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3） 古诗之四言者，“振鹭于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是也，乐府亦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浻酌彼行潦浥此注兹”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声成为节。
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发现，梅鼎祚、张溥、严可均所引的挚虞《文章流别论》这段文字，是把《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中的两段文字剪断拼接起来的。（1）（2）（4）句取自《艺文类聚》，而（3）句则取自《太平御览》，并删去重复部分，构成了梅氏的（1）（2）（3）（4）句段，在这个剪接拼凑的过程中，不仅略作文字的调整，还把本来是论七言的“于俳谐倡乐世用之”几字重复误植于“五言”之下，于是就变成了“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其实按照《太平御览》，五言是“乐府亦用之”，七言才是“于俳谐倡乐世用之”。《文章流别论》这一段文字正确的拼接应该是：
《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是也，乐府亦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梅鼎祚的这个拼接错误，后来产生了广泛的不良影响，张溥和严可均都承袭其误，今人编撰的《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之类著作甚至包括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等，都依据严可均的辑本而发生讹误；唯杨明先生编撰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魏晋南北朝”部分选录《文章流别论》分别采自《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而不是梅、张、严的拼接本。这才是忠实审慎的治学态度。许多学者的论文也是建立在“五言者……于俳谐倡乐多用之”的基础上而进一步做出错误的推论，得出“五言诗在魏晋之际仍多用于俗乐歌词”“挚虞将五言诗划入游戏之作，认为五言诗是俗”之类的结论。
从文学史上来看，五言诗虽然不像四言体那么雅正，但是在汉末魏晋时，它越来越得到文人的喜爱，逐渐代替四言，成为文人抒写情志的主要诗体样式。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就称赞刘桢“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刘桢《公宴诗》《赠五官中郎将诗》等五言诗都是在非常庄重的场合为尊敬的君主而作的，绝不是“于俳谐倡乐多用之”。我们读汉末曹魏时的五言诗，公宴赠答，从军纪行，皆是志深而笔长的文人咏怀写志之作，根本得不出“于俳谐倡乐多用之”的印象。当时的文人乐府诗也普遍采用五言的形式，恰是符合挚虞所谓“乐府亦用之”的论断。就挚虞存世的诗作来看，以四言为主，有五言残篇《逸骥诗》四句，曰：“逸骥无镳辔，腾陆从长川。剪落就羁靮，飞轩蹑云烟。”抒写摆脱羁绊、绝尘远奔的志向，显然也不是“俳谐倡乐”的格调。可见，魏晋的五言诗创作实际，也不是“于俳谐倡乐多用之”。
“于俳谐倡乐多用之”一语用于汉魏晋的七言体，倒是恰当的。翻阅史书，汉魏时诸如“古人欲达劝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死诸葛走生仲达”之类的七言体童谣、俗谚时或可见。当时流行的民间故事中也有七言歌词，如《拾遗记》载汉昭帝使宫人为《淋池歌》，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挥纤手兮折芰荷，凉风凄凄扬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云多。”这正“于俳谐倡乐多用之”的实情。这些七言体的俳谐倡乐刚刚兴起时，是为文士所轻视的，除了挚虞外，如傅玄《拟四愁诗序》云：“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视七言诗为“体小而俗”，显然有轻视的意思。刘宋初的鲍照创作不少七言体，但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批评其“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直到唐代，据孟棨《本事诗》载，李白还说过：“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束于声调俳优”指称的就是七言，其意思与挚虞所谓“于俳谐倡乐多用之”是相近的。所以，结合文学史实来看，挚虞所言应该是“五言者……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于俳谐倡乐世用之”，而非五、七言都是于俳谐倡乐世用之。
这虽然是一则材料的辨析，但是从中可知文献考据对于文学与文论研究之重要。清人治学，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相结合。义理是核心，但是应该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将一则则材料的本来面目考核正确了，真实含义阐释准确了，然后提出义理论断，才是立论稳固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