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的魅力

本专栏前面讲“练字”，曾举出诗僧齐己“一字师”的故事。说他拿自己作的《早梅》诗见诗人郑谷，其中有句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说：“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晚唐五代流传许多类似的传说，不一定可靠，但它们反映了当时诗坛上雕琢字句的风气。这个《早梅》诗里的“一”字确实用得很好，深得冒雪冲寒的早梅的风情。而从写法看，这也可说是仔细观察、深得物理的写实：早梅之“早”，必有一枝首先开放。在汉语修辞里，数词“一”往往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用在诗词里，成为表达诗意的手段，具有特殊的魅力。

人们耳熟能详的如李后主的《虞美人》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江”本意是一条江，但在这里，形容“春水”，描摹江水一派浩瀚汹涌的气势，比喻愁情浓郁、不可遏制的宣泄。从音律看，也可以写“大江”“满江”，而“一江”蕴涵了更丰富、更引人联想的意象。

陆游的诗《临安春雨初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夜”本意是“整夜”，用在这里，传达出“春雨”淅淅沥沥不止、诗人整夜似睡不睡中听“春雨”的安详愉悦的心声。

刘禹锡的咏史诗《西塞山怀古》用“一”字表达的是另一番景象，写的是西晋讨伐东吴战事：“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王濬的战船沿长江东下，当时东吴曾横江拉起铁锁，试图加以阻拦，但被焚毁，孱弱的东吴军队迎风出降，石头城上竖起一片降旗。这“一片”不是“一面”，而是许多面、一大片，形象地展现东吴军无斗志、兵败如山倒的惨状。

以上三例的“一”，表达的都是扩展的意象。“一”是“全”“大”“多”，等等。而用在上下文里，表达的又不只是单一的“全”或“大”等，给人提供充分的想象空间，造成鲜明、生动的意境。

白居易《长恨歌》的名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描写在仙界的杨贵妃。不讲以花喻人的比喻手法，单讲“梨花一枝”，与前面说的齐己早梅的“一枝开”写得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枝”梨花，亭亭玉立，高洁而寂寞;春雨滋润的梨花，凝结雨露的梨花，温润美丽。这“一枝”梨花比喻已经成为仙真的杨贵妃，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上一例与前面三例相对照，这个“一”字表达的是集约的意象，是“单”“小”“少”，等等。但它们给人的印象却不是寡淡、单一的，同样表达出意蕴丰满的形象。

诗人往往把“一”字和其他数字配合起来，会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如前面已经介绍的杜牧的“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再信手举些例子。先看李白《宣城见杜鹃花》，这首诗又见杜牧集，题作《子规》：

蜀地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这是怀念故乡的诗。子规，鸟名，又名杜鹃，传说为古蜀王杜宇之魂所化。春末夏初，昼夜啼鸣，其声哀切。在宣城见杜鹃花，联想传说中的子规，引起对故乡的追忆。连用三个“一”“三”两个数字，造成叠加的印象。又张祜的《宫词》：

故国三千里，深宫十二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张祜，中唐诗人，《唐才子传》上说他“乐高尚，称处士”，没有做过官;又说“骚情雅思，凡知己者悉当时英杰”，交好的有白居易、杜牧等人。他的生平行事多靠传闻，异说颇多，可参看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里吴在庆所撰相关条目。这是一首古体五言诗，常见的宫怨主题。故国，故乡，在“三千里”之外，锁闭深宫十二年之久，已经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河满子”是一首流行乐曲，据说传自名叫何满的人。关于其人、其曲传闻异辞，有说是开元年间的，也有说天宝年间的;有说他因罪系狱作此曲，也有说临刑进此曲得赦免的。总之，这是一首悲凉感人的乐曲。又据《韵语阳秋》记载，这个曲子“一曲四词歌八叠”，是复叠的长曲。而张祜的诗写仅仅“一声”《何满子》，就让人泗泪滂沱，可见歌者声调之凄苦悲凉。杜牧称赞张祜的诗说，“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前一联诗出七律《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后一联出七律《酬张祜处士见寄》，就是指这首《宫词》。又《全唐诗》里张祜名下有《孟才人叹并序》，说唐武宗疾笃，迁住便殿，有宠爱歌妓孟才人表示要以死相殉，歌一声《河满子》而气绝云云，事迹传闻世间，贡士多为文咏叹，张祜有七绝诗曰：“偶因歌态咏娇，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河满子》，下泉须吊旧才人。”传说见晚唐康骈《剧谈录》卷上，或许这是依据张祜诗制作的传说，七绝则是拟作。

“思想性”强的例子，如陆游的《夜泊水村》，抒写抗金报国的志向，有句曰：“一心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一心”对“双鬓”，上句表决心报国、不畏牺牲的心情，下句写自己已形容衰老，壮心不已。

又苏轼的诗《溪阴堂》：

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吟。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阴。

这首诗利用数字与前面讨论的杜甫《绝句》“两个黄鹂”类似，都是“实数”。有声有色、形神毕肖地描写夏日田园景致，抒写闲散自得的心情。

同样是抒情的，写爱情的，元张可久（约1270—约1350）的《天净沙·春情》：

一言半语恩情，三番两次叮咛，万劫千生誓盟，柳衰花病，春风何处莺莺。

可久，名伯远，号小山，以字行，元曲名家，与乔吉并称“双璧”，与张养浩并称“二张”。他的这首小令，前三句八个字，三个数目字，小儿女娓娓倾诉衷情的语气活灵活现，照应下面青春易逝的感伤和真挚爱情的渴望。这些数字帮助这首篇幅窘窄的小令造成语尽情遥的艺术效果。

数字构成辞藻

回过头来看前面引述杨慎《丹铅余录》讲的杜牧诗句“二十四桥眀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

本专栏曾讲作为“诗语”的“辞藻”。汉语文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些辞藻是带数字的。从古及今，积累起不少，如今还在不断地创造出来并广泛应用，如“五讲”“四美”之类。这种类型辞藻的形成和使用与思维方式，这是题外话。在诗词里，有些被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成为意象鲜明、具有表现力的诗语，例如上面杜牧两句诗里的“二十四桥”和“七十五长亭”即是。前一句出《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这首小诗意象极其优美，有一种如梦如幻的艺术效果。扬州是淮南节度使驻节地，大和七年（833），杜牧曾在那里任幕职，住过两年，韩绰是他的同僚。大体和杜牧同时的徐凝有（《忆扬州》）诗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扬州的月色在当时以风景优美名满天下。杜牧从扬州转职东都洛阳，写诗寄给友人，怀念江南风光和浪漫情境，设想友人正在扬州瘦西湖的桥边月下，与美人相伴吹箫。短短的二十八字，描绘一幅江南月色小景，对友人寓艳羡于调侃，友情的怀念寄托其中。

这里的“二十四桥”是一座名为“二十四”的桥，还是二十四座桥，历来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二十四桥又名吴家砖桥，或红药桥，并具体指出在熙春台后。如今瘦西湖上据以恢复了“二十四桥”景点。另一种说法是有二十四座桥，并一一列举出名称。但在杜牧诗里，“二十四桥”成了扬州美丽风光的象征，浪漫风情的符号，已经和具体的桥或多少座桥无大关系。后来诸多诗人把它当作典故用在作品里。如韦庄有《过扬州》七律：

当年人未识兵戈，处处青楼夜夜歌。花发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风多。淮王去后无鸡犬，炀帝归来葬绮罗。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

韦庄（836？—910），晚唐人。唐末黄巢起义，广明元年（880）围困扬州，从此城池衰败。韦庄曾辗转流移江南，路过扬州，写诗哀悼。他用了“二十四桥”做典故。这本是歌舞升平的象征，如今一片“空寂”，写出繁华都城的残破。

欧阳修和苏轼都有知扬州然后又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市颍州区）的经历，是相当有趣的巧合;他们都为此写过抒发感慨的诗，又都用了“二十四桥”典故。欧阳修的《西湖戏作示同游者》诗说：

菡萏香清画舸浮，使君宁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

苏轼《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诗说：

太山秋毫雨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二十四桥亦何有，换此十顷玻璃风。……

两首诗都是拿“二十四桥”指代扬州的富庶繁华，并用颍州的西湖风光来作对比，都是抒写外物不萦于怀的潇洒放旷的心情。

利用“二十四桥”来表达丧乱之感更为精彩的有南宋姜夔的《扬州慢》，有小序：

淳熙丙申至日，余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住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这阕词里“二十四桥”是给主题点睛的词语。“淳熙”是宋孝宗年号，“三年”是公元1176年。词里说的“胡马窥江”指金兵于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和绍兴三十一年（1161）两度南下，扬州遭受兵焚，北宋以来得到恢复的繁华的扬州城又遭到严重破坏。诗人过访战乱后的扬州，和韦庄一样，写词表达痛悼的心情。序里的“千岩老人”是著名诗人萧德藻的号，姜夔是他的侄婿。姜夔的这阕词巧妙地隐括杜牧诗的意象和言句，抒写出一代繁华城池兵焚残破的悲哀。“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用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用杜牧《赠别》：“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诗写的是歌舞升平景象，而这里写的是战火破坏的“废池”“空城”，静寂中传来凄凉的号角声。后幅用杜牧的经历来衬托。杜牧又有另一首《赠别》有句曰：“聘聘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又《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都是抒写风流才子在扬州的浪漫生活，“重到”的“空城”更显得荒芜寂寞。最后用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诗里的“二十四桥”典故收尾。这座桥作为扬州当年繁华美景的象征，景物依然，但物是人非，只留下无限的忧愁、怅惘。

文天祥抗元，在广东潮州被俘，押解到大都（今北京市）途中作诗，集成《指南后录》。其中《望扬州》诗说：

阮籍临广武，杜甫登吹台。高情发慷慨，前人后人哀。江左遘阳运，铜驼化飞灰。二十四桥月，楚囚今日来。

当年阮籍过刘邦、项羽争战的河南荥阳广武山发出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新唐书》记载杜甫曾和高适、李白一起到汴梁，登吹台怀古。“遘阳运”指逢厄运。“铜驼”本是宫殿前的装饰，“铜驼化飞灰”指南宋灭亡。以下也是用“二十四桥月”指代扬州。文天祥当年南下抗战，曾路经扬州，现在被俘再来，顾念今昔，无限伤痛。

杨慎举出的另一句“故乡七十五长亭”，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云：

杜牧之《齐安城楼》诗：“呜咽江楼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盖用李太白《淮阴书怀》诗“沙墩至梁苑，七（集本作‘二’）十五长亭”。

“长亭”本来是古时行旅休憩处，据传古时道路十里设一长亭，故有“十里长亭”之说。北周庾信《哀江南赋》上说“十里五里，长亭短亭”。这里的“短亭”一词则出自诗人的联想。

借用“七十五长亭”用得好的，如杜牧《题齐安城楼》诗：

呜轧江楼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

这是杜牧会昌（841—846）年间出守黄州时的作品，独上江楼，游宦思乡，路途无限漫长。

清初的田雯（1635—1704），担任过贵州巡抚，也是诗人，有《古欢堂集》，他的《三角店》诗，

蛮方闻道已休兵，何事军书夜未停。土屋柴门三角店，愁人七十五长亭。

这是写于他平定贵州苗民叛乱途中，也是感叹中原的遥远。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说：“鲁直《竹枝词》：‘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皆相沿袭也。”后来王士祯《师友诗传录》上又说：“唐诗如‘故乡七十五长亭’，‘红阑四百九十桥’皆妙，虽算博士何妨，但勿呆相耳。所云‘点鬼簿’，亦忌堆垛。高手驱遣，自不觉也。”为什么桥是“二十四”，长亭是“七十五”，驿是“五十三”，说不出什么道理。但是这些数字用在诗里，借助诗人描写的意象，都带上了联想、象征的意趣，成了典故。后人加以借用，能够增添情趣，成为有效的艺术手段。

上面这些带数字的“诗语”是诗人创造的。下面举一例，本是现成事典，被诗人使用。

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信陵君以至后来的秦吕不韦养士，《史记》上都记载说门下“客”三千人。这“三千”显然是夸饰的概数，用来表宾客众多，后来成了相当稳定的辞藻，被在多重意义上用在诗文里。

李白《见访却之武陵立马赠别》诗：“大梁贵公子，气盖苍梧云。若无三千客，谁道信陵君。”这是赞扬来访者门庭好客，显然是个有相当地位的人物。又《江上赠窦长史》：“相约相期何太深，棹歌摇艇月中寻。不同珠履三千客，别欲论交一片心。”这是说自己把窦长史看做心心相印的朋友，不是权贵门下客的泛泛之交。吕温《道州送戴简处士往贺州谒杨侍郎》诗：

羸马孤僮鸟道微，三千客散独南归。山公念旧偏知我，今日因君泪满衣。

吕温（772—811），中唐人，善诗文，与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友善，是政治上具有革新意识的人物。王叔文等进行“永贞革新”，他正出使吐蕃，失败后没有受到牵连。不过到元和三年（808），因为和宰相李吉甫有隙，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这首诗是在道州给戴姓处士去贺州（今广西贺州市）拜会杨凭的送别诗。诗题里的“杨侍郎”即指杨凭，是柳宗元的岳父，元和四年任京兆尹，被御史中丞李夷简劾奏，贬贺州临贺尉。诗里用“山公”即西晋时的山涛比拟杨凭，司马炎称帝，任山涛为大鸿胪，受到信重，先后担任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要职，以选贤用能著称。“三千客散”则指杨凭贬贺州，门下僚友星散，戴处士是其中之一。戴大概是南方人，不忘旧情，回到南方，去贺州拜访杨于陵，路过道州，吕温送别。吕温用“三千客”这个词语，感戴杨凭的知遇之恩，致同情于杨凭的被贬谪，宾客零落，又表达与戴处士的同病相怜之感。

把“三千客”用在诗里，流传遐迩的还有一首署名贯休的作品，全文是：

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东南永作擎天柱，谁羡当年万户侯。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流传一个有趣的故事。贯休（832—912）是晚唐五代诗僧。据北宋和尚文莹在《续湘山野录》里记载，这首诗是贯休投献给晚唐担任镇海、镇东节度使，割据江东的钱镠的。据说贯休前往拜见时，“（钱）镠爱其诗，遣客吏谕之曰：‘教和尚改十四为四十州，方与见。’休性褊介，谓吏曰：‘州亦难添，诗亦不改。然闲云孤鹤，何天而不可飞邪？’遂飘然入蜀……”不过按史实考察，钱镠担任领地十四州的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在乾宁三年（896），那一年贯休已经离开江东入蜀，不可能那个时候去拜访钱镠。《宋高僧传》有记载说贯休“乾宁初，赍志谒吴越武肃王钱氏，因献诗五章，章八句，甚惬旨，遗赠亦丰”。《宋高僧传》编撰于太平兴国七年（982），距离贯休活动时间不远，所述应当有所依据。贯休这件献诗故事应当是据根据这个记载编造的。不过就诗论诗，写得确实不错。格律精严不论，立意巧妙地寓讽喻于颂扬，出在晚唐五代，这篇作品是有相当积极的政治意义的。其中颔联，上句用“三千客”典，比喻钱镠如古代孟尝君等“战国四公子”，爱才好士，宾客众多，名满天下;下句写他凭军功执掌两镇大权，统辖杭、苏、常、升、润等十四州。前句虚写，后句实写，虚、实映衬。如此颂扬钱镠爱才好士，威震东南，符合献诗的惯例，这是“虚”的揄扬。“实”的意思在尾联。传说钱镠让他改“十四州”为“四十州”，他恃强跋扈、扩张领地的野心发露无余，而贯休不畏强势，断然拒绝，诗的结尾反而规劝他为维护唐王朝统一做出贡献，点出讽喻的主题。钱镠先是被唐朝廷封为越王，又被五代后唐立为吴越王，终于立国，这是后话。

如上所说，数字本来是枯燥的。但由于中国诗歌有精严的格律，又由于汉语文单音节、方块字的形式上的鲜明特征，诗人们以数字入诗，数字成了传达诗情的手段，具有相当的表现力。数字入诗的艺术魅力，也体现了汉语、汉字的强大魅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