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石洲诗话》

清代翁方纲撰，共八卷。前五卷评唐、宋、金、元诗。第六卷为《渔洋评杜摘记》，对王士祯(渔洋)评语，辨析真赝，且多批驳。第七、八卷分别解说元好问、王士祯的《论诗绝句》。此书集中阐发了翁方纲标举的“肌理说”。

翁论诗“必以肌理为准”，认为诗必言诸肌理，而文求其实际。对“肌理”的理解有几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肌理即文理，是对诗歌风格的要求;二是认为肌理指义理， “义”一是指继承朱彝尊，王奇龄、厉鹗的学问理论，一是指融经入诗，写诗以发挥经典思想;三是认为肌理是指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学问，有时也兼指文理。翁方纲曾说： “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肌理，应兼指义理与文理，是质实的内容和雅丽的形式的统一。翁方纲曾对“理”字进行区别，其《杜诗“熟精文选理”的“理”字说》曰：理当“根极于六经”，此“理”即义理，是指以六经为主的儒家学问; “风雅颂，三经也;赋、比、兴，三纬也，皆理也。”“言有物”是“理之体”，“言有序”是“理之经” (这与方苞理论相近)，所言之“理”即是文理，对文学技巧形式因素的要求。翁认为诗歌创作要以义理为主，文理为辅，但诗要做到理不外露，俟读者而后说之。翁极崇宋诗，认为“宋诗妙在实处”， “宋人精诸，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宋人“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诗日密。”这种观点充分体现了当时学问家、经学家的观点。把诗视为“合性情卷轴而一”的东西，重点在于学问，而对诗歌情感的要素有所忽视，袁枚批评其是“误把抄书当做诗”。

书中对“以临摹字句为主”的“格调说”给予了批评，认为格调说之病在蹈袭， “泥于格调而伪体出焉”，但他并不反对格调，而是要以“穷形尽变”之变来矫之。翁虽然十分推崇王士祯的“神韵说”，但又不满于它的空寂，要以“正本探源”之法矫之，并提出“欲以肌理说实之”，企图把神韵、格调、肌理说熔为一体。所以，从实质上看， “肌理说”只是对“神韵说”和“格调说”的发展和修正，并没有提出什么积极意义的观点，只是在旧学说上涂上一层“学问”的色彩，在诗歌创作中进一步加强对儒家思想的宣传而已。正由于其拟古的本质，所以此书绝口不提袁枚所主张抒写性灵，写真性情，重“真”、 “活”、 “新”的“性灵说”。肌理说是与当时清代文坛上出现的“考据、义理、词章”理论相呼应的，在当时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