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教授是当代西方汉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也是北美汉学家中唐代小说与史传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其代表作《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英译《史记》（已出版五卷）、《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等，不仅奠定了他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也引起了中国文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相较于普遍较重视文学背景研究的中国学者，倪教授同其他的海外汉学家一样，更加擅长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本身进行细致解读。且较为难得的是，倪教授在运用西方理论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法，并且将二者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在唐代传记与小说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同时也将这种兼容中西的方法沿用到了他的唐代诗歌研究中。这一点在倪教授近期的《过去与现在：对杜甫诗歌的个人解读》（原文为倪教授2013年4月19日在英国伦敦SOAS所做的演讲“Past and Present： A Personal Reading of Du Fu”，中文版由蔡亚平翻译，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一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篇文章中，倪教授将西方接受美学、阅读现象学、读者反应理论、互文文本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文献考据法相结合，对杜甫“现在的读者”与“过去的读者”的阅读接受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且以“马”这一意象作为切入点，通过典故考索与文本分析，对《江汉》等数首与“马”相关的杜诗进行了深入解读。整体而言，全文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较为新颖，“第二重意义”“精神文库”等概念的提出颇具启发性，而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也使整篇文章较好地避免了海外汉学家在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时常见的胶柱鼓瑟、削足适履等缺点。然而细读全文，其中似仍然存在着对文献疏于考辨、逻辑论证不够严密等不足之处，尚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拟针对文中个别问题做出一些检讨与回应。
首先，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杜甫过去的读者”一节中，倪教授引用车淑珊（Susan Cherniack）的观点，称黄庭坚对“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感受“似乎部分受到宋人对前代作品记忆的衰退的影响，这种衰退是11世纪印刷业迅速发展造成的结果”。按车淑珊这一观点见于其《中国宋代书籍文化与文本传播》〔“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u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94（54）〕一文，相关内容（原文第48—51页）大意为：由于宋代印刷术的进步，书籍变得更加易得，人们不再需要像此前一样主要依靠记诵和誊抄来获取书籍。而这使得宋人读书不再如前人那样细致认真，并且对记诵前代典籍这一优良的阅读传统产生了消极影响。文中，车淑珊还引用了一段朱熹的言论以为佐证：
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简，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盖古人无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于讲诵者，也是都背得。然后从师受学。如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那时书犹自难得。晁以道尝欲得《公》、《谷》传，遍求无之，后得一本，方传写得。今人连写也自厌烦了，所以读书苟简。（《朱子语类》卷十）
车淑珊的推论虽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按朱熹这一段话原是针对当时学者贪多广阅的弊病而发，语气中带有十分明显的主观上的不满与嘲讽意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确乎存在的不良学术风气，但援此作为“宋人由于书籍易得而不再愿意记诵前代作品”的证据，显然并不十分合适。首先，宋代印刷术的进步的确促使了刻本的大量出现，再加上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使得宋代书籍的数量明显多于前代，并且更为易得。然而在刻本流行的同时，誊抄这一简便易行且成本低廉的书籍获取方式实际上在宋代依然存在，而且一直到明清时期，传抄誊写依然是书籍流通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其次，强调学问和功力是整个宋代的学术风气，虽然确实存在一些学者因读书贪多求广以致博而不精的现象，但记诵前代经典这一良好的阅读习惯在宋代并未断绝。翻检《宋史》，有关宋人博闻强记的例证俯拾即是：
（郎简）幼孤贫，借书录之，多至成诵。（《郎简传》）
（黄庭坚）幼警悟，读书数过辄成诵。舅李常过其家，取架上书问之，无不通，常惊，以为一日千里。（《黄庭坚传》）
（陈抟）及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悉无遗忘，颇以诗名。（《陈抟传》）
凡此种种，不遑备举。可见对于宋人来说，记诵前代经典作品的阅读习惯并没有衰退。至于足以代表有宋一代文学最高成就的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更是无不以学富五车、博闻强记而著名。而宋诗“学问化”的发展倾向，也正是在宋人对前代典籍熟知牢记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因此，车淑珊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宋代史实，更不足以证明“宋人对前代作品记忆的衰退”。倪教授对此未予详细考辨便加以引用，并在其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推导论证，以误证误，或有失于严谨。
其次，在论述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人对杜诗及杜甫“精神文库”的接受情况时，倪教授称唐代诗人“致力于记忆留传至初唐约4000首诗歌（约3300首六朝作品、《诗经》300首以及数百首古诗和楚辞）中的优秀作品”，并由此创建出了“一个与同代人共有的精神文库”。然而到了宋代，由于唐人作品的总数过于庞大，“现存杜诗有1400余首，加上李白的1100余首与白居易的3100余首诗歌，三位诗人的作品数目就已超过唐前所有诗歌的总和”，因此“宋代文人和今天的读者相似，已不可能再像他们的唐代前辈那样记住所有存诗。7、8世纪诗人的共有性精神文库在11世纪变为选择性精神文库”。黄庭坚作为一名宋代杜诗读者，“不可能在内心重建杜甫以及杜甫同代人在8世纪所拥有的独特的精神文库。因而，宋代文人的阅读是选择性的”。这一段论述实际上在史实与逻辑两个层面都存在问题。首先，从史实的层面来说，按清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统计，留传至清代的先唐诗歌作品已有近万首，这其中还不包括汉代以前的部分。由唐初至丁福保所在的清末，历经一千二百余年的时代变迁，尚有近万首诗歌历经劫难保存了下来，那么在去汉魏六朝未远的唐代，存诗数目必定远不止此。不知倪教授“留传至初唐约4000首诗歌（约3300首六朝作品、《诗经》300首以及数百首古诗和楚辞）”的统计数据从何得来。至于说“现存杜诗有1400余首，加上李白的1100余首与白居易的3100余首诗歌，三位诗人的作品数目就已超过唐前所有诗歌的总和”一句，更是无从说起。且不论倪教授所用的统计数据是“现存”的而非“当时”的，不足以代表三人的实际创作数量，即便将李、杜、白已经亡佚的全部诗歌都加进来，三位诗人的作品总数也绝不至于“超过唐前所有诗歌的总和”。其次，从逻辑的层面来讲，倪教授先称唐代诗人“致力于记忆留传至初唐约4000首诗歌中的优秀作品”，也就是说，唐人的“精神文库”并不包括那些不够优秀的前代诗歌遗产，他们的阅读同宋人一样也是选择性的。而这显然与后文所述的唐代诗人可以“记住所有存诗”自相矛盾。而即便唐人真的记住了前代的全部存诗，按倪教授的观点，唐代诗人的“精神文库”本由这留传下来的“4000首诗歌”构建而成，那么，无论唐人的诗歌总量是否已经庞大到使宋人“不可能再像他们的唐代前辈那样记住所有存诗”，都不会妨碍宋人“在内心重建杜甫以及杜甫同代人在8世纪所拥有的独特的精神文库”——他们只要记住那些“留传至初唐的约4000首诗歌”就可以了。因此，无论从史实还是逻辑的角度来看，倪教授的这一段论述都存在十分严重的漏洞，其论点并不能成立。
此外，在文章第四部分“《江汉》中的老马”一节中，倪教授先是引用了大段宇文所安对《江汉》一诗的解读作为立论基础，尤其强调了其对结尾“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一联的分析：“这是个奇特的自我象征世界，在老马的形象中达到顶峰，老马如同年迈的官员，在临终岁月应当被照顾而不是被放任至无休止地漫游。”“在此诗人也是一匹老马，他流离失所、独一无二，他的境遇不适宜于普通老马，与它们不同，他必须跋涉长途。”继而以此为前提，引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宇文所安的论述进行修正：“宇文所安或已意识到最末联关于老马的暗喻是一个典故，但对此他没有明确指出。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个典故不仅关系到最末联而且关联全诗。诗中‘老马’正是朱熹（1230—1300）所谓‘缝罅处’，全诗通过它‘脉络自开’。它也是本诗‘第二重’意义的关键。”并指出杜甫所用典故出自《韩非子·说林》：
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
按倪教授颇费周折所提出的这一观点，实则并不能算是创新之见。关于《江汉》中“老马”一词的用典，在各类杜诗注本中早有论及。如仇兆鳌《杜诗详注》“老马之智可用，出《韩非子》”、顾宸《杜律注解》“盖即管仲之事而翻案用之”等。而宇文所安对《江汉》一诗末联有失偏颇的解释，南京大学的莫砺锋先生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曾予以指出：“宇文对‘老马’的理解可能源于《韩诗外传》卷八田子方同情被弃老马的故事，但我认为这是用《韩非子·说林》上‘老马识途’之典，正如仇注卷二三引周甸之言：‘不必取长途，取其智而不取其力。’这种理解才与‘落日心犹壮’句相合，而宇文的读法显然与全诗旨意捍格难合。”（《〈初唐诗〉、〈盛唐诗〉书评》，《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而这一批评意见也早已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倪教授以宇文所安的一则学界公认并不恰当的解释作为引论，详加评述后做出一段算不上新见的修正，若非对已有学术成果疏于考察，则不免失之繁冗。
另外，在“《江汉》中的老马”一节的末尾部分，倪教授在对另外五首含有“老马”意象的杜诗的用典进行了分析之后，认为《江汉》中的“老马”一词可能蕴含有《韩非子》中的识途老马、《韩诗外传》中被遗弃的老马和《诗经》中“反为驹”的老马等三重涵义。在此基础上，倪教授对整首诗的尾联做出了解释：“诗歌最末两句‘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主语或许并非特指，只是通常意义上的‘他们’，正如宇文所安所译。但更可能特指统治者们，就像《韩非子》‘识途老马’故事中的齐桓公。末联第1句，正是这些统治者‘存’了老马。在唐诗中，末联两句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含义是相当普遍的，因而‘统治者’也可能同样是末联第2句的主语。在这种理解下，末联第2句的含义即为：由于老马（即杜甫）‘识途’，统治者（即唐代宗）便无须再走遥远的路途，而能选择一条更好更合适的道路。”在这里，倪教授对此诗的尾联似乎给出了一种迥异于前人的新颖解释。然而这种解释是否真的符合诗意，笔者认为仍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首先，从词意的角度来讲，按照倪教授的说法，“长途”相对于“更好更合适的道路”而言，应当是并不十分令人满意的“遥远的路途”，也即绕远路的意思。然而检索《全唐诗》中提到“长途”一词的诗句，如“连镳赴长途，五马当路嘶”（岑参《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大战希游刃，长途在着鞭”（张祜《送韦正字贯赴制举》）、“南国贤侯待德风，长途仍借九花骢”（徐夤《送王校书往清源》）等，其中的“长途”二字虽然也是指“遥远的路途”，但更多着意于强调路程的漫长艰辛，或表达任重道远之意，并没有体现出“绕远路”这样一层偏于否定的意思。其次，从结构与文义的角度来讲，《江汉》前三联皆以作者本人作为抒情摹景的动作发出者。如果尾联按倪教授所说的那样，以两句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含义，并将主语换成“统治者”，不仅这种转换会显得扞格突兀，而且还会使结尾与前三联产生十分明显的割裂感，使全诗的文气不够流畅。同时，还会让“老马”一词所蕴含的原本丰富的涵义变得单薄，不足以体现出杜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热切志意，削弱了结尾的情感力度。
然而，尽管倪教授此文对杜甫诗的个人解读尚存有对史料与文献疏于考辨、论证逻辑不够严密等问题，但全文在理论方法层面，依然有着不可磨灭的闪光点。其中所体现出的独特的观察视角、融贯中西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诗歌文学本体的重视，都是值得我们吸收与借鉴的。面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当本着平和的心态与客观审慎的态度，“既肯定其带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理论素养和思维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颖的观点，也指出他们在文本解读、诗意阐释以及论点归纳等方面的错误和不足”（莫砺锋《新旧方法之我见》，见《宁钝斋杂著》，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以其所长，补己所短，以期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